8岁小舅子越看越像我儿子，鉴定后我俩当场崩溃

在饭桌上说着不咸不淡的话。
她问我公司里的项目，我问她今天累不累。
我们像两部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地扮演着夫妻的角色，却没有任何温度。
那块石头，压在我心里，越来越沉。
我没有去质问她，没有像个疯子一样把家里砸个稀巴烂。
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我陷入更被动的境地。
我需要一个答案，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
我等了一个月。
等到一个寻常的午后，我去学校接沈小宝放学。
阳光很好，他背着书包，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讲着学校里的趣事。
我把他带到一家医疗机构。
我对他说，学校要求做健康档案，需要几根头发。
他很听话，低着头，让我从他后脑勺上拔了三根。
窗口的护士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收了样本和钱，给了我一张回执单。
走出那家机构的大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白色的楼。
我感觉自己像个卑鄙的小偷，偷走了一份本不该属于我的真相。
但我不后悔。
三周后，一个白色的信封躺在我公司的信箱里。
没有署名，只有机构的标志。
我拿着那个信封，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手心全是汗。
我没有立刻拆开。
我只是站着，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像鼓点一样敲击着胸腔。
我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熟悉。
我转过身，看见沈月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她也在这家公司上班，我们共事六年，其中三年是夫妻。
她穿着一身职业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化着精致的妆。
她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手里的那个信封。
她的脚步，在距离我五步远的地方，慢慢停了下来。
走廊里的光线很亮，亮得有些刺眼。
我看见她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她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我们就这样隔着五步的距离，对峙着。
空气像是凝固了。
然后，我看见她的眼眶，一点一点地变红了。
水汽在里面聚集，却迟迟没有落下来。
她低下头，视线落在光洁的地板上。
下一秒，她的膝盖弯了下去。
她就那样，直挺挺地，跪在了走廊冰冷的地板上。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