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只碗------------------------------------------，上回咱们说到沈越泽在那个小县城里吃了一顿***，留了一张名片，开着车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他走了，可他留下的那张名片，像一颗种子，落在一个女人的心坎上。。，是吧？可这天底下的事儿，有时候就是这么巧——最土的名字，偏偏长出了最香的兰花。，咱们这就从头说起。---，有个不大不小的村子，叫王家沟。王家沟窝在两座秃山的夹缝里，沟底一条干河沟，春夏秋冬四季，只有夏天发大水的时候才有水，其余时候就剩一沟的石头蛋子。，穷得叮当响。可再穷的地方，也得有人住，也得有人过日子。，当家的叫王德贵，早几年死了，留下一个老婆子张桂兰和一个儿子王大力。张桂兰是村里出了名的厉害角色，那张嘴，骂起人来能三天三夜不带重样的。王大力随**，脾气暴，心眼小，喝了酒就动手，村里人背地里叫他“王老虎”。，托人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隔壁**沟的，姓林，叫翠花。，瘦瘦小小的，脸上还有点儿婴儿肥，扎着一根大辫子，见人就低着头，说话蚊子哼似的。她爹林老栓是个老实人，种了一辈子地，啥也没攒下。她娘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叫建国，那年才十五，正上初中。，说起来就是一笔买卖。王家出一万二的彩礼，林家把翠花嫁过去。一万二，在那年月，够林家还债、给老娘看病、供弟弟再念两年书了。。？她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抽了一宿，第二天眼圈红红的跟她说：“花儿啊，爹对不住你。可你弟……你弟得念书啊。”，拉着她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地掉：“闺女，女人呐，嫁谁不是嫁？认命吧。”。
这三个字，翠花听了二十年。打小她就听，听她娘说，听***说，听村里那些婶子大娘说。女人就得认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条扁担扛着走。
翠花把辫子拆了，重新编了一遍，擦了擦眼睛，说：“行。”
那是腊月十九，她二十岁的生日。天上飘着雪花，她穿着一件红棉袄，坐在牛车上，晃晃悠悠地进了王家沟。
村里的孩子们追着牛车跑，喊：“新媳妇来咯！新媳妇来咯！”
翠花低着头，攥着手里的那把瓜子，一颗也没磕。
她不知道，这一低头，就是八年。
列位看官，咱们不说那八年里每一天的日子，只说这第八年的腊月。
腊月十九，翠花二十八岁生日。
这天早上，鸡叫第三遍的时候，她就醒了。这个生物钟她养了八年，比墙上那块走走停停的石英钟还准。她不用看表，光听鸡叫就知道是什么时辰——头遍鸡叫凌晨三点，二遍四点半，三遍五点刚过。
身旁的王大力翻了个身，鼾声像拉风箱。昨晚又喝了酒，打鼾比平时更凶。翠花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脚刚落地，寒气就从脚底板往上蹿。
她摸黑穿好衣服。棉袄是四年前做的，早就薄了，棉花都结成了硬疙瘩，穿上跟裹了一层纸似的。她没有开灯，电费贵，张桂兰说了，谁要是敢在夜里开灯，就从谁的水钱里扣。
厨房在院子东边，土坯垒的，窗户糊着去年的报纸。翠花推门进去，灶台上一片狼藉，昨晚的碗筷还堆在水盆里没洗。她挽起袖子，把手伸进冰水里。
水面上结着一层薄冰，碗筷冻在了一起。她用指头一根根掰开，慢慢洗着，不敢发出太大声响。
洗完了碗，开始生火做早饭。灶膛里的火光照着她的脸——颧骨高高凸起，两颊凹陷，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看着不像二十八，倒像快四十了。她的手尤其显老，指节粗大，指甲盖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手背上青筋暴起，像枯树的根须。
熬了玉米糊糊，蒸了红薯。张桂兰牙口不好，红薯得蒸得软烂，筷子一戳就透的那种。王大力爱吃贴饼子，她昨天就和好了面，这会儿贴在锅边，一锅出来，下面是糊糊，上面是饼子，省柴火。
刚把饭端上桌，西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翠花！猪喂了没有？”
张桂兰的声音像破锣，又尖又响。她今天穿了那件蓝布棉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嘴唇上还抹了点红——镇上逢集，她要去赶集。
“喂了，妈。”翠花低着头把糊糊盛进碗里，“后院那头昨天有点不爱吃食，我加了两把麦麸……”
“不爱吃食？你是不是又没刷猪槽？”张桂兰的眼睛瞪得像铜铃，“跟你说了多少回，猪比人精贵，猪槽要三天一刷，你长耳朵是出气的？”
翠花的嘴张了张，想说自己前天刚刷过，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说了也没用。
王大力这时候也从屋里出来了，光着膀子披件军大衣，眼睛还没睁开就喊：“翠花！倒洗脸水！”
翠花赶紧去灶房舀热水。铜盆里兑好了温水，端到王大力面前。王大力弯腰洗脸，水花溅了一地，翠花蹲下来用抹布擦，王大力一脚踩在她手指上。
“哎呀！”翠花疼得叫了一声。
王大力低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说：“咋的了？”
“没……没啥。”
王大力哼了一声，把擦脸的毛巾往她头上一扔，坐到桌前开始吃饭。抓起贴饼子大口嚼，玉米糊糊喝得呼噜响，红薯剥了皮直接往嘴里塞。
翠花从地上爬起来，左手食指肿了起来，指甲盖下面渗出一丝血。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咸的。
“翠花，你杵那儿干啥呢？过来盛饭！”张桂兰拍着桌子喊。
翠花走过去，先给婆婆盛，再给王大力盛。给自己盛了半碗，坐在桌角，掰了半个红薯慢慢吃。
“今天赶集，”张桂兰用筷子指着她说，“你去把后院那只芦花鸡抓了，拿到镇上卖了。”
翠花一愣：“妈，那只鸡还在下蛋……”
“下蛋下蛋，一天一个蛋顶啥用？”张桂兰眼珠子一转，“翠花啊，你弟弟不是要结婚了吗？咱也得表示表示不是？**昨儿托人捎话来了，说彩礼还差三千块，让咱帮忙凑凑。”
翠花低着头，盯着碗里的糊糊。
她弟弟建国要结婚了，对象是隔壁村的，要六万**礼。爹妈拿不出来，东拼西凑还差一万多，三天两头让人捎话让她帮忙。可她哪里有？在这个家里，她连一分钱都摸不着。
“妈，”翠花鼓起勇气，“上回建国的订婚钱，我已经……”
“上回是上回！”张桂兰“啪”地把筷子摔在桌上，“怎么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弟结婚你不出钱，你让我们老脸往哪儿搁？”
王大力嘴里嚼着饼子，含混不清地说：“就是，你弟的事就是咱家的事。再说了，你又生不了娃，以后还不得靠你弟给你养老？”
翠花的脸一下子白了。
生不了娃。
这四个字像一把刀子，扎在她心口上，扎了八年，还没扎够。
她不是不能生。五年前她怀过一次，三个月的时候在地里干活，被张桂兰催着挑水，一桶水没挑到地头就见了红。送到卫生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没了。大夫说她身体亏得厉害，需要好好养一两年。
可张桂兰等不了，王大力的拳头更等不了。
每次喝了酒，他就骂她“不下蛋的母鸡”，骂急了就动手。有一回用板凳砸她，砸断了她一根肋骨，疼了她三个多月。
“行了行了，”张桂兰不耐烦地摆摆手，“哭丧个脸给谁看？快去抓鸡，再不去集就散了。”
翠花放下碗，默默地走出屋。
后院那只芦花鸡正蹲在窝里，咕咕叫着，**下面压着一个白花花的蛋。翠花蹲下来，把手伸进鸡窝，摸到那个蛋，还带着母鸡的体温。她把蛋轻轻放在旁边的草窝里，伸手去抓鸡。
芦花鸡扑棱着翅膀，咯咯叫着从她手里挣脱了。翠花追了两步，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她龇牙咧嘴。咬咬牙又追上去，终于把鸡抓住了。鸡在她手里挣扎，爪子蹬在她手背上，划出几道血痕。
翠花抱着鸡站在院子里，忽然就不动了。
她就那么站着，怀里抱着那只还在下蛋的芦花鸡，站在腊月的寒风里。风吹着她单薄的棉袄，吹着她皲裂的脸颊，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她忽然想起来，她嫁过来那年也是腊月。那天下着大雪，她穿着红棉袄，坐在牛车上，晃晃悠悠地进了这个村。那时候她才二十岁，虽然也知道这桩婚事是用一万二的彩礼换来的，但她心里还是存着一点念想——
只要她勤快，只要她听话，日子总能好过的。
八年了。她勤快了八年，听话了八年，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换来的是冬天光着脚踩冰碴子，换来的是被板凳砸断的肋骨，换来的是“不下蛋的母鸡”这个称呼。
“翠花！你抓个鸡是要抓到过年吗？”张桂兰的声音从屋里炸出来。
翠花回过神来，抱着鸡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脚下踩到一块冰，身子一歪，芦花鸡扑棱着翅膀飞了出去。翠花想抓住它，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地上，手里端着的那个碗——就是她刚才喝糊糊的那个粗瓷碗——“哐当”一声摔碎了。
碎片溅了一地。
声音不大，可在那个安静的早晨，每个碎片落地的声音都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
屋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张桂兰的声音像炮仗一样炸开了：“你个扫把星！你个败家精！那碗才买了几天？你摔了几个了？你上辈子是摔碗的托生的？”
张桂兰冲出屋来，指着翠花的鼻子骂。唾沫星子喷在她脸上，翠花低着头跪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碎片。手指被碎片划破了，血珠渗出来，和地上的泥水混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一个碗多少钱？两块钱！两块钱够买三斤棒子面！你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就会摔碗！”张桂兰的声音越来越大，“我说你两句你还摔碗，你是不是不服？你是不是想翻天？”
“妈，我不是故意的……”翠花的声音很小，小得像是从喉咙缝里挤出来的。
“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摔碗，要是故意的你是不是要把房子点了？”张桂兰扭头朝屋里喊，“大力！大力你给我出来！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会干啥？饭做不好，猪喂不好，碗倒摔得好！连个蛋都不会下，养只母鸡还能吃个蛋呢，养她顶个屁用！”
王大力从屋里走出来，昨晚的酒劲还没过，眼睛红红的，脸色铁青。他走到翠花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她。
翠花不敢抬头。她盯着地上的碎片和血珠，身子微微发抖。
“你摔碗？”王大力的声音很沉，沉得让人心慌。
“我没有……是不小心的……”
王大力没等她说完，一脚踹在她肩膀上。
翠花整个人朝后翻过去，后脑勺磕在地上，“嗡”的一声，眼前一片发黑。她听见张桂兰在说“活该”，听见王大力说“一天到晚惹老子生气”，然后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回了屋。
她就那么躺在地上，躺在摔碎的粗瓷碗和泥水里，躺在腊月的寒风里。
后脑勺疼得厉害，肩膀也疼，手指还在流血。她盯着灰蒙蒙的天，天上连一片云都没有，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盖在那里。
一只蚂蚁从她面前爬过。蚂蚁很小，小到一阵风就能吹跑，但它还在爬，不知道要爬到哪里去。
翠花忽然想，蚂蚁都知道往前走，她呢？
她在这条路上走了八年，越走越窄，越走越黑，走到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她从地上慢慢爬起来，把碗的碎片拢到一起，用一片破布包好，放到院子角落的垃圾桶里。然后她把手上的血在棉袄上擦了擦，去后院重新抓那只芦花鸡。
芦花鸡已经回窝了，**底下又压了一个蛋。
翠花看着那个蛋，看了很久。
她没有去抓鸡。
她转身去灶房，把剩下的半锅玉米糊糊盛到一个瓦罐里，揣上两个红薯，裹上那条灰扑扑的头巾，出了门。
她没有去赶集。
她沿着村口那条土路一直走，一直走，走出了村。
路两边是光秃秃的田地，玉米茬子像刀子一样竖在地里。远处是灰蒙蒙的山，山上什么都没有。风很大，吹得她头巾猎猎作响。
翠花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她只是不想在那个院子里多待一秒钟。
走到村口老槐树下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下来路。村子还在那里，灰扑扑的土墙，矮趴趴的屋顶，像一堆破烂堆在那里。
她忽然想起来，八年前她就是坐着一辆牛车，从这条路进村的。那天她穿着红棉袄，头上戴着**巾，手里攥着一把瓜子。村里的孩子追着牛车跑，喊“新媳妇来咯，新媳妇来咯”。
那时候她才二十岁，还不知道接下来等待她的是什么。
翠花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瓦罐里的玉米糊糊已经凉了，她端起来喝了一口，凉的，甜的。她又咬了一口红薯，凉的，也是甜的。
走着走着，她忽然站住了。
因为她想起来了——今天是腊月十九，是她二十八岁的生日。
没人记得。连她自己都差点忘了。
翠花站在空荡荡的土路上，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没有哭出声。她不敢哭出声。在那个家里，连哭都是不被允许的——张桂兰说过，哭丧个脸给谁看，家里又没死人。
所以她学会了无声地哭。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流下去，流过那些皲裂的口子，**辣地疼。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的血和泥蹭了一脸。
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
一辆破旧的中巴车从土路上颠簸着开过来，车身喷着白漆，漆面脱落了一**，露出下面生锈的铁皮。挡风玻璃上贴着一个纸牌，上面用红漆写着“县城”。
翠花看着那辆车，站了很久。
车门“吱呀”一声开了，司机探出头来：“走不走？”
翠花没动。
“不走别挡道啊！”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
翠花忽然像是被惊醒了一样，她扭头又看了一眼村子的方向，然后又转回来，看着那辆破旧的中巴车。
她攥紧了手里的瓦罐。
“走。”
翠花上了车。车上的座位破破烂烂的，坐垫里的海绵都露出来了。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瓦罐放在膝盖上，红薯揣在怀里。
车上没几个人，一个裹着花头巾的老**，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还有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没人注意她，没人问她要去哪里，没人问她为什么大早上一个人出来。
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扬起一路黄土。
翠花透过落满灰尘的车窗往外看，村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灰点，消失在地平线上。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只芦花鸡，今天下的那个蛋，她没拿走。
她把它留在鸡窝里了。
鸡蛋还在。鸡还在。那个家还在。
但她走了。
翠花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闭上眼睛。
瓦罐里的玉米糊糊洒出来一些，洇湿了她的棉袄。红薯还揣在怀里，温温的，像是她身上唯一还活着的东西。
中巴车在土路上颠簸着，“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像她来的时候坐的那辆牛车。
八年前她坐牛车来，带着一个红箱子，箱子里是她娘给她做的两床棉被和一身新衣裳。
今天她坐中巴车走，带着半瓦罐玉米糊糊和两个红薯。
她没有带棉被，也没有带新衣裳。
但她带走了自己。
窗外的风呼呼地吹，吹得车窗哐啷哐啷响。
翠花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树木、土墙、电线杆。
她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体里活过来了。
很小很小，像那只蚂蚁一样小。
但它活着。
列位看官，这翠花坐着中巴车去了县城，她不知道县城里有什么在等着她。她不知道什么叫“越泽餐饮”，不知道什么叫“菜品研发”，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叫沈越泽的人，会因为她做的***而记住她。
她只知道一件事——她得活下去。
可活下去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二十八岁的农村女人，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没有手艺，没有文化，在这个世道上，能怎么活？
咱们下回再说。
（欲知翠花如何在县城立足，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