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清明谷雨

楼下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大概是顾清明在找醒酒药。

我忽然想起了七年前我们的初见。

那时候我大三，在电视台实习，扛着摄像机满城跑新闻。

其中有个采访对象是农民工。

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了，包工头跑路，开发商不认账，一家人连医药费都凑不齐。

我想要帮他，半个月内跑了七个部门，却处处碰壁。

直到在**门口撞见顾清明。

他是第一个愿意接手这件工伤赔偿**案子的公职人员，虽然他当时只是法官助理。

在他的推进下，包工头被抓回，农民工拿到了赔偿款，手术很成功，拯救了他们一家。

我对顾清明说：“谢谢你。”

他惜字如金：“嗯。”

就一个字。

但我却笑了很久。

那时候的顾清明，还不是现在这个坐在审判席上、面无表情宣判“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的**官。

那年他刚满二十四，谈起法律时眼里有光。

顾清明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会在下雨天把伞让给我，自己淋着跑回家。

他不会记得**节，但会在我赶新闻稿忘记吃饭的时候，默默点好外卖送到台里。

他不会在朋友圈秀恩爱，但会把我随口说的一句“想去看海”记在备忘录里，在我生日那天请了假，开车带我去了三百公里外的海边。

结婚的第二年，他当上了法官。

第一次穿上法袍的那天，他有些局促地问我：“像不像样？”

我靠在他肩上，说：“像，像全世界最帅的法官。”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后来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但我从来不抱怨。

因为他每次回来，都会先去卧室看看我有没有睡着。

如果我没睡，他会坐在床边，跟我说今天庭审遇到的事。

我生下儿子时，他二十四小时守在病房里，喂奶换尿布都是他来。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他抱着儿子，小心翼翼地，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珍宝。

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

一家三口，平平淡淡，白头偕老。

后来我才知道，人这一辈子，最不能信的就是“以为”。

儿子三岁这年，肖雪的案子来了。

杀夫。

顾清明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跟我说：“这个案子**压力很大，怎么判都要被骂。”

我说：“你不是只认法律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

起初一切正常。

**，举证，质证，辩论。

检方证据链完整，肖雪当庭哭诉被冤枉，双方撕破了脸，有种不死不休的决绝。

之后顾清明就开始频繁地加班。

以前他也加班，但会提前告诉我。我问他案子是不是很难，他说还好。

我问他肖雪这个人怎么样，他说“被告而已，没什么好说的”。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没看我。

后来儿子在托儿所不慎从高处跌落，性命垂危。

我给顾清明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次没接，第二次挂了，第三次直接关机。

我一个人守在急救室外，哭到差点儿昏厥。

儿子最后还是没抢救回来。

凌晨四点，他回了一条消息：“案子到了关键阶段，走不开。”

我没回。

儿子下葬那天，我让律师拟定了离婚协议。

然后我开始申请德国柏林大学的新闻研究生。

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家，离开那个让我用了七年才看清的人。

这些事，以后有人替他做了。

那个叫肖雪的女人，应该很乐意。

柏林大学通过的很快，我成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德国的签证审批需要七个工作日天。

我等得起。

七天以后，飞机从浦东起飞，经法兰克福转机，目的地柏林。

一万两千公里。

足够远。

足够我与顾清明相隔半球的两端，再回不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