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
曹国强盯着票据看了好一会儿，又看了看他的脸。三张票据上的品名和数量全都对得上三轮车上的货，日期全是上个季度的过期账。曹国强没有笑，但也没有再翻登记簿。他把票据还给江淮安，说了一句“别让我逮到你**票证”，就走了。
江淮安把**教给他的那句话记在心里——做生意不是跟规则对着干，是让规则发现你比它想的更有用。
他在曹国强手底下的这几条街坊里，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街道工厂缺原料，他就去找；供销社积压的库存没人要，他去清；粮站门口倒腾粮票被扣的愣头青，他顺手帮忙调解——不是因为他爱管闲事，而是因为调解完他能借机翻一下粮站的进出账，从中找到下一批可以利用的差价机会。曹国强后来在街上碰到他，虽然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模样，但不再拦他的车。
三千块变成六千块的关口，江淮安遇到了两件意外。这两件事，每一件都和**有关。
第一件。那天中午，有人带了一大群人到江月明的三轮车前面闹事。领头的是个中年男人，头发梳得油亮，指着江月明的摊位说她卖的袜子“仿冒国营厂牌”，必须全部没收。市场里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江淮安听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江月明被围在人堆中间，她的竹竿撑子被人踹翻了，几双袜子掉在泥地里。她没哭，蹲在地上把袜子一双一双捡起来，然后站起来跟那个男人说：“我进的货有出厂单子，你凭什么说是仿冒？”
那个男人掏出工作证，往三轮车上一拍。市管处的。
江月明拿着那**作证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这工作证上的章颜色不对。”男人一把夺回工作证，脸涨成了猪肝色——在那个年头，“冒充市管人员”可不是小罪名。周围人群里一阵骚动，那几个人骂骂咧咧地撤退了。
江淮安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根本不是偶然。江月明那批袜子的出厂单子，是他帮她从供销社渠道调来的，走的都是正规路子。但市管会盯上她，是因为有人举报——举报她的人，是这条街上另一个卖袜子的小贩，嫌她抢了生意。
第二件事发生在那天晚上。江淮安替江月明把三轮车推回去，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才把口袋里帮她收好的东西掏出来。其中有一本记账本，封皮上沾着泥。他翻开本子看了看。账本的前半部分记的都是每天卖了多少袜子、进了多少货，字迹歪歪扭扭。翻到后半部分的时候，他的手指忽然停住了。那几页纸上写的不是账，是他的名字。江淮安。后面跟着几个字：推车、看货、能信。
他合上账本，靠在墙上，许久都没有动。
第三章 第一块金砖
江淮安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自己“赚差价”的模式从零敲碎打升级成系统化的商业操作，而升级的前提是，他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和一笔足够大的启动资金。这两样东西，1984年都不好搞。但他知道很快就要来了——1984年秋天，中央会发布《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城市**正式启动，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会迎来第一波**红利。
他等的就是这个。
在等待**落地的间隙，江淮安把精力投向了另一条线。他要在信息差之外，建一条时间差——提前垄断一批即将暴涨的商品资源。1984年，钢材价格双轨制的价差正在急剧扩大。计划内钢材每吨才几百块，计划外的市场价格已经逼近千元。谁手里有计划内的调拨单，谁就能拿到比市场价格低一半的货源，转手就是暴利。但计划内调拨单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需要在物资系统中有深厚的关系。
江淮安没有关系。但他有信息。他知道省城郊区有一家叫“红光”的街道五金厂，正在为一批特种螺丝的订单发愁。这批螺丝要用到一种特殊规格的冷镦钢，全市只有一家国营大厂能生产，但国营大厂的最低起订量是五十吨，红光厂只需要三吨。红光厂厂长找了各种关系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大厂不想为三吨的订单调整生产线，而小厂买不起五十吨的货。
这个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在江淮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