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姓，给了我

代少见的灵动和倔强。
阎馨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那个笑和刚才给蒋嘉豪的笑完全不同。
刚才的笑是表演，是面具，是她在所有人面前戴了二十八年的那副“好脾气女孩”的面具。现在这个笑是她给自己的，真诚的、滚烫的、带着一点苦涩又带着一点决绝的笑。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在上面打了一行字：
“第一步：外婆给我的手账本被毁了。”
打完这行字之后，她又加了一行：“第二步：经济独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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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阎馨为什么会对一本手账本被毁这件事产生如此剧烈的内心反应，就必须先讲清楚另外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给了她生命，但也几乎摧毁了她对“家”这个词的全部想象。
这两个人，一个叫苏明，一个叫阎爱玲。
苏明是阎馨的父亲。
在阎馨二十八年的记忆里，这个男人出现过的次数比不出现的次数少得多，但这个反差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他的出现，每个季度大概回来一两次，春节大概率回来，但也不是一定。
他在外面做生意，至于做什么生意，阎馨从小到大问了无数遍，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模糊的“进出口贸易”。后来她长大了，学会了在网上查企业的工商信息，发现苏明名下挂着三家公司，注册资本都不小，但其中两家已经显示“吊销，未注销”。
苏明不回家的日子里，阎爱玲的情绪就会变得格外不稳定。
她会把衣柜里苏明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件一件地叠好，再一件一件地塞回去，最后蹲在衣柜前哭。
她会坐在阳台上抽很多很多的烟，***的味道飘进阎馨的房间，不管窗户关得多严实都挡不住。
她会给苏明打很多很多个电话，从“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到“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到“苏明你不是人”，语气随着通话时长的推移逐渐升级，最后往往以摔手机收场。
苏明回家的日子里，阎爱玲的情绪会更加不稳定。
因为苏明回来并不意味着家庭团聚，而是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
他会挑剔饭菜的口味，会说阎馨的成绩不好是因为像了***笨脑子，会把阎爱玲新买的衣服从头到脚评价一遍，用词精确到“这件衣服的领口开得太低，你是不是想让别人看你的胸”。
阎爱玲会笑，会讨好他，会在他面前装出一副温顺贤惠的样子，但只要苏明一出门，那张笑脸就会像面具一样垮下来，摔在地上碎成八瓣。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阎馨学会了一件事：不要成为任何人注意的目标。因为她发现，只要她足够安静、足够乖巧、足够不惹眼，苏明和阎爱玲的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在彼此身上，而她会像透明人一样安全地穿过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冷战、每一次摔东西的声音和高分贝的哭喊。
她把这个本事练得炉火纯青。
在学校里，她是最不起眼的那个学生。
成绩中上但不拔尖，性格温和但不突出，长相清秀但不惊艳。她从来不在课堂上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从来不在班会上发表意见，从来不在朋友圈发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老师对她的评价永远是“这孩子很乖”，同学对她的印象永远是“人挺好的”。
没有人讨厌她，但也没有人真正记得她。
这种透明感在成年以后变成了一种生存策略。
在职场上，她是那个永远不争不抢的人。加班她去，功劳别人领，方案被人剽窃了她也只是笑笑说没关系。她以为善良和忍耐是一种美德，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足够宽容、足够不计较，世界就会对她温柔以待。
世界并没有。
真正让阎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她二十二岁那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年她大学毕业，拿到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的offer。
除夕夜，苏明难得回来过年，一家三口坐在饭桌上。阎爱玲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时蔬、**鸡汤，每道菜都用了最好的食材，因为苏明回来。
苏明吃到一半忽然放下筷子，看着阎馨，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问了一句：“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
阎馨说了公司的名字，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