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我师傅在关中刨了十年土

师傅的债，我来还------------------------------------------。，泛黄发脆，折痕处已经磨出了毛边。上面的字是冯三刀写的，歪歪扭扭，墨迹深浅不一——“今借到冯德厚***壹仟元整，月息三分，利滚利，三年为期。借款人：廖文远。担保人：无。一九八五年十月初八。”，是后来加上去的，笔迹更潦草：“已续期至一九***冬。”再往下，又是一行：“再续至一九九一年腊月。”，利息就往上涨一截。到一九九一年腊月，本金加利息，已经是六千四百块。。一九九一年的六千四百块。。当时西安城郊一栋带院子的小二层楼，也就七八千块钱。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一百出头。六千四百块，够一个工人****攒五六年。，放回桌上。铜钱还压在原来的位置。。被子拉到胸口，那条瘸腿在被子底下僵僵地支着，膝盖处的布料磨得发亮。他的眼睛闭着，呼吸很轻，但我注意到他搁在被子外面的手指头在轻轻敲着床沿。一下，一下，节奏很慢，像在听什么声音。“地听”的手法。拿铜棍往地下一杵，通过回音的频率判断下面是生土夯土还是空腔。师父这双手敲了一辈子地，到如今没东西可敲的时候，手指头不自觉地还在敲。“师父。”我喊了一声。。“师父，我知道你没睡着。”，他才睁开眼睛。左眼那只耷拉着眼皮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右眼转过来看着我。那眼神里没有醉意，清醒得很。“你起来看。”我指了指桌上的借条。，只是说了一句：“别看了。没用。”
“我有用。”
我拉过一条板凳在床边坐下，板凳腿刮着地面发出吱呀一声响。屋里很暗，窗外的光透进来，照在师父那条瘸腿上。裤腿卷起来的地方露出一截小腿，那上面的疤我从小说看到大，闭着眼睛也能描出来——一条是长的，从膝盖往下一直到脚踝，是骨头断了以后做手术留下的。旁边还有好些小的，圆形的，扁的，那些是当年在墓里被虫子咬的。
“师父，”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搞到钱。”
师父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从我头上慢慢看到脚下，又慢慢看回去。然后他忽然坐起来，动作幅度太大牵动了那条瘸腿，疼得他龇了一下牙。
“你想干啥。”他说。
“你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那你把那根铜棍拿出来干啥了。”
师父愣了。我转身走到墙角，掀开一堆旧报纸和破布，指给他看。铜棍就藏在报纸底下，已经擦过了，包浆油亮油亮的，铜面上能照出人影来。旁边放着一双旧胶鞋，一套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电池是新换的。
师父沉默了很久。
“那是防身的。”他说。
我没接话，就那么看着他。师父被我看得不自在，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烟盒。那烟盒瘪了，里面只剩一根烟，他叼出来点上，火柴划了三下才划着。
“你不准去。”他说，声音闷闷的。
“为啥。”
“因为这不是你该干的事。”
“那你就能干了？”我忽然觉得嗓子里有一股气往上顶，“你都瘸了一条腿了，还要下去？你那眼睛一到暗处就看不清东西，你自己不知道？你要出了事——”
“我出了事，还有你叫魂。”师父打断我，“你出了事，谁叫你魂？”
我被他这句话噎住了。
窗外的风刮了进来，把桌上那张借条吹得动了动。铜钱压在上面，稳住了。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正好看到“六千四百”那几个字。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手从小拿笔，茧子长在中指侧面，跟师父那双被洛阳铲磨出满手厚茧子的手完全不一样。我这双写作业的手，下去能干点啥？挖土挖不动，抠砖抠不下来，撞见古人的机关连跑都跑不动。
师父说的有道理。他这行从来不带累赘。
“但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一个人更不行。”
“我谁都不带，”师父把烟从嘴里***，烟头上的灰掉了，落到被子上，他没拍，“这趟我一个人去。”
“那冯三刀找的那两个人呢？”
“推了。”
“韩秃子呢？”
“也推了。”
“那钱呢？”
师父沉默了。
我把板凳往前挪了挪，离他近了些。师父身上有股子烟味和膏药味，还有一股子说不清的味道——是老木头、铜锈和旧书页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他铺子里常年就是这个味儿。
“师父，”我说，“你记不记得我十二岁那年掉河里的事。”
师父的手停了一下。
那年冬天，我跟镇上的孩子去渭河边上玩。河面结了冰，我踩上去，冰裂了，整个人掉进冰窟窿里。是师父跳下去把我捞上来的。他上来以后我没事，他自己的腿却在冰水里泡了太久，那年的冬天他的瘸腿比以往都疼。但这件事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一个字。等我大些了，从满仓嘴里听说了细节，才明白师父那么不爱想起那一年，不光是因为腿。
他当时在岸边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这辈子你要有啥过不去的坎，师父替你扛。”
我把这句话原样还给他。
屋里安静了好一阵子。院墙外有路过的小贩吆喝了一声，拖得长长的尾音消失在巷子里。
师父把烟吸完，在床头的铁皮烟灰缸里碾灭了烟头。火星子溅出来，落在铁皮上，很快就灭了。然后他掀开被子，把那条瘸腿挪到床边。膝盖弯了弯，又伸直，来回试了好几下，才扶着床沿慢慢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过程我一直看着。动作很慢，很费劲，但他不要我扶。手撑在床沿上，指关节因为用力发了白。
站稳以后他走到墙角，把那根铜棍拿起来。铜棍在昏暗的屋子里泛着微微的光。他把铜棍往地上轻轻杵了一下，砖缝里传来一声闷闷的回响。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屋子里，听着格外清晰。
他听了听，又杵了一下。这回声音更沉了些。
“夯土。”他说，眼睛看着地面，“底下这一片是夯土。当年盖这院子的时候，地基打了两米深。”他把铜棍往墙角一靠，转身看着我，“你知不知道这夯土跟墓里的夯土有啥区别。”
我说不知道。
“墓里的夯土更老。年头越久的夯土，铲子打上去的回音越实。就跟敲鼓一样，新鼓面是脆的，老鼓面是闷的。你听不出来，就找不准位置。找不准位置，就挖偏。挖偏的结果是三样——累死、气死、被**抓着判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又成了平时教我看东西的那个调子，不急不慢，一字一句。说完他看了我一眼。
“我这手艺，要传只能传你。但我一直没传。你知道为啥。”
“知道。因为这不是啥正经手艺。”
师父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不是好笑。
“你爹临死前把你托给我，说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廖，把娃拉扯大就行，别的不求你。’我答应他了。”
师父很少提我爸。我只知道我爸是在铜川矿上被砸死的，死的时候才三十来岁。我妈走得更早，生我的时候大出血，没救过来。我爷爷奶奶把我送到师父跟前来的时候，我还没满月。师父那时候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刚从他师父手里接过这根铜棍没几年。
“那借条的事，”我说，“你打算咋办。”
师父没说话，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阵冷风灌进来，屋里那个廉价灯泡晃了晃。门外就是老巷子，石板路坑坑洼洼，两边的墙上长满了青苔。天已经大亮了，阳光照在巷子口的槐树枝上。
“我去找冯三刀谈谈。”他说。
“然后呢。”
“然后再说。”
他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披上，铜棍靠在门框边上，他没拿。他出门的时候步伐尽量想稳，但那条瘸腿每走一步都会顿一下，好像膝盖里卡着什么东西。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师父的背影在巷子里走远了，一高一低，慢慢变窄。巷子尽头拐角的地方有一堆碎砖头，他路过的时候侧了一下身子才绕过去，但脚步没停。
我听见旁边有动静。是老猫。他蹲在隔壁房檐底下低头啃着什么，见我看他，举了举还剩半个的烧饼：“你师父刚出门了？脸色不太对。”
我点了点头。
老猫嚼着烧饼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巷子口那棵老槐树上有一只麻雀扑棱棱飞了起来，落在更高的枝头上，歪着脑袋往这边看。
我转身回屋。
桌上那张借条还在，铜钱压在上面。我把铜钱拿起来看了看，就是一枚普通的乾隆通宝，磨得锃亮，边上有一道磕痕。师父说这道磕痕是五十年代在洛阳乡下铲地皮时，一个老大娘拿斧头敲的，因为怀疑他用假铜钱骗人。
我把铜钱放回借条上。想了想，又拿起来，揣进了兜里。
然后我走到墙角，把那双旧胶鞋拎起来看了看。底还没磨平，鞋面有两个补丁。我把鞋放在脚边比了比，刚好。
那天下午我没去学校。
教导主任派人来找过我，说还有一学期就高考了，不能随便缺课。我让隔壁王姨捎了个口信回去，说家里有急事，过几天再回。
下午四点多，师父还没回来。院子里老枣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地上。我坐在门槛上，把那根铜棍拿了过来。铜棍大概三尺长，拇指粗细，一头磨得光亮，另一头包着一圈铜箍，是在地里杵的时候防磨损的。
拿在手里比我想的要沉。手心里握着的地方已经被人盘出了深深的指痕，那是不知道多少年、多少座墓、多少铲土磨出来的痕迹。我把耳朵贴在铜箍那一头上，拿手指头弹了一下，铜棍发出嗡嗡的颤音，声音很清脆，但低下去的时候带着一点闷——那是实心铜的回音，要是空心，声音会更响更散。
师父说过，“地听”这门功夫，全在耳朵上。同一根棍子，不同的人能听出不同的东西。他师父当年能听出地下三丈以内的土层结构和空腔大小，到了师父这一代，只能听一丈多。到下一代——
师父没有下一代。除非算上我。
我把铜棍放到一边，回屋开始收拾东西。翻出一件最旧的卡其布外套，一条膝盖上打了补丁的裤子，一双解放鞋。这些东西平时没机会穿，压在柜子底好几年了，拿出来抖了抖，全是樟脑丸的味儿。
然后我坐下来，开始给师父写信。
信写了两张纸。第一张写了很多，我说师父你别一个人扛，你不欠谁的，要欠也是我欠你的。第二张我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只剩一句话——
“明天晚上，我跟你去。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我把信叠好压在铜钱底下。铜钱还搁在借条上，借条还搁在桌上那个烟灰缸旁边。
做完这些，天已经暗下来了。晚风灌进巷子，老槐树的枝条沙沙响。远处传来火车站方向拉长的汽笛声，在老城里回荡。
院门吱呀一声响。是师父回来了。
他进来的时候脚步比平时更慢，那条瘸腿拖得比往常更沉了些，鞋底磨着石板地哗啦啦的。我赶紧把信从桌上拿过来折好放进口袋里。
他走进屋子，把中山装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往床沿上一坐，好一会没出声。过了半晌，才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冯三刀说那两个苦力推不掉。明天晚上动身。彬县北边山里。路不好走，得骑自行车去。”
他顿了顿，抬起那只没受伤的眼睛看着我。
“你把柜子里那双胶鞋拿出来。胶底防滑，洞里头潮。”
我捏了捏口袋里的那张信纸，说：“好。”
信没必要给了。
那年我十九岁。我师父五十三。
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头，就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