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何生生

一下，那种笑让杜城心里发堵。做记者这些年，他学会了一件事——社会底层的人往往对世界抱有最大的善意，而这种善意，恰恰像镜子一样照出别人的冷漠。“你们记者也不容易，”老周说，“我女儿说了，现在报纸都快没人看了。”
杜城想反驳，但发现无从反驳。
在这个城市，人人都是记者。举着手机拍短视频的，开直播喊“老铁666”的，在各种社交平台发小作文的。真相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没人关心谁在说真话，只关心谁的嗓门大。而真正在新闻现场的人越来越少了——不是不想去，是养不活自己。杜城的工资已经连续三年没涨过，上个月扣完房贷，卡里只剩一千六百块。他今年三十二岁，未婚，所有的积蓄都押在那套期房上，开发商还在“保交楼”的名单里挣扎。
“杜老师，您真该看看。”老周的女儿周小禾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她今年十三岁，正上初二，成绩常年全班第一，用的台灯是从垃圾站捡回来修好的，灯泡从来不超过二十瓦。“这是您的文章吗？我妈给我看的时候，我哭了一晚上。”
杜城接过那张纸。
是打印的。A4纸，黑白，字迹有些模糊。标题是他曾经拟过的——“留一盏灯给那些看不见的人”。那是他三年前写的一篇随笔，发在一本发行量只有几千册的文学杂志上，连**妈都不知道他写过这个。
“您知道吗，我们语文老师把这篇文章在课堂上念了。”周小禾的眼睛亮晶晶的，“她说这是她这些年读过最好的文字，让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一句话——‘记者是这个社会的眼睛，眼睛里不能只有光鲜的风景，还要有那些被遗忘在阴影里的人。’”
杜城低下了头。他怕自己再看周小禾的眼睛，会哭出来。
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过有人用“记者”这两个字，带着这样的敬畏和期待了。在他的办公室，在行业论坛，在各种饭局上，人们谈起记者，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同情、惋惜、甚至嘲讽。“还在当记者呢？真有情怀。你们报社还能发得出工资？现在还有人看报纸？”
他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那年，全班六十个人，四十七个去了媒体。五年后的同学会，还留在新闻一线的，算上他，五个。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