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叫沈鸢,嫁进陆家那年十九岁。媒人上门的时候我妈激动得把茶杯都打翻了,说沈家祖坟冒青烟了,闺女嫁进陆家这辈子不用愁了。我爹倒是沉得住气,抽了半天的旱烟,最后把烟杆往门槛上一磕,说陆家那门亲事不简单,你自己想清楚。我没想,那时候我才十九岁,根本不懂什么叫“门当户对”,只知道陆衍之长得很好看,说话的时候声音低低沉沉的,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银戒指,笑起来嘴角只翘左边,右边纹丝不动,看我的眼神温温的,像春天刚化的雪水。后来我才知道那种眼神不是温柔,是一个人在看一件替别人保管的遗物时的郑重。
成亲那天陆家抬了八抬大轿来迎亲。轿子是旧的,轿帘上绣的交颈鸳鸯已经褪了色,但轿杆是新的,新刷的朱红漆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我穿着我妈赶了三个通宵缝好的嫁衣坐在轿子里,红盖头遮着脸,耳边全是鞭炮声和唢呐声。唢呐吹的调子很怪,不像喜乐,倒像送葬时吹的那种长音,呜呜咽咽的,从巷口一直跟到祠堂门口。
拜堂的时候我从盖头底下往旁边瞄了一眼,看到陆衍之的侧脸。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大褂,胸口系着红花,站得笔直,但他的眼睛没有看我。他穿过祠堂的天井,直直地看向祠堂深处那扇常年锁着的黑漆木门。门楣上刻着三个字:储衣阁。
磕完头之后他没有牵我进洞房。他让我在祠堂门口等着,说他先去给娘磕个头。他说的“娘”不是他亲娘——他亲娘在他七岁那年就过世了,死因是“痨病”,但实际上她在死前三个月还一个人走到储衣阁门口,在门槛上坐了一整夜,天亮之后回房自己把嫁衣叠好放进了樟木箱子最底层,然后对着镜子把头发剃了。他说的“娘”是顾沈氏——陆家每一代长媳都叫顾沈氏,名字写在族谱上的同一个位置,牌位摆在祠堂里的同一个角落,死因填在死亡证明的同一栏里,连坟头都是同一排的同一朝向。她们是不同的人,但她们在这间祠堂里的痕迹被叠成了一个。
他跪在那扇黑漆木门前,从贴身的内袋里摸出一把铜钥匙,把锁打开了。门缝里透出一缕暗绿色的光,不是油灯的颜色,是一种更幽更冷的、像月光照在水底石头上的那种暗绿色。我闻到一股很淡的香味,不是香炉里的檀香,是一种更甜腻的、像是陈年的绸缎被樟脑丸浸泡太久之后散发出来的气息,甜味底下压着一股极淡极淡的铁腥气。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眼睛有些红,袖口湿了一小片,手里多了一样东西。
他走到我面前,把那样东西递给我。是一枚铜质的符印,只有拇指盖大小,四四方方的,表面布满了铜绿,中间刻着一朵还没绽开的花苞。符印的边缘缺了一小块,缺口里的断茬上还沾着一点干透了但依稀可辨不是铜锈的红褐色残迹。他说这是陆家的规矩,每一代长媳都要把这枚符印贴身戴着,戴足三年。我问戴足三年之后呢。他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看向祠堂深处那扇黑漆木门的门框——门框上的漆已经被反复开关磨出了一道很深的凹槽,凹槽的位置刚好对着一只女人的手搭在门框上的高度。他说活满三年就解了。
婚后第二个月,陆衍之带我去了一趟城东的裁缝铺。那家铺子在一条很偏的巷子里,巷口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拐不进去,巷子名叫槐花弄,但整条弄堂里一棵槐树都没有,只有墙根下歪歪扭扭地长着几株没人打理的野棠梨。铺子门面上刷的红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木板,招牌上只剩一个“裁”字还能勉强认出来。铺子里只有一个老裁缝,姓沈,跟我同姓,年纪很大了,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背驼得很厉害,走路的姿势很轻,步子软得像一只老猫贴着墙根在走。
他从后堂捧出来一口暗红色的老式锦盒,放在我面前。锦盒的绒面已经磨秃了很大一块,边角露出发黑的硬纸板,锁扣上的铜合页生了绿锈,关不严,缝里透出一股陈年的樟脑味和烧过的香烛碎屑混合在一起的焦甜气。陆衍之替我打开锦盒,里面躺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
不
成亲那天陆家抬了八抬大轿来迎亲。轿子是旧的,轿帘上绣的交颈鸳鸯已经褪了色,但轿杆是新的,新刷的朱红漆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我穿着我妈赶了三个通宵缝好的嫁衣坐在轿子里,红盖头遮着脸,耳边全是鞭炮声和唢呐声。唢呐吹的调子很怪,不像喜乐,倒像送葬时吹的那种长音,呜呜咽咽的,从巷口一直跟到祠堂门口。
拜堂的时候我从盖头底下往旁边瞄了一眼,看到陆衍之的侧脸。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大褂,胸口系着红花,站得笔直,但他的眼睛没有看我。他穿过祠堂的天井,直直地看向祠堂深处那扇常年锁着的黑漆木门。门楣上刻着三个字:储衣阁。
磕完头之后他没有牵我进洞房。他让我在祠堂门口等着,说他先去给娘磕个头。他说的“娘”不是他亲娘——他亲娘在他七岁那年就过世了,死因是“痨病”,但实际上她在死前三个月还一个人走到储衣阁门口,在门槛上坐了一整夜,天亮之后回房自己把嫁衣叠好放进了樟木箱子最底层,然后对着镜子把头发剃了。他说的“娘”是顾沈氏——陆家每一代长媳都叫顾沈氏,名字写在族谱上的同一个位置,牌位摆在祠堂里的同一个角落,死因填在死亡证明的同一栏里,连坟头都是同一排的同一朝向。她们是不同的人,但她们在这间祠堂里的痕迹被叠成了一个。
他跪在那扇黑漆木门前,从贴身的内袋里摸出一把铜钥匙,把锁打开了。门缝里透出一缕暗绿色的光,不是油灯的颜色,是一种更幽更冷的、像月光照在水底石头上的那种暗绿色。我闻到一股很淡的香味,不是香炉里的檀香,是一种更甜腻的、像是陈年的绸缎被樟脑丸浸泡太久之后散发出来的气息,甜味底下压着一股极淡极淡的铁腥气。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眼睛有些红,袖口湿了一小片,手里多了一样东西。
他走到我面前,把那样东西递给我。是一枚铜质的符印,只有拇指盖大小,四四方方的,表面布满了铜绿,中间刻着一朵还没绽开的花苞。符印的边缘缺了一小块,缺口里的断茬上还沾着一点干透了但依稀可辨不是铜锈的红褐色残迹。他说这是陆家的规矩,每一代长媳都要把这枚符印贴身戴着,戴足三年。我问戴足三年之后呢。他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看向祠堂深处那扇黑漆木门的门框——门框上的漆已经被反复开关磨出了一道很深的凹槽,凹槽的位置刚好对着一只女人的手搭在门框上的高度。他说活满三年就解了。
婚后第二个月,陆衍之带我去了一趟城东的裁缝铺。那家铺子在一条很偏的巷子里,巷口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拐不进去,巷子名叫槐花弄,但整条弄堂里一棵槐树都没有,只有墙根下歪歪扭扭地长着几株没人打理的野棠梨。铺子门面上刷的红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木板,招牌上只剩一个“裁”字还能勉强认出来。铺子里只有一个老裁缝,姓沈,跟我同姓,年纪很大了,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背驼得很厉害,走路的姿势很轻,步子软得像一只老猫贴着墙根在走。
他从后堂捧出来一口暗红色的老式锦盒,放在我面前。锦盒的绒面已经磨秃了很大一块,边角露出发黑的硬纸板,锁扣上的铜合页生了绿锈,关不严,缝里透出一股陈年的樟脑味和烧过的香烛碎屑混合在一起的焦甜气。陆衍之替我打开锦盒,里面躺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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