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3月，护校学生，二十岁，眉心有痣。第二具，1995年11月，会计，二十五岁，眉心有痣。第三具，1996年8月，无业，二十二岁，眉心有痣。**具，1997年5月，文员，二十九岁，眉心有痣。第五具，1998年2月，幼师，二十六岁，眉心有痣。第六具，1998年9月，研究生，二十四岁，眉心有痣。
第六具之后，案件就停了。卷宗上最后一条记录是1999年3月：“专案组解散，案件暂存。”我翻到第六具的详细资料。死者叫宋棠，师范大学研究生，二十四岁。她被发现的位置和其他人不同，离岸边更近，说明凶手当时可能受到了惊扰。尸检报告上有一行铅笔小字，是老队长陈国良写的：“死者胃内容物有未消化的红豆粥，推测死亡时间为餐后两小时内。”我用手机拍下了那张照片。
然后我看到卷宗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七个字：“还差一个，她最好。”笔迹不是陈国良的，是某个人留的。我手指冰凉。还差一个。1998年9月之后，应该还有第七个。
第七个是我。
1998年10月17日，周五，雨。我记得那天。我放学后一个人走在回家的巷子里，雨不大，但我没带伞，低着头跑。一个人在巷口叫住我，问某某路怎么走。我停下来给他指路，他说听不清楚，让我走近一点。我走近了。然后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很淡的消毒水味，混着某种类似****的化学气味。后来我学了犯罪心理学，才知道这叫“触发记忆”。但当时十二岁的我，只觉得那个味道让我头皮发麻。他伸出手，像是在等我靠近。我没有。因为那天我发烧三十八度七，整个人昏昏沉沉，只想回家躺下。我含糊地说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就跑掉了。
第二天，陈国良来我家附近走访，拿着一个素描画像敲了每一户的门。我妈不在家，我开的门。他问我有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男人，我把画像看了很久，摇了摇头。不是没见过，是我不敢说。十二岁的我，不知道自己差点成了第七具**。只是隐隐觉得那个人身上的消毒水味不属于任何一个我认识的职业——他不是医生，巷子附近没有医院，没有诊所。我关上门，把那个味道关在门外，一关就是二十三年。
三天后，第二具**出现。死者叫温晴，二十六岁，花艺师。同样是雨夜失踪，两天后在南城一个废弃的厂房里被发现。死因、勒痕、清洗、修剪指甲、叠放衣物——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他留下了一个东西。温晴的手心里，握着一粒纽扣。不是她的纽扣，是男式衬衫的第二颗纽扣。法医说纽扣被攥得很紧，几乎嵌进肉里，是在极度恐惧中用力抓住的。凶手可能在撕扯中没注意到。
更关键的是，纽扣上提取到了微量DNA，不完整，但足够做一个Y染色体比对。“这是一个信号，”韩青说，“他开始慌了。不，”我说，“他不是慌。他是故意留下的。”
会议室所有人看着我。“你们看这粒纽扣的位置，”我指着照片，“左手，掌心，四指并拢，拇指压在食指上。这不是一个‘抓住’的动作，这是一个‘托举’的动作。凶手把纽扣放进她手里，然后合上了她的手指。”韩青皱了皱眉：“他要我们找到他？他想要我们知道，”我说，“他回来了。二十三年前他没做完的事，他现在要完成。那粒纽扣不是失误，是签名。”
会议室又安静了。我看向白板上两个新死者的脸，忽然觉得哪里不对。我把她们和旧案六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你们看，”我说，“旧案的受害者——护校学生、会计、美院学生、文员、幼师、研究生。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但都有同一个特征点：眉心的痣。而新的两个——舞蹈老师和花艺师，眉心没有痣。”
韩青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什么意思？他的选型标准变了，”我说，“或者说，他的‘需求’变了。以前他在找一张脸，现在他在找一个感觉。跳舞的、插花的，都是和‘美’相关的职业。他不再只是想要那个长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