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丢了一样东西

那个男人站在露台的边缘，背对着我，双手插在西装裤的口袋里。楼下的城市在夜色中铺展开来，万家灯火如同倒扣在地面上的星空。风很大，吹得他的西装下摆猎猎作响。
“林医生。”他没有回头，声音却清晰地穿过风声，“你觉得一个人从三十七楼跳下去，需要多长时间？”
我把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指尖碰到了随身带的氯硝西泮。十年了，我太熟悉这种开场白。每当我以为已经见过所有类型的病人，命运总会送来一个新的。
“大概三到四秒。”我说，“但我不建议你验证。”
他转过身来。三十岁出头，五官端正得近乎刻板，眉骨很高，眼睛在霓虹灯的映照下显出某种不真实的琥珀色。最让我在意的是他的表情——那是一种我从未在任何病人脸上见过的平静。像一潭死水，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顾深。”他伸出手，像在商务场合做自我介绍，“华茂资本合伙人。”
我握住他的手。指尖冰凉，却干燥有力。这不像一个即将**的人该有的手。大多数站在生死边缘的人，手心不是冷汗就是颤抖。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林医生。”
这不是疑问句。我松开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递给他一根。他接过来，很自然地凑近我打着的火机，深吸一口。烟雾从他唇间溢出，立刻被风吹散。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还在开纸质处方的精神科医生？”我问。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转瞬即逝，像水面上的月光被人搅碎。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
这句话让我夹着烟的手指顿了一下。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眼神里没有病人的讨好或敌意，只有某种让我感到不安的坦率。这种坦率我见过——在镜子里的自己脸上。
“说说看。”我靠在露台的门框上。
“一年前开始，我发现自己失去了某种能力。”他又吸了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轮廓，“不是工作能力，不是社交能力。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
“比如？”
“比如看到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我会觉得那是光在玻璃上的折射。”他顿了顿，“但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会觉得那很美。”
我没说话，等着他继续。
“上周我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