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流浪的一年------------------------------------------，灰月在码头上站了很久。。是因为她的腿在发抖，抖得几乎走不动路。货舱里蜷缩的那些日子让她的肌肉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现在突然要重新激活它们，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出**的信号。她扶着码头上的一根铁柱，站了几分钟，等着那阵颤抖过去。，没有人多看她一眼。，拖着一根电缆，眼睛盯着手里的对讲机，差点撞上她。他在最后一刻偏了一下身体，嘟囔了一句灰月没听清的话，然后就走远了。不是故意的无视——在码头上，脏兮兮的、瘦小的、明显是流浪者的孩子，大概是最不值得多看一眼的东西。，才松开铁柱，朝着码头外面走去。。码头的出口在一条大路的尽头，路的两侧是仓库和停车场，远处是居民区的轮廓，再远处是几栋高楼的剪影，在灰蓝色的天空下像一排被削平了尖角的铅笔。。没有行人道，只有柏油路面的边缘和一条干涸的排水沟。她的运动鞋踩在粗粝的路肩上，左脚那只开胶的鞋头每走一步就张一下嘴，像是在不停地打哈欠。。，看到第一块日文路牌的时候，才真正落进她的意识里。路牌是蓝色的，白色的字写着“港南二丁目”，字下面有一个箭头，指向左转的方向。。。南。二。丁。目。，不是靠这四年在高本井水那里学的英语和训练指令，而是靠前世那个叫秋月的女孩——那个在**留过学、能流畅读写日语、手机壁纸上永远放着****女孩。。，还活着。，嘴唇动了动，无声地念了一遍路牌上的字。不是因为她需要念出来才能理解，而是因为她想听到这些音节从她自己的声带里发出来的声音。
她听到了。
日语。
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日语。
虽然只是一个地名，虽然是无声的、只有气流的振动，但那些音节是准确的，重音的位置是对的，语调的起伏是她熟悉的。灰月的眼睛在那一瞬间亮了一下——不是那种充满希望的光亮，而是更微弱的、像是有人在黑暗中划亮了一根火柴，亮了一秒，然后被风吹灭了。
她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夜幕降临时，灰月在一座公园里找到了第一张“床”。
长椅是木制的，椅背已经裂了一条缝，漆面剥落了一**，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长椅的位置在一棵樱花树的下面，但这个季节樱花早谢了，树上只剩下深绿色的叶子，在路灯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黄绿色。
灰月坐在长椅上，把运动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把马尾从背后拉到身前，搭在膝盖上当作一个小小的、毛茸茸的毯子。她蜷起腿，把脚踩在椅面上，整个人缩成很小的一团。晚上的风从公园的空地上吹过来，带着草叶和泥土的气味，把她的耳朵吹得往后压，凉意从耳廓的边缘一直渗透到耳根。
她以为自己会睡不着。
但她很快就睡着了。不是因为安心，而是因为太累了。那种累不是跑完比赛后身体上的疲劳，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从骨头里往外渗透的疲惫——她逃出来了，但逃出来之后呢？这个问题她还没有答案，而她的身体替她做了决定：先活着，先睡觉，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睡到半夜的时候，她被冻醒了。
公园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气温大概降到了十度左右，灰月只穿着一件薄运动外套和一条运动长裤，脚上是一双已经失去了保暖功能的运动鞋。她的手指和脚趾都是冰凉的，嘴唇干裂的地方渗出了一点血丝，血是凉的，比她的体温还凉。
她睁开眼睛，看到头顶的樱花树叶子在路灯的照射下晃动，影子落在她的脸上，像一只一只的手在黑暗中**她的脸颊。
她把自己蜷得更紧了。
没有哭。
只是把脸埋进膝盖里，等着天亮。
第二天早上，灰月被乌鸦的叫声吵醒。
一只黑色的大乌鸦站在樱花树最高的那根树枝上，歪着头看她，眼睛里倒映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乌鸦叫了几声，声音粗粝而响亮，像是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住了又被硬挤出来。
灰月从长椅上坐起来。她的脖子因为一整晚蜷缩的姿势而酸痛，颈椎转动的时候能听到细微的“咔咔”声。她的马尾乱成了一团，昨晚被风吹了一整夜，发丝之间纠缠在一起，像是被人打了个死结。
她用手把马尾拢了拢，没有梳子，只能用手指一根一根地梳理那些打结的地方。有些结解不开，她就直接扯断，断掉的发丝落在她的手背上，浅棕色的，在阳光下看起来近乎透明。
乌鸦又叫了一声，然后飞走了。
灰月从长椅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她的左膝在站起来的时候又发出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咔。这次比在货船上的时候更响，像是一个干枯的关节在互相摩擦。灰月皱了皱眉，但没有去揉。揉不会让它变好，只会让她注意到它有多疼。
她需要吃早饭。
口袋里的钱在货船上用掉了大部分——她花了三十美元请一个装卸工帮她藏进货舱，又花了二十美元买了一个打火机和一把小刀。现在她口袋里剩下的钱换算成日元，大约是四千円左右。四千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能撑多久？如果她每顿只吃便利店的饭团，大概能撑四五天。
灰月走出了公园。
她在街上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找到了一家便利店。店名是“7-Eleven”，和**的一样，但店内的布局不太一样，商品的摆放方式也不太一样。她在货架间走了两圈，最后拿了一个金枪鱼饭团和一瓶水。
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扎着马尾辫，制服穿得整整齐齐。她把饭团和水扫描了条形码，报了一个数字，然后抬起头看了灰月一眼。
那一眼里有东西。
不是认出她是谁——没有人认识她。是察觉到“这个孩子不对劲”。灰月的运动服太脏了，头发太乱了，脸太小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太重了。一个看起来十三岁左右的女孩，独自出现在便利店里，用一把皱巴巴的零钱买一个饭团和一瓶水。
收银员女孩的眼睛在灰月身上停留了两秒。
灰月感觉到了那种目光。她知道那两秒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收银员在犹豫要不要问她“你还好吗”、“你的家在哪里”、“需不需要帮忙”。
灰月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拿起饭团和水，转身走了。
她不需要那些问题。
那些问题后面跟着的东西——**、儿童咨询中心、福利院——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宁愿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吃便利店的饭团，被风吹被雨淋，也不愿意再回到任何一个会被登记在册、被分配编号、被人决定“你应该去哪里”的地方。
她走出便利店，撕开饭团的包装。
饭团是冷的，米饭有点硬，海苔已经不脆了，贴在米饭上，像一层褪了色的绿色包装纸。金枪鱼馅很少，只有一小口，混着蛋黄酱，咸得有点发苦。
灰月站在便利店的门口，把这个饭团吃完了。
她把包装纸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口袋里，而不是丢进垃圾桶。不是因为她有环保意识——是因为她养成了一个在流浪中很快学会的习惯：不在任何地方留下“有人来过”的痕迹。
她不知道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是那些眼睛。
那些年复一年注视着她的、藏在百叶窗后面的、永远在记录她一举一动的眼睛。即使那些眼睛已经在**，即使高本井水可能已经放弃了追她，她还是习惯性地让自己变成一个透明的人——没有痕迹，没有声音，没有影子。
灰月在**的流浪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她花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摸清了这座城市——川崎——的基本情况。
川崎，神奈川县的一座工业城市，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她在货船上看到的那些高楼其实是横滨的方向，她下船的地方是川崎的东侧港口区域。这座城市不像东京那样繁华，也不像横滨那样整洁。它有一种灰蒙蒙的气质，工厂的烟囱、仓库的铁皮屋顶、货运卡车的尾气、以及深夜从居酒屋里飘出来的**烟雾，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属于劳动阶级的、粗糙而真实的气息。
灰月选择了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她做了调研，而是因为她从港口出来之后往北走了几天，发现这座城市里有足够多的“缝隙”可以让她藏身。
“缝隙”这个词是她自己在心里用的。
在大城市里，穷人、流浪者、非法**、以及像她这样连身份都没有的人，并不是从地面上消失的。他们只是被挤到了城市的缝隙里——高架桥下面的空地，废弃工厂的角落，公园深处灌木丛后面的那片不见光的泥地，深夜才开门的网吧的隔间，以及那些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留下的**空置房屋。
灰月在川崎的第一周，睡过的地方包括：
一座立交桥****泥台阶。头顶上的高架桥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车经过，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头顶上倒砂石。但好处是桥面遮雨，下雨的时候那个位置是干的。
一栋废弃的两层小楼的玄关。门已经没有了，玄关的地面铺着瓷砖，大部分都碎了，只剩下靠墙角的一小块还完整。灰月在那块瓷砖上铺了一层硬纸板，睡了两晚。第三晚的时候有人来了——不是**，是一群喝醉了的年轻人，他们推推搡搡地走进来，准备在这栋废弃的房子里**。灰月在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后就醒了，从后门溜了出去，没有让他们看到她。
一个公共厕所的残疾人隔间。这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个地方。她把门锁上，坐在马桶盖上，脚踩在垃圾筐上，整个晚上都没有躺下。不是因为不能躺，而是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身体接触那个地板。天亮的时候她从隔间里出来，洗手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她觉得那不是自己的脸。
后来，在第三周的时候，她在川崎一个老旧的住宅区里找到了一个“家”。
那是一栋公寓楼的公**物间。
公寓楼是昭和年代的建筑，外墙贴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雨水管生锈了，从顶楼一直垂到底楼，在接口处不断渗出褐色的水渍。整栋楼有四层，没有电梯，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的，摸上去凉飕飕的。楼里的住户大多是老人，灰月观察了几天，发现这栋楼的老人不太出门，也不太交流，各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一个个上了锁的盒子。
杂物间在一楼楼梯的下面。
那个空间的形状是三角形的，最高处大约一米五，最低处不到一米。原本是用来放住户的废旧物品和清洁工具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没人用了。门锁是坏的，用一根铁丝代替，随便拧一下就能打开。
灰月第一次推开那扇门的时候，里面堆着一些破旧的纸箱、一个缺了一条腿的折叠椅、以及一把积了厚厚灰尘的拖把。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灰尘的气息，地面是水泥的，很粗糙，有几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房间中央。
灰月在那个杂物间里蹲了一会儿。
她在测量。
测量这个空间能不能让她躺下来。测量这扇门从里面能不能用什么东西顶住。测量空气流通的方向——不能太封闭，否则会闷死；也不能太通风，否则冬天会冷死。
她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杂物间里的东西清了出去。纸箱被她拆开铺在地上，做了一层简易的“床垫”。折叠椅被她用铁丝重新固定了一下，虽然还是有点晃，但至少能坐。拖把被她立在门口当作“门闩”——如果有人从外面推门，拖把会先倒下，发出声音。
她还从那栋废弃的小楼里搬来了几块完整的瓷砖，铺在纸箱上面，用旧报纸塞住瓷砖之间的缝隙。瓷砖比纸箱干净，而且容易擦拭。
灰月站在杂物间的门口，看着自己布置好的一切。
三角形的天花板。水泥墙壁。一个能勉强躺下的空间。一把随时可能散架但暂时还能坐的折叠椅。一扇能用拖把顶住的门。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为自己搭建的“家”。
不是别人分配给她的房间。不是高本井水的铁架床。是她自己在城市的缝隙里找到的、用自己的双手清理出来的、属于她的空间。
灰月在折叠椅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她躺了下来。
头枕着叠起来的运动外套，身上盖着她从废弃小楼里找到的一件旧毛毯——毛毯是灰色的，有破洞，但洗过之后还能用，至少比什么都不盖要暖和。
她看着三角形的天花板。
那个三角形的角度和高本井水家训练场那条终点线的白线没有任何关系。和地下比赛毫无关系。和那些眼睛毫无关系。
她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她睡了在**的第一个完整的、没有被冻醒的觉。
自由。
这是灰月在那些早期的流浪日子里，在心里反复咀嚼的一个词。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灰月从来没有想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事。对她来说，自由是一种更朴素、更基本的东西——是可以自己决定几点起床，是可以自己决定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可以自己决定这个饭团是现在吃还是留到晚上吃，是可以自己决定不说话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看着你等着你说话。
在高本井水的房子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被观察的。几点起床——高本井水敲门。几点吃饭——高本井水把饭端上来。几点训练——高本井水站在场边。她不需要做决定，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人替她做了。她只需要执行。
现在没有人在她旁边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她不是被敲门声吵醒的，而是被阳光从杂物间门缝里透进来的那一道细细的光线唤醒的。那道光线像一根金色的线，从门槛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壁的角落，在地面上画出一条笔直的分界线。
灰月会看着那道光线慢慢地、慢慢地移动。随着太阳的升高，光线会变长，变宽，变亮，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大约早上八点——照亮墙壁上某个特定的位置。
她没有钟表。但她的身体在过去的四年里被训练出了惊人的时间感知能力。她能在一个误差不超过十五分钟的范围内判断出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刻。这是高本井水留给她的为数不多的、有用的东西之一。
灰月会从瓷砖铺成的“床”上坐起来，折叠好那件旧毛毯，叠成整齐的长方形，放在折叠椅上。她会梳头发——用手指，缓慢地、耐心地解开每一个结。她会在门口的雨水桶里舀一碗水——那个雨水桶是她从垃圾站捡来的，放在杂物间外面的楼梯下面，每次下雨的时候都能接满一桶水——用那碗水洗脸，漱口，然后把剩下的水浇在旁边的花坛里，不留下任何积水的痕迹。
然后她会出门。
她的口袋里装着那四千円——现在已经变成三千二百円了。她的运动外套左胸的口袋里塞着那把小刀，右腿裤子的口袋里塞着那个打火机。她的马尾扎得比在高本井水那里的时候更松一些，不是因为技术退步了，而是因为她发现松一点的外表看起来更“普通”——太整洁的流浪儿反而会引起注意。
她会走在川崎的街道上。
清晨的空气是凉的，带着一点湿气。街道上的人不多，只有早起的老人、送报的自行车、和已经开门准备营业的便利店店员。灰月走在人行道的最边缘，身体微微靠着墙壁的一侧，让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这是她在那些眼睛注视的四年里学到的——如果你不想被人看到，就不要走在光亮的地方。
她会在便利店里买一个最便宜的饭团或者一个豆沙面包。然后走到附近的公園里，坐在长椅上，吃完她今天的“第一顿饭”。有时候她会把饭团分成两半，一半现在吃，一半留到下午。她学会了一个判断食物是否足够的方法：如果你在吃完之后还在想“再吃一口就好了”，那就说明你刚刚好。如果你吃完之后觉得满足了，那说明你吃得太多了，下一顿可能会饿肚子。
这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道理，听起来很荒谬，但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这个道理让她多撑了几天。
白天的时间，灰月会用来做一件事：找食物。
不是找钱。钱不够了可以去挣，但她目前没有找到能让她合法地、安全地挣钱的方法。所以她找的是“不需要钱就能得到的食物”。
在川崎，这样的食物比她想象的要多。
便利店的过期便当。灰月在第三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规律——某些便利店会把当天卖不完的便当在晚上十点以后扔掉，扔在店后面的指定垃圾收集点。便当用透明的塑料袋装着，上面贴着“废弃”的标签。但标签只是标签，便当本身是密封的，没有变质，只是过了“最美味期限”。
灰月第一次从一个便利店的后面捡到一盒炸猪排便当的时候，她站在巷子里看了那盒便当很久。密封的塑料包装上有水汽形成的小水滴，透过透明的盖子能看到里面的米饭、炸猪排、几根切丝的卷心菜、以及一小碟酱汁。猪排的颜色是金**的，虽然已经不脆了，但看起来还是很好吃。
她在拿到那盒便当之后，没有立刻吃。
她把它带回了杂物间。
坐在折叠椅上，把便当放在膝盖上，撕开包装的那一刻，她闻到了酱汁和米饭的香气。那种气味在狭小的三角形空间里弥漫开来，填满了每一个角落，让灰色的水泥墙壁都好像变得温暖了一些。
她吃了那盒便当。
很慢。
一粒米一粒米地吃。
卷心菜丝已经不那么脆了，但还有一点甜味。炸猪排的皮和肉之间渗出了肉汁，混着酱汁和米饭，在嘴里咀嚼的时候，灰月觉得这大概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比高本井水买的蛋糕还好吃。
因为这是她自己找到的。
没有人给她。没有人说“吃”。没有人坐在对面看着她用筷子。
她自己找到的，自己撕开包装的，自己在膝盖上捧着的，自己一口一口吃掉的。
她在吃最后一口米饭的时候，停了一下。
米饭在她的舌头上，她**它，没有嚼，也没有咽。她只是让那团米饭在口腔里待了一会儿，感受着温度和甜味。
然后她咽了下去。
她把便当盒洗了，晾干，摞在杂物间的角落里。那些空便当盒后来成了她的“碗”和“盘子”，有时候还能用来接雨水。
除了便利店的过期便当，灰月还发现了城市里的其他“食物来源”。
超市的蔬菜区偶尔会有被碰伤的水果和蔬菜被放在打折区，价格低到几乎等于白送。灰月有一次用五十円买到了一袋三个苹果，三个苹果都有一小块撞伤的淤青，但削掉那块之后，剩下的部分又脆又甜。
公园里的柿子树。川崎的一些老住宅区里种着柿子树，到了秋天，树上挂满了橙色的柿子，有些熟透了就会掉在地上，摔成一摊橘子色的果泥。灰月在某个下午发现了一棵伸出院墙的柿子树，树枝上挂着几个已经软得快要掉下来的柿子。她站在院墙外面，够不着。她等了两天，等到其中两个柿子掉在了墙外的地面上。柿子摔裂了，果肉露出来，沾着泥土。灰月把柿子捡起来，在衣服上擦了一下，吃掉了。很甜。甜得她的牙齿发酸。
以及——她不太愿意提起这个——有时候，路过超市熟食区的时候，试吃的摊位。
那些摊位上摆着小小的纸杯，里面装着刚出锅的可乐饼、炸鸡块、或者一小撮炒面。营业员阿姨会笑着把纸杯递给路过的顾客，嘴里说着“欢迎品尝，请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灰月从来没有主动伸手去接。她只是路过，在摊位旁边稍微放慢脚步，如果营业员阿姨主动递给她，她就会接过来，说一声“谢谢”，然后走开，在一个看不见人的角落里把那一点点食物吃掉。
她太多次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算偷。这是他们给我的。”
但她知道，如果她在同一个摊位前出现太多次，那个阿姨总有一天会认出她，会说“你今天已经来过一次了”。
所以她学会了轮换。
不同的超市，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路线。
这些“手段”——灰月在心里不这么叫。她叫它们“方法”。活下来的方法。
没有人教她这些。不是高本井水教的，不是福利院教的，不是前世那个叫秋月的留学生会的。这是她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像一只在城市缝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的野猫，没有人为她鼓掌，也没有人会因为她的成功而感到欣慰。
但对灰月来说，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今天有饭吃。
她今天还活着。
她今天还是自由的。
在城市里流浪，灰月学会了另一件事：不要相信任何人。
不是因为她天生多疑，而是因为她在第十四天的时候，差点被一个人带走了。
那天傍晚，灰月在川崎车站附近的一条街上走路。天色已经暗了，街灯刚刚亮起来，路上的人不多。一个中年男人从她身后走过来，和她并排走了一段，然后用日语问她：“小姑娘，你怎么一个人？你家在哪里？”
灰月没有回答。她加快了脚步。
“你饿了吗？我带你去吃饭。”那个男人跟了上来。
灰月拐进了一条小巷。
她在那条小巷里跑了三步，停下来。
不是因为她跑不动。是因为她从小巷里走了出来，回到了主街上，而那个男人没有跟上来。她回头看了一下，那个男人站在巷口，脸上有一种灰月看不太清楚的表情。他看到她从另一头出来了，就转身走了，脚步很快，像是被人撞破了一样。
灰月站在那里，心跳得很快。
她在那一刻想到的不是“危险”，而是一个更冷的东西：有人想抓我。把“灰月”这个资产从高本井水手里弄丢的人，也许不止高本井水一个人。也许在这个世界里，还有别的“高本井水”，别的“训练员”，别的“领养人”，他们都在找那些没有身份、没有监护人的孩子，把他们变成新的资产。
灰月把那把小刀从口袋里拿出来，握在手里，然后走回了杂物间。
那天晚上她在那扇门上顶了更多的杂物——除了拖把，还有她从垃圾场捡来的一个旧水桶，她把水桶也顶在门后面。
从那以后，她不再在傍晚之后出门。
下午四点前，她必须回到杂物间。
这是她自己定下的规则。
如果高本井水和那些眼睛教会了她一件事，那就是：在黑暗中，你永远不知道谁在看你。
灰月在川崎的流浪生活中，最艰难的不是找食物，不是找住处，不是躲避可能的危险。
是人。
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那些不想让她活着的人。
小混混们是第一种。
他们通常出现在公园、车站附近的通道、以及夜晚的商业街。两三个或四五个人，穿着宽松的卫衣，裤腿拖在地上，鞋带松散地系着，嘴里叼着烟，手插在口袋里，用一种摇晃的、像是在测量地面摩擦力的步伐走路。
灰月在第十一天的时候第一次被他们盯上。
那是一个傍晚，她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正在吃从便利店买来的豆沙面包。她坐在长椅的一端，身体靠着椅背，面包放在膝盖上，一小口一小口地撕着吃。面包很软，豆沙馅很甜，甜得有点过分，但灰月不挑食。
三个小混混从公园的另一端走过来。他们应该是在附近喝了酒或者干了别的什么，走路的姿势不太对劲，步子跨得很大，手臂甩得很开，像三台生锈了的机器在强行运转。
他们看到了灰月。
其中一个黄头发的——染过的**，发根已经长出了黑色的头发，像是一种植物正在从土壤里往外生长——指着灰月，不知道跟同伴说了什么。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灰月低下头，把面包包好，放进口袋里。
她站起来，准备走。
已经有两个人挡在了她的面前。
“哎，别走啊。”黄头发说。他的舌头有点大，声音含混不清。“你在吃什么呢？分我们一点呗？”
灰月没有说话。她的身体微微侧向左边，计算着从他们之间的空隙穿过去的路线。
“你是马娘吧？”另一个人说，盯着灰月的耳朵看。“耳朵这么长，肯定是马娘。马娘不是都很有钱的吗？你怎么在这儿坐着？怎么不去特雷森上学啊？”
灰月没有回答。
“跟你说话呢。”黄头发伸出一只手，挡在灰月的脸前面。他的手很大，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污垢，指节上有几道已经愈合的伤疤。
灰月往后退了半步。
“你哑巴了？”第三个人说，站在灰月的背后。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很近。
灰月的心跳加速了。她的身体在自动进入那种——在高本井水的地下比赛里学会的——警戒状态。她的耳朵转向后方，捕捉那个人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她的重心下沉，膝盖微微弯曲，把体重均匀地分布在双脚上。
“算了，走吧。”其中一个人说。“她看起来也没什么钱。”
黄头发盯着灰月的眼睛看了两秒。
灰月没有移开视线。
她没有用那种“你看什么看”的表情瞪他。也没有用“我害怕”的表情躲开。她用的是一种更奇怪的表情——一种完全没有表情的表情。她的眼睛像是两块深色的玻璃，你看着它们，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看不到玻璃后面有任何东西。
黄头发皱了皱眉。
“真没意思。”
他们走了。
灰月在原地站了大约十秒钟，等到他们的脚步声远了，才慢慢地把重心抬起来，让膝盖伸直，让耳朵回到正常的位置。
她走了。
手插在口袋里，握着小刀的刀柄。
走到杂物间的门前，她把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打开门，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把拖把和水桶顶在门后。
然后她坐在折叠椅上，把膝盖抱在胸前，看着三角形的天花板。
她的嘴唇在动。
她在无声地说着什么。
“**。”
一个字。四个音节。日语的“**”是“死ね”。很短，只有一个词。短到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在嘴里完成。
灰月在咒骂他们。
不是因为她恨他们。她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挡住她的路。但她需要一个方式来处理那一刻胸腔里涌上来的东西——那不是愤怒，那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砂纸在她的心脏表面摩擦，一下，两下，三下，不会流血，但每一秒都在疼。
咒骂是她唯一能做的事。
她不能打他们。她知道自己的左膝撑不了一场真正的打斗，她的体重不到同龄体重的百分之六十，她的拳头即使打在人家的下巴上，估计也只是给人挠**。她不能跑。她跑得过他们吗？也许。但如果跑了，他们会追吗？如果追上了，会更糟吗？
她只能站着，不说话，不动。
然后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个词。
死ね。
死ね。
死ね。
**。
**。
**。
这不是什么有力量的诅咒。这不是什么能改变现实的法术。这只是一个十三岁的、瘦弱的、无家可归的女孩，在被人堵住去路之后，唯一能让自己觉得“我还没有完全投降”的方式。
灰月在杂物间里坐了很久。
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那个没有吃完的豆沙面包，撕开包装纸，把剩下的部分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面包已经不软了，被放在口袋里压扁了，豆沙馅从裂开的缝里挤出来，粘在包装纸上，灰月用舌头把那些豆沙一点一点地舔干净。
她在吃的时候，还在心里默念着那个词。
不是因为愤怒还在。
是因为那个词已经变成了某种节奏，像是心跳的另一个版本，和她自己的脉搏一起，在这间三角形的、灰色的、没有窗户的杂物间里，低低地振动着。
小混混们不是唯一会欺负灰月的人。
穿着校服的**娘们，比小混混更让灰月感到痛苦。因为她们和灰月是同类——同样的马耳，同样的马尾，同样的骨骼结构，同样的奔跑天赋。她们本可以是任何东西，却选择了成为踩在灰月身上的靴子。
那是灰月在川崎生活了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
她在一个街角被堵住了。
四个穿着校服的女孩。
校服灰月认不出来是哪所学校的，但校服的设计很好看——深蓝色的西装外套，白色的衬衫，深灰色的百褶裙，领口系着一条红白相间的领带。她们的头发都很干净，马尾扎得很整齐，耳朵上的毛发修剪得精致，有的还戴着小巧的耳环或**。
她们站在那里，像是从某个招贴画里走出来的，青春、健康、体面。
而灰月站在她们对面的墙根下，穿着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灰色运动外套，运动裤的膝盖处有一个洞，运动鞋的鞋头已经彻底开胶了，张着嘴，像在无声地喘气。她的头发暗淡，马尾稀疏，耳朵根部的脱毛区域在阳光下更加明显，粉白色的皮肤像一块不规则的补丁。
“你看她那副样子。”其中一个梳着高马尾的女孩说。她的声音很好听，清脆的，像是玻璃珠掉在瓷砖上。“她也是**娘吗？不会吧？”
“耳朵是马**耳朵啊。”另一个短发女孩说。“就是营养不良吧？你看她的马尾，都秃了。”
“可怜。”第三个女孩说，语气里没有任何同情的成分。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结论。她在说“你是一个可怜的东西”，然后把“可怜”当成一种武器，扔在灰月身上。
灰月低着头，准备绕开她们走。
“等一下。”高马尾女孩伸出一只手臂，挡住了去路。
“我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来着？”她转头问同伴。
短发女孩笑了一下。“训练。但教练今天让我们只跑五圈就结束了，感觉没练够。”
“那再跑一会儿？”
“不想跑了。跑吐了。”
高马尾女孩转过头来看着灰月。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恶意的光，甚至不是故意的光，只是一道光。她在找一个出口，找一个可以不用负责任地释放今天那“没练够”的五圈能量和某种说不清的烦躁的东西。
“你跑得快吗？”她问灰月。
灰月没有回答。
“我问你话呢。”高马尾女孩的语气还是没有变化，但她的手臂用力了一点，整个身体朝着灰月倾斜过来。“你是**娘吧？跑一个给我看看呗。”
灰月知道了这个场景的走向。
她在**的地下比赛里见过太多类似的眼神。那不是“邀请”，不是“挑战”，不是“请你和我一起跑步”。那是一种“我需要一个东西来证明我比你强”，而你是那个“东西”。
“算了，别欺负人了。”**个女孩开口了，声音温柔一些。她站在最后面，双手插在校服外套的口袋里，脸上的表情有点尴尬，但她的脚步没有动。她也没有离开。她只是站在那里，用声音表示了“我认为这不对”，但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移动到“阻止”这个方向去的意图。
“我没欺负她啊。”高马尾女孩说。“我就是想看看，她这种……这种样子的马娘，能跑多快。”
“跑了你就让我们走吗？”灰月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小。很干。像是很久没有用过的水龙头，拧开之后流出来的第一股水是浑浊的、带铁锈的。
四个女孩都愣了一下。她们可能以为她不会说话，或者以为她是哑巴。灰月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说话？你不说话她们也许就会觉得无聊然后走掉。你说话只是在给她们提供一个更精确的目标。
但灰月今天不太想沉默。
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她的左膝从早上开始就在疼，那种钝钝的、持续不断的、像是在骨头里面有人拿着小刀在刮的疼痛，已经消耗了她太多的耐心，多到她连“在心里咒骂”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干巴巴的、像是被放在太阳底下晒了很久的、什么都可以的心态。
“跑了你就让我们走吗？”她又问了一遍。
高马尾女孩笑了。
“跑得过我，我就让你走。”
“跑不过呢？”
“跑不过……”高马尾女孩歪了歪头，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跑不过你就请我们喝水呗。你请得起吗？”
灰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把外套的拉链拉上，把脚后跟从那**胶的运动鞋里往后蹬了蹬，让脚趾顶住鞋头。
“从哪里跑到哪里？”她问。
高马尾女孩指了指街道的尽头。“看到那根电线杆了吗？从这里到那里，来回。我让你先跑。”
灰月没有等她说完就跑了。
她不觉得这是卑鄙。她只知道，如果她要在这条街上、在这个下午、在这个左膝已经疼了六个小时的情况下跑过这个营养充足、训练正规、比她重了至少十五公斤的马娘，她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个女孩还没有反应过来。
灰月跑起来的时候，脚步很轻。
甚至可以说太轻了。
她的脚掌在柏油路面上几乎不发出声音，像一只在热炭上走路的猫。她的马尾在身后晃动着，那稀疏的、浅棕色的、末端已经分叉的马尾，在午后的阳光下看起来几乎是透明的。
她跑到了那根电线杆，转身，开始往回跑。
那个高马尾女孩这时才起步。
她起步很快。爆发力很好。校服裙子在风中翻飞起来，露出里面的运动短裤。她的腿很长，小腿的肌肉线条结实而流畅，每一步落地都铿锵有力，和灰月那种几乎无声的跑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她追不上灰月。
不是因为灰月快。
是因为那个女孩没有认真跑。
她只是用了一种“玩玩而已”的速度在跑，觉得追上一个营养不良的流浪马娘不过是一伸手的事。但灰月已经跑到了折返点的时候，她才刚出发不到十米。等灰月跑回起点线的时候，那个女孩才刚从电线杆折返，跑了不到一半的距离。
灰月站在起点线后面，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她的左膝在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像是从深水里挤出来的气泡破裂的声音，但她没有摔倒。
高马尾女孩跑回来的时候，脸上没有笑意了。
她站在灰月面前，距离很近，近到灰月能看到她额头上细细的汗珠和睫毛膏微微晕开的一小块黑色。
“你——”
她没说完。
她的手推了一下灰月的肩膀。
灰月没有站稳。她的重心本来就已经很低，左膝在发软，那一推的力量不大，但足以让它倾斜。灰月的后背着地，摔在了柏油路面上。柏油路面的温度比体温高，被太阳晒了一整个下午，有一种灼热的、像是被熨斗熨过的感觉。
灰月躺在那里，看着天空。
天空是蓝色的。有一点云。
她的后脑勺没有磕到地面，她在倒地的瞬间用右肘撑了一下，肘部的皮肤被粗粝的柏油磨掉了一层，**辣地疼。
“你跑得不错嘛。”高马尾女孩说。她的语气里没有赞赏，只有一种更安静的东西——像是自尊心被打碎了一个角之后，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填补那个缺口，就把它变成了另一种形状。
短发女孩走过来，看了看灰月，又看了看高马尾女孩。
“走吧。”短发女孩说。“别管她了。”
高马尾女孩没有动。
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灰月。阳光从她的头顶洒下来，在她的脸上投下一片阴影，让她的表情变得难以辨认。
“你这种——”她说，声音很低。
她没有说完。
她转过身，和另外三个女孩一起走了。
灰月躺在柏油路面上，听着她们的脚步声远去。裙摆翻飞的声音，运动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领带扣轻轻拍打纽扣的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远处车流的**音吞没了。
灰月没有马上起来。
她躺在那里，看着天空。
左膝的疼痛从膝盖骨的位置蔓延到了小腿和大腿，像是一条看不见的根须在土壤里延伸。右肘的擦伤处有一种温热的、潮湿的感觉，大概是血，她没看。
她的嘴唇在动。
“死ね。”
那个词没有声音，只有嘴唇的形状。它在空气中滑动了一下，然后消散了，像是从来不存在过。
灰月从地上坐起来。
她的运动外套的背面沾了一层灰，她用左手拍了拍，没有拍干净，但她已经不介意了。她的右肘在流血，血沿着前臂往下淌，滴在地面上，和灰尘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暗红色的泥浆。
她站起来，朝着杂物间的方向走去。
路上经过一家药妆店，她透过玻璃看到里面货架上摆着的创可贴和消毒液。她口袋里还有一些零钱，足够买最便宜的创可贴。她没有进去。
不是因为没钱。
是因为她不想让店员看到她手上的血，不想让店员问她“你怎么了”，不想让那个问题后面跟着一连串她不想回答的、没有答案的问题。
她在路边的公共水龙头那里冲了冲手臂上的血。
水是凉的。凉的。比她的血液温度低很多，水流过伤口的时候，疼痛变得更尖锐了，像是有人在她的皮肤上用针尖画圈。
灰月关掉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
她没有擦干，就那么湿着，把手**口袋里。
回到杂物间，关上门，顶好拖把和水桶。
灰月在折叠椅上坐下来，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右手的手掌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表皮被磨掉了，露出下面粉红色的、湿漉漉的新皮肤。肘部的伤口还在渗血，但她已经没有干净的布料可以包扎了，她的运动外套只有一件，而她还指望着它过冬天。
她用了那个打火机。
不是用来点火的。她烧了一下那把小刀的刀尖，等刀尖冷却了，用它把那层翘起来的、已经和皮肤分离的碎皮剪掉。
很疼。
比擦伤的时候还疼。
但灰月的手没有抖。
她做完这一切之后，把打火机和小刀放回口袋，把膝盖抱起来，把下巴抵在膝盖上。
她看着三角形的天花板。
死ね——这个词在她的意识里盘旋，像一只找不到落脚点的乌鸦，不停地扇动翅膀，发出粗粝的沙哑的叫声。
她不恨那个推她的女孩。她不恨那个黄头发的小混混。她不恨那些百叶窗后面的人。她不恨高本井水。她甚至不恨那些在**的地下比赛里故意绊倒她的成年马娘。
她把“死ね”说给谁听？
说给这个世界的。
说给这个让她出生就变成孤儿的世界，这个让她被当成商品训练的世界，这个让她无家可归、吃不饱饭、被人推倒在柏油路面上、然后没有任何人会停下来问一句“你还好吗”的世界。
死ね。
灰月的声音在那间三角形的杂物间里回荡了一下，被水泥墙壁吸收了，变成了一种极轻极低的嗡鸣，然后就没有了。
她没有哭。
不是因为她不想哭。
是因为她已经不记得“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眼泪在眼眶里，但下不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个通道——也许是太久的压抑，也许是她已经忘了怎么让自己放松到可以流泪的程度。
灰月在折叠椅上坐了很久。
久到天色从蓝变成灰，从灰变成黑。
久到那道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从地面上消失了，只剩下窗外街灯透过百叶窗投**来的、细碎的、像是被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光的碎片。
灰月没有吃晚饭。
她今晚不饿。
但她的嘴唇还是在动。
死ね。
死ね。
死ね。
那个词和她的呼吸重叠在一起，成了她在这个三角形空间里的、唯一的、陪着她度过这个夜晚的东西。
灰月在川崎流浪的日子里，遇到过很多次“被欺负”的场景。不是每一次都值得详细讲述，因为大多数都长得差不多——有人比她强，比她多，比她有力气，而她是那个可以被随意对待的、不会有人追究的存在。
小混混们通常只是嘴上说说，偶尔推搡几下，抢走她手里的食物或者口袋里的零钱。他们不会打得太狠，因为打一个流浪的孩子没有“乐趣”，乐趣在于让她害怕。但灰月不害怕，她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不动，像一个已经坏掉了的玩偶。这种反应让他们觉得无聊，然后就走了。
但**娘们不一样。
她们打她。
不是那种随意的、推推搡搡的打。是有技巧的、精准的、像是在练习靶子一样的打。她们会把她逼到墙角，然后一个人抓住她的手腕，另一个人按住她的肩膀，第三个人用训练中学会的踢腿动作踢她的小腿。不重，不会造成明显的伤痕，但很疼，疼到骨子里。她们知道打哪里不会留下痕迹，这是她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是学校教的，是她们在学校里互相之间学的。
灰月在那些时候，什么都不做。
她缩起身体，护住头和腹部，把脸埋在膝盖里。她的马尾被她们扯过，耳朵被她们弹过，有人甚至用手指戳过她耳朵根部那块脱毛的皮肤，笑着说“这里好恶心”。
灰月只是在心里默念。
死ね。
死ね。
死ね。
每一个“死ね”对应一次疼痛。她用那个词来标记疼痛的位置和强度。一句“死ね”就是一颗钉子，把那个瞬间钉在她意识的某个地方，不让它溜走，也不让它扩散。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那些疼痛就会变成一团模糊的、无法处理的东西，堵在她的胸口里，让她的呼吸变得更困难。她需要把它们分解成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每一块都贴上“死ね”的标签，然后扔进心里的某个角落，等以后再说。
以后。她经常想，以后还会有“以后”吗？
但她还是会在心里说“以后”。因为“以后”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希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小到像一个原子，但它还是在那里，在一个她够不到的地方，发着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光。
秋天过去了。
冬天来了。
十二月的时候，川崎变得很冷。气温降到了零度左右，海风从港口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湿冷的、能穿透衣服和皮肤的寒气。灰月在杂物间里铺了更多的纸板和旧报纸，把那件旧毛毯裹得更紧，但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的手指和脚趾还是冰凉的，凉到发白。
她找到了更多的食物来源。
冬天的时候，超市会把一些卖不出去的临期食品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处理掉。灰月在某个傍晚花了八十円买到了一袋吐司面包的边角料——面包店把切下来的面包边装在袋子里，作为“宠物零食”出售。灰月不在意“宠物零食”这个标签。面包边很硬，咬起来需要用力嚼，嚼久了会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她把面包边泡在水里，等它变软了再吃，这样更容易消化，也更省牙。
她还在一个寺庙后面发现了一棵枇杷树。枇杷是冬天成熟的水果，树上挂着一些金**的、小小的果实。灰月够不到高的地方，只能捡落到地面上的那些。落在地上的枇杷大多被鸟啄过了，或者被摔裂了，但果肉的大部分还是好的。她用小刀把坏掉的部分削掉，把剩下的果肉吃掉。枇杷很酸，酸得她皱眉，但吃完之后嘴里会留下一种淡淡的、像是杏仁一样的余味。
圣诞节前夜，灰月路过川崎车站前的广场。广场上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彩灯，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一闪一闪的。树下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台上有人在唱歌，台下站着很多很多人，他们穿着厚厚的外套，围着围巾，戴着毛线帽，手里拿着热饮和可丽饼，脸上带着笑。
灰月站在广场的边缘，圣诞树上的彩灯光芒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眼睛染成了五颜六色的。
她没有挤进去。她只是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走了。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她突然觉得，如果她再站下去，她可能会想起一些事情。前世的圣诞节。妈妈会在那一天煮一大锅热红酒，屋子里弥漫着肉桂和橙子的香气，爸爸会在电视机前看红白歌会，而她会在窗户上贴自己剪的窗花，剪得不好看，但妈妈会说“这个好看”。
那些事情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叫秋月的女孩已经不存在了。
而她，哀怨灰月，站在川崎车站前的广场边缘，离那些彩灯和音乐和欢笑只有几步的距离，但她觉得自己和它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几步，而是一整片大海。
她转身走了。
回到杂物间的时候，她没有吃晚饭。她把旧毛毯裹在身上，把膝盖抱起来，把脸抵在膝盖上。
死ね——她心里说。
不是对着任何人。是对着那个不存在的、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圣诞快乐”的念头。
那天晚上，她在睡着之前，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今天是她的生日。
不是真的生日——高本井水领养文件上写的那个日期。
但在这个世界上，那是她唯一被记录下来的、和“出生”有关的数字。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
灰月九岁的时候，高本井水在那个日期给她买了一个蛋糕。十岁的时候也有。十一岁也有。十二岁也有。
十三岁的今天，没有蛋糕。
没有蜡烛。
没有那句“许愿”。
没有人说“吃”。
只有她自己，灰色的毛毯，三角形的天花板，和那扇用拖把顶住的、随时可能被人推开的门。
灰月在心里说了一句话。
不是“死ね”。
是“我还没死”。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平安夜里，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在唱赞美诗，有人在祈祷，有人在拥抱，有人在拆礼物。而她在这里，在一条没有人知道的缝隙里，在冷得让手指发白的十二月，用一件破旧的运动外套和一条有破洞的毛毯包裹着自己十三岁的、瘦弱的、伤痕累累的身体。
她还没死。
她还活着。
这大概就是她能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灰月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
她的嘴唇还在动，但这一次，不是一个词。是一句更长的、几乎听不到的气声。
“……还有明年。”
她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还有明年”还是“还有明年吗”。
她也不知道这两个意思之间，到底哪一个才是她真正想说的。
但她还是说出来了。
在平安夜的深夜里，在川崎一个老旧公寓楼的楼梯下面，在一个三角形的、灰色的、没有窗户的杂物间里，哀怨灰月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外面的风声和远处的、模糊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圣诞歌声。
她没有哭。
她只是睁着眼睛。
等着天亮。
她听到了。
日语。
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日语。
虽然只是一个地名，虽然是无声的、只有气流的振动，但那些音节是准确的，重音的位置是对的，语调的起伏是她熟悉的。灰月的眼睛在那一瞬间亮了一下——不是那种充满希望的光亮，而是更微弱的、像是有人在黑暗中划亮了一根火柴，亮了一秒，然后被风吹灭了。
她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夜幕降临时，灰月在一座公园里找到了第一张“床”。
长椅是木制的，椅背已经裂了一条缝，漆面剥落了一**，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长椅的位置在一棵樱花树的下面，但这个季节樱花早谢了，树上只剩下深绿色的叶子，在路灯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黄绿色。
灰月坐在长椅上，把运动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把马尾从背后拉到身前，搭在膝盖上当作一个小小的、毛茸茸的毯子。她蜷起腿，把脚踩在椅面上，整个人缩成很小的一团。晚上的风从公园的空地上吹过来，带着草叶和泥土的气味，把她的耳朵吹得往后压，凉意从耳廓的边缘一直渗透到耳根。
她以为自己会睡不着。
但她很快就睡着了。不是因为安心，而是因为太累了。那种累不是跑完比赛后身体上的疲劳，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从骨头里往外渗透的疲惫——她逃出来了，但逃出来之后呢？这个问题她还没有答案，而她的身体替她做了决定：先活着，先睡觉，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睡到半夜的时候，她被冻醒了。
公园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气温大概降到了十度左右，灰月只穿着一件薄运动外套和一条运动长裤，脚上是一双已经失去了保暖功能的运动鞋。她的手指和脚趾都是冰凉的，嘴唇干裂的地方渗出了一点血丝，血是凉的，比她的体温还凉。
她睁开眼睛，看到头顶的樱花树叶子在路灯的照射下晃动，影子落在她的脸上，像一只一只的手在黑暗中**她的脸颊。
她把自己蜷得更紧了。
没有哭。
只是把脸埋进膝盖里，等着天亮。
第二天早上，灰月被乌鸦的叫声吵醒。
一只黑色的大乌鸦站在樱花树最高的那根树枝上，歪着头看她，眼睛里倒映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乌鸦叫了几声，声音粗粝而响亮，像是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住了又被硬挤出来。
灰月从长椅上坐起来。她的脖子因为一整晚蜷缩的姿势而酸痛，颈椎转动的时候能听到细微的“咔咔”声。她的马尾乱成了一团，昨晚被风吹了一整夜，发丝之间纠缠在一起，像是被人打了个死结。
她用手把马尾拢了拢，没有梳子，只能用手指一根一根地梳理那些打结的地方。有些结解不开，她就直接扯断，断掉的发丝落在她的手背上，浅棕色的，在阳光下看起来近乎透明。
乌鸦又叫了一声，然后飞走了。
灰月从长椅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她的左膝在站起来的时候又发出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咔。这次比在货船上的时候更响，像是一个干枯的关节在互相摩擦。灰月皱了皱眉，但没有去揉。揉不会让它变好，只会让她注意到它有多疼。
她需要吃早饭。
口袋里的钱在货船上用掉了大部分——她花了三十美元请一个装卸工帮她藏进货舱，又花了二十美元买了一个打火机和一把小刀。现在她口袋里剩下的钱换算成日元，大约是四千円左右。四千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能撑多久？如果她每顿只吃便利店的饭团，大概能撑四五天。
灰月走出了公园。
她在街上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找到了一家便利店。店名是“7-Eleven”，和**的一样，但店内的布局不太一样，商品的摆放方式也不太一样。她在货架间走了两圈，最后拿了一个金枪鱼饭团和一瓶水。
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扎着马尾辫，制服穿得整整齐齐。她把饭团和水扫描了条形码，报了一个数字，然后抬起头看了灰月一眼。
那一眼里有东西。
不是认出她是谁——没有人认识她。是察觉到“这个孩子不对劲”。灰月的运动服太脏了，头发太乱了，脸太小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太重了。一个看起来十三岁左右的女孩，独自出现在便利店里，用一把皱巴巴的零钱买一个饭团和一瓶水。
收银员女孩的眼睛在灰月身上停留了两秒。
灰月感觉到了那种目光。她知道那两秒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收银员在犹豫要不要问她“你还好吗”、“你的家在哪里”、“需不需要帮忙”。
灰月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拿起饭团和水，转身走了。
她不需要那些问题。
那些问题后面跟着的东西——**、儿童咨询中心、福利院——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宁愿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吃便利店的饭团，被风吹被雨淋，也不愿意再回到任何一个会被登记在册、被分配编号、被人决定“你应该去哪里”的地方。
她走出便利店，撕开饭团的包装。
饭团是冷的，米饭有点硬，海苔已经不脆了，贴在米饭上，像一层褪了色的绿色包装纸。金枪鱼馅很少，只有一小口，混着蛋黄酱，咸得有点发苦。
灰月站在便利店的门口，把这个饭团吃完了。
她把包装纸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口袋里，而不是丢进垃圾桶。不是因为她有环保意识——是因为她养成了一个在流浪中很快学会的习惯：不在任何地方留下“有人来过”的痕迹。
她不知道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是那些眼睛。
那些年复一年注视着她的、藏在百叶窗后面的、永远在记录她一举一动的眼睛。即使那些眼睛已经在**，即使高本井水可能已经放弃了追她，她还是习惯性地让自己变成一个透明的人——没有痕迹，没有声音，没有影子。
灰月在**的流浪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她花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摸清了这座城市——川崎——的基本情况。
川崎，神奈川县的一座工业城市，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她在货船上看到的那些高楼其实是横滨的方向，她下船的地方是川崎的东侧港口区域。这座城市不像东京那样繁华，也不像横滨那样整洁。它有一种灰蒙蒙的气质，工厂的烟囱、仓库的铁皮屋顶、货运卡车的尾气、以及深夜从居酒屋里飘出来的**烟雾，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属于劳动阶级的、粗糙而真实的气息。
灰月选择了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她做了调研，而是因为她从港口出来之后往北走了几天，发现这座城市里有足够多的“缝隙”可以让她藏身。
“缝隙”这个词是她自己在心里用的。
在大城市里，穷人、流浪者、非法**、以及像她这样连身份都没有的人，并不是从地面上消失的。他们只是被挤到了城市的缝隙里——高架桥下面的空地，废弃工厂的角落，公园深处灌木丛后面的那片不见光的泥地，深夜才开门的网吧的隔间，以及那些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留下的**空置房屋。
灰月在川崎的第一周，睡过的地方包括：
一座立交桥****泥台阶。头顶上的高架桥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车经过，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头顶上倒砂石。但好处是桥面遮雨，下雨的时候那个位置是干的。
一栋废弃的两层小楼的玄关。门已经没有了，玄关的地面铺着瓷砖，大部分都碎了，只剩下靠墙角的一小块还完整。灰月在那块瓷砖上铺了一层硬纸板，睡了两晚。第三晚的时候有人来了——不是**，是一群喝醉了的年轻人，他们推推搡搡地走进来，准备在这栋废弃的房子里**。灰月在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后就醒了，从后门溜了出去，没有让他们看到她。
一个公共厕所的残疾人隔间。这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个地方。她把门锁上，坐在马桶盖上，脚踩在垃圾筐上，整个晚上都没有躺下。不是因为不能躺，而是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身体接触那个地板。天亮的时候她从隔间里出来，洗手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她觉得那不是自己的脸。
后来，在第三周的时候，她在川崎一个老旧的住宅区里找到了一个“家”。
那是一栋公寓楼的公**物间。
公寓楼是昭和年代的建筑，外墙贴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雨水管生锈了，从顶楼一直垂到底楼，在接口处不断渗出褐色的水渍。整栋楼有四层，没有电梯，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的，摸上去凉飕飕的。楼里的住户大多是老人，灰月观察了几天，发现这栋楼的老人不太出门，也不太交流，各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一个个上了锁的盒子。
杂物间在一楼楼梯的下面。
那个空间的形状是三角形的，最高处大约一米五，最低处不到一米。原本是用来放住户的废旧物品和清洁工具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没人用了。门锁是坏的，用一根铁丝代替，随便拧一下就能打开。
灰月第一次推开那扇门的时候，里面堆着一些破旧的纸箱、一个缺了一条腿的折叠椅、以及一把积了厚厚灰尘的拖把。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灰尘的气息，地面是水泥的，很粗糙，有几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房间中央。
灰月在那个杂物间里蹲了一会儿。
她在测量。
测量这个空间能不能让她躺下来。测量这扇门从里面能不能用什么东西顶住。测量空气流通的方向——不能太封闭，否则会闷死；也不能太通风，否则冬天会冷死。
她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杂物间里的东西清了出去。纸箱被她拆开铺在地上，做了一层简易的“床垫”。折叠椅被她用铁丝重新固定了一下，虽然还是有点晃，但至少能坐。拖把被她立在门口当作“门闩”——如果有人从外面推门，拖把会先倒下，发出声音。
她还从那栋废弃的小楼里搬来了几块完整的瓷砖，铺在纸箱上面，用旧报纸塞住瓷砖之间的缝隙。瓷砖比纸箱干净，而且容易擦拭。
灰月站在杂物间的门口，看着自己布置好的一切。
三角形的天花板。水泥墙壁。一个能勉强躺下的空间。一把随时可能散架但暂时还能坐的折叠椅。一扇能用拖把顶住的门。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为自己搭建的“家”。
不是别人分配给她的房间。不是高本井水的铁架床。是她自己在城市的缝隙里找到的、用自己的双手清理出来的、属于她的空间。
灰月在折叠椅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她躺了下来。
头枕着叠起来的运动外套，身上盖着她从废弃小楼里找到的一件旧毛毯——毛毯是灰色的，有破洞，但洗过之后还能用，至少比什么都不盖要暖和。
她看着三角形的天花板。
那个三角形的角度和高本井水家训练场那条终点线的白线没有任何关系。和地下比赛毫无关系。和那些眼睛毫无关系。
她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她睡了在**的第一个完整的、没有被冻醒的觉。
自由。
这是灰月在那些早期的流浪日子里，在心里反复咀嚼的一个词。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灰月从来没有想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事。对她来说，自由是一种更朴素、更基本的东西——是可以自己决定几点起床，是可以自己决定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可以自己决定这个饭团是现在吃还是留到晚上吃，是可以自己决定不说话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看着你等着你说话。
在高本井水的房子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被观察的。几点起床——高本井水敲门。几点吃饭——高本井水把饭端上来。几点训练——高本井水站在场边。她不需要做决定，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人替她做了。她只需要执行。
现在没有人在她旁边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她不是被敲门声吵醒的，而是被阳光从杂物间门缝里透进来的那一道细细的光线唤醒的。那道光线像一根金色的线，从门槛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壁的角落，在地面上画出一条笔直的分界线。
灰月会看着那道光线慢慢地、慢慢地移动。随着太阳的升高，光线会变长，变宽，变亮，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大约早上八点——照亮墙壁上某个特定的位置。
她没有钟表。但她的身体在过去的四年里被训练出了惊人的时间感知能力。她能在一个误差不超过十五分钟的范围内判断出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刻。这是高本井水留给她的为数不多的、有用的东西之一。
灰月会从瓷砖铺成的“床”上坐起来，折叠好那件旧毛毯，叠成整齐的长方形，放在折叠椅上。她会梳头发——用手指，缓慢地、耐心地解开每一个结。她会在门口的雨水桶里舀一碗水——那个雨水桶是她从垃圾站捡来的，放在杂物间外面的楼梯下面，每次下雨的时候都能接满一桶水——用那碗水洗脸，漱口，然后把剩下的水浇在旁边的花坛里，不留下任何积水的痕迹。
然后她会出门。
她的口袋里装着那四千円——现在已经变成三千二百円了。她的运动外套左胸的口袋里塞着那把小刀，右腿裤子的口袋里塞着那个打火机。她的马尾扎得比在高本井水那里的时候更松一些，不是因为技术退步了，而是因为她发现松一点的外表看起来更“普通”——太整洁的流浪儿反而会引起注意。
她会走在川崎的街道上。
清晨的空气是凉的，带着一点湿气。街道上的人不多，只有早起的老人、送报的自行车、和已经开门准备营业的便利店店员。灰月走在人行道的最边缘，身体微微靠着墙壁的一侧，让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这是她在那些眼睛注视的四年里学到的——如果你不想被人看到，就不要走在光亮的地方。
她会在便利店里买一个最便宜的饭团或者一个豆沙面包。然后走到附近的公園里，坐在长椅上，吃完她今天的“第一顿饭”。有时候她会把饭团分成两半，一半现在吃，一半留到下午。她学会了一个判断食物是否足够的方法：如果你在吃完之后还在想“再吃一口就好了”，那就说明你刚刚好。如果你吃完之后觉得满足了，那说明你吃得太多了，下一顿可能会饿肚子。
这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道理，听起来很荒谬，但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这个道理让她多撑了几天。
白天的时间，灰月会用来做一件事：找食物。
不是找钱。钱不够了可以去挣，但她目前没有找到能让她合法地、安全地挣钱的方法。所以她找的是“不需要钱就能得到的食物”。
在川崎，这样的食物比她想象的要多。
便利店的过期便当。灰月在第三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规律——某些便利店会把当天卖不完的便当在晚上十点以后扔掉，扔在店后面的指定垃圾收集点。便当用透明的塑料袋装着，上面贴着“废弃”的标签。但标签只是标签，便当本身是密封的，没有变质，只是过了“最美味期限”。
灰月第一次从一个便利店的后面捡到一盒炸猪排便当的时候，她站在巷子里看了那盒便当很久。密封的塑料包装上有水汽形成的小水滴，透过透明的盖子能看到里面的米饭、炸猪排、几根切丝的卷心菜、以及一小碟酱汁。猪排的颜色是金**的，虽然已经不脆了，但看起来还是很好吃。
她在拿到那盒便当之后，没有立刻吃。
她把它带回了杂物间。
坐在折叠椅上，把便当放在膝盖上，撕开包装的那一刻，她闻到了酱汁和米饭的香气。那种气味在狭小的三角形空间里弥漫开来，填满了每一个角落，让灰色的水泥墙壁都好像变得温暖了一些。
她吃了那盒便当。
很慢。
一粒米一粒米地吃。
卷心菜丝已经不那么脆了，但还有一点甜味。炸猪排的皮和肉之间渗出了肉汁，混着酱汁和米饭，在嘴里咀嚼的时候，灰月觉得这大概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比高本井水买的蛋糕还好吃。
因为这是她自己找到的。
没有人给她。没有人说“吃”。没有人坐在对面看着她用筷子。
她自己找到的，自己撕开包装的，自己在膝盖上捧着的，自己一口一口吃掉的。
她在吃最后一口米饭的时候，停了一下。
米饭在她的舌头上，她**它，没有嚼，也没有咽。她只是让那团米饭在口腔里待了一会儿，感受着温度和甜味。
然后她咽了下去。
她把便当盒洗了，晾干，摞在杂物间的角落里。那些空便当盒后来成了她的“碗”和“盘子”，有时候还能用来接雨水。
除了便利店的过期便当，灰月还发现了城市里的其他“食物来源”。
超市的蔬菜区偶尔会有被碰伤的水果和蔬菜被放在打折区，价格低到几乎等于白送。灰月有一次用五十円买到了一袋三个苹果，三个苹果都有一小块撞伤的淤青，但削掉那块之后，剩下的部分又脆又甜。
公园里的柿子树。川崎的一些老住宅区里种着柿子树，到了秋天，树上挂满了橙色的柿子，有些熟透了就会掉在地上，摔成一摊橘子色的果泥。灰月在某个下午发现了一棵伸出院墙的柿子树，树枝上挂着几个已经软得快要掉下来的柿子。她站在院墙外面，够不着。她等了两天，等到其中两个柿子掉在了墙外的地面上。柿子摔裂了，果肉露出来，沾着泥土。灰月把柿子捡起来，在衣服上擦了一下，吃掉了。很甜。甜得她的牙齿发酸。
以及——她不太愿意提起这个——有时候，路过超市熟食区的时候，试吃的摊位。
那些摊位上摆着小小的纸杯，里面装着刚出锅的可乐饼、炸鸡块、或者一小撮炒面。营业员阿姨会笑着把纸杯递给路过的顾客，嘴里说着“欢迎品尝，请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灰月从来没有主动伸手去接。她只是路过，在摊位旁边稍微放慢脚步，如果营业员阿姨主动递给她，她就会接过来，说一声“谢谢”，然后走开，在一个看不见人的角落里把那一点点食物吃掉。
她太多次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算偷。这是他们给我的。”
但她知道，如果她在同一个摊位前出现太多次，那个阿姨总有一天会认出她，会说“你今天已经来过一次了”。
所以她学会了轮换。
不同的超市，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路线。
这些“手段”——灰月在心里不这么叫。她叫它们“方法”。活下来的方法。
没有人教她这些。不是高本井水教的，不是福利院教的，不是前世那个叫秋月的留学生会的。这是她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像一只在城市缝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的野猫，没有人为她鼓掌，也没有人会因为她的成功而感到欣慰。
但对灰月来说，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今天有饭吃。
她今天还活着。
她今天还是自由的。
在城市里流浪，灰月学会了另一件事：不要相信任何人。
不是因为她天生多疑，而是因为她在第十四天的时候，差点被一个人带走了。
那天傍晚，灰月在川崎车站附近的一条街上走路。天色已经暗了，街灯刚刚亮起来，路上的人不多。一个中年男人从她身后走过来，和她并排走了一段，然后用日语问她：“小姑娘，你怎么一个人？你家在哪里？”
灰月没有回答。她加快了脚步。
“你饿了吗？我带你去吃饭。”那个男人跟了上来。
灰月拐进了一条小巷。
她在那条小巷里跑了三步，停下来。
不是因为她跑不动。是因为她从小巷里走了出来，回到了主街上，而那个男人没有跟上来。她回头看了一下，那个男人站在巷口，脸上有一种灰月看不太清楚的表情。他看到她从另一头出来了，就转身走了，脚步很快，像是被人撞破了一样。
灰月站在那里，心跳得很快。
她在那一刻想到的不是“危险”，而是一个更冷的东西：有人想抓我。把“灰月”这个资产从高本井水手里弄丢的人，也许不止高本井水一个人。也许在这个世界里，还有别的“高本井水”，别的“训练员”，别的“领养人”，他们都在找那些没有身份、没有监护人的孩子，把他们变成新的资产。
灰月把那把小刀从口袋里拿出来，握在手里，然后走回了杂物间。
那天晚上她在那扇门上顶了更多的杂物——除了拖把，还有她从垃圾场捡来的一个旧水桶，她把水桶也顶在门后面。
从那以后，她不再在傍晚之后出门。
下午四点前，她必须回到杂物间。
这是她自己定下的规则。
如果高本井水和那些眼睛教会了她一件事，那就是：在黑暗中，你永远不知道谁在看你。
灰月在川崎的流浪生活中，最艰难的不是找食物，不是找住处，不是躲避可能的危险。
是人。
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那些不想让她活着的人。
小混混们是第一种。
他们通常出现在公园、车站附近的通道、以及夜晚的商业街。两三个或四五个人，穿着宽松的卫衣，裤腿拖在地上，鞋带松散地系着，嘴里叼着烟，手插在口袋里，用一种摇晃的、像是在测量地面摩擦力的步伐走路。
灰月在第十一天的时候第一次被他们盯上。
那是一个傍晚，她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正在吃从便利店买来的豆沙面包。她坐在长椅的一端，身体靠着椅背，面包放在膝盖上，一小口一小口地撕着吃。面包很软，豆沙馅很甜，甜得有点过分，但灰月不挑食。
三个小混混从公园的另一端走过来。他们应该是在附近喝了酒或者干了别的什么，走路的姿势不太对劲，步子跨得很大，手臂甩得很开，像三台生锈了的机器在强行运转。
他们看到了灰月。
其中一个黄头发的——染过的**，发根已经长出了黑色的头发，像是一种植物正在从土壤里往外生长——指着灰月，不知道跟同伴说了什么。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灰月低下头，把面包包好，放进口袋里。
她站起来，准备走。
已经有两个人挡在了她的面前。
“哎，别走啊。”黄头发说。他的舌头有点大，声音含混不清。“你在吃什么呢？分我们一点呗？”
灰月没有说话。她的身体微微侧向左边，计算着从他们之间的空隙穿过去的路线。
“你是马娘吧？”另一个人说，盯着灰月的耳朵看。“耳朵这么长，肯定是马娘。马娘不是都很有钱的吗？你怎么在这儿坐着？怎么不去特雷森上学啊？”
灰月没有回答。
“跟你说话呢。”黄头发伸出一只手，挡在灰月的脸前面。他的手很大，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污垢，指节上有几道已经愈合的伤疤。
灰月往后退了半步。
“你哑巴了？”第三个人说，站在灰月的背后。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很近。
灰月的心跳加速了。她的身体在自动进入那种——在高本井水的地下比赛里学会的——警戒状态。她的耳朵转向后方，捕捉那个人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她的重心下沉，膝盖微微弯曲，把体重均匀地分布在双脚上。
“算了，走吧。”其中一个人说。“她看起来也没什么钱。”
黄头发盯着灰月的眼睛看了两秒。
灰月没有移开视线。
她没有用那种“你看什么看”的表情瞪他。也没有用“我害怕”的表情躲开。她用的是一种更奇怪的表情——一种完全没有表情的表情。她的眼睛像是两块深色的玻璃，你看着它们，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看不到玻璃后面有任何东西。
黄头发皱了皱眉。
“真没意思。”
他们走了。
灰月在原地站了大约十秒钟，等到他们的脚步声远了，才慢慢地把重心抬起来，让膝盖伸直，让耳朵回到正常的位置。
她走了。
手插在口袋里，握着小刀的刀柄。
走到杂物间的门前，她把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打开门，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把拖把和水桶顶在门后。
然后她坐在折叠椅上，把膝盖抱在胸前，看着三角形的天花板。
她的嘴唇在动。
她在无声地说着什么。
“**。”
一个字。四个音节。日语的“**”是“死ね”。很短，只有一个词。短到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在嘴里完成。
灰月在咒骂他们。
不是因为她恨他们。她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挡住她的路。但她需要一个方式来处理那一刻胸腔里涌上来的东西——那不是愤怒，那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砂纸在她的心脏表面摩擦，一下，两下，三下，不会流血，但每一秒都在疼。
咒骂是她唯一能做的事。
她不能打他们。她知道自己的左膝撑不了一场真正的打斗，她的体重不到同龄体重的百分之六十，她的拳头即使打在人家的下巴上，估计也只是给人挠**。她不能跑。她跑得过他们吗？也许。但如果跑了，他们会追吗？如果追上了，会更糟吗？
她只能站着，不说话，不动。
然后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个词。
死ね。
死ね。
死ね。
**。
**。
**。
这不是什么有力量的诅咒。这不是什么能改变现实的法术。这只是一个十三岁的、瘦弱的、无家可归的女孩，在被人堵住去路之后，唯一能让自己觉得“我还没有完全投降”的方式。
灰月在杂物间里坐了很久。
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那个没有吃完的豆沙面包，撕开包装纸，把剩下的部分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面包已经不软了，被放在口袋里压扁了，豆沙馅从裂开的缝里挤出来，粘在包装纸上，灰月用舌头把那些豆沙一点一点地舔干净。
她在吃的时候，还在心里默念着那个词。
不是因为愤怒还在。
是因为那个词已经变成了某种节奏，像是心跳的另一个版本，和她自己的脉搏一起，在这间三角形的、灰色的、没有窗户的杂物间里，低低地振动着。
小混混们不是唯一会欺负灰月的人。
穿着校服的**娘们，比小混混更让灰月感到痛苦。因为她们和灰月是同类——同样的马耳，同样的马尾，同样的骨骼结构，同样的奔跑天赋。她们本可以是任何东西，却选择了成为踩在灰月身上的靴子。
那是灰月在川崎生活了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
她在一个街角被堵住了。
四个穿着校服的女孩。
校服灰月认不出来是哪所学校的，但校服的设计很好看——深蓝色的西装外套，白色的衬衫，深灰色的百褶裙，领口系着一条红白相间的领带。她们的头发都很干净，马尾扎得很整齐，耳朵上的毛发修剪得精致，有的还戴着小巧的耳环或**。
她们站在那里，像是从某个招贴画里走出来的，青春、健康、体面。
而灰月站在她们对面的墙根下，穿着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灰色运动外套，运动裤的膝盖处有一个洞，运动鞋的鞋头已经彻底开胶了，张着嘴，像在无声地喘气。她的头发暗淡，马尾稀疏，耳朵根部的脱毛区域在阳光下更加明显，粉白色的皮肤像一块不规则的补丁。
“你看她那副样子。”其中一个梳着高马尾的女孩说。她的声音很好听，清脆的，像是玻璃珠掉在瓷砖上。“她也是**娘吗？不会吧？”
“耳朵是马**耳朵啊。”另一个短发女孩说。“就是营养不良吧？你看她的马尾，都秃了。”
“可怜。”第三个女孩说，语气里没有任何同情的成分。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结论。她在说“你是一个可怜的东西”，然后把“可怜”当成一种武器，扔在灰月身上。
灰月低着头，准备绕开她们走。
“等一下。”高马尾女孩伸出一只手臂，挡住了去路。
“我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来着？”她转头问同伴。
短发女孩笑了一下。“训练。但教练今天让我们只跑五圈就结束了，感觉没练够。”
“那再跑一会儿？”
“不想跑了。跑吐了。”
高马尾女孩转过头来看着灰月。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恶意的光，甚至不是故意的光，只是一道光。她在找一个出口，找一个可以不用负责任地释放今天那“没练够”的五圈能量和某种说不清的烦躁的东西。
“你跑得快吗？”她问灰月。
灰月没有回答。
“我问你话呢。”高马尾女孩的语气还是没有变化，但她的手臂用力了一点，整个身体朝着灰月倾斜过来。“你是**娘吧？跑一个给我看看呗。”
灰月知道了这个场景的走向。
她在**的地下比赛里见过太多类似的眼神。那不是“邀请”，不是“挑战”，不是“请你和我一起跑步”。那是一种“我需要一个东西来证明我比你强”，而你是那个“东西”。
“算了，别欺负人了。”**个女孩开口了，声音温柔一些。她站在最后面，双手插在校服外套的口袋里，脸上的表情有点尴尬，但她的脚步没有动。她也没有离开。她只是站在那里，用声音表示了“我认为这不对”，但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移动到“阻止”这个方向去的意图。
“我没欺负她啊。”高马尾女孩说。“我就是想看看，她这种……这种样子的马娘，能跑多快。”
“跑了你就让我们走吗？”灰月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小。很干。像是很久没有用过的水龙头，拧开之后流出来的第一股水是浑浊的、带铁锈的。
四个女孩都愣了一下。她们可能以为她不会说话，或者以为她是哑巴。灰月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说话？你不说话她们也许就会觉得无聊然后走掉。你说话只是在给她们提供一个更精确的目标。
但灰月今天不太想沉默。
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她的左膝从早上开始就在疼，那种钝钝的、持续不断的、像是在骨头里面有人拿着小刀在刮的疼痛，已经消耗了她太多的耐心，多到她连“在心里咒骂”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干巴巴的、像是被放在太阳底下晒了很久的、什么都可以的心态。
“跑了你就让我们走吗？”她又问了一遍。
高马尾女孩笑了。
“跑得过我，我就让你走。”
“跑不过呢？”
“跑不过……”高马尾女孩歪了歪头，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跑不过你就请我们喝水呗。你请得起吗？”
灰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把外套的拉链拉上，把脚后跟从那**胶的运动鞋里往后蹬了蹬，让脚趾顶住鞋头。
“从哪里跑到哪里？”她问。
高马尾女孩指了指街道的尽头。“看到那根电线杆了吗？从这里到那里，来回。我让你先跑。”
灰月没有等她说完就跑了。
她不觉得这是卑鄙。她只知道，如果她要在这条街上、在这个下午、在这个左膝已经疼了六个小时的情况下跑过这个营养充足、训练正规、比她重了至少十五公斤的马娘，她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个女孩还没有反应过来。
灰月跑起来的时候，脚步很轻。
甚至可以说太轻了。
她的脚掌在柏油路面上几乎不发出声音，像一只在热炭上走路的猫。她的马尾在身后晃动着，那稀疏的、浅棕色的、末端已经分叉的马尾，在午后的阳光下看起来几乎是透明的。
她跑到了那根电线杆，转身，开始往回跑。
那个高马尾女孩这时才起步。
她起步很快。爆发力很好。校服裙子在风中翻飞起来，露出里面的运动短裤。她的腿很长，小腿的肌肉线条结实而流畅，每一步落地都铿锵有力，和灰月那种几乎无声的跑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她追不上灰月。
不是因为灰月快。
是因为那个女孩没有认真跑。
她只是用了一种“玩玩而已”的速度在跑，觉得追上一个营养不良的流浪马娘不过是一伸手的事。但灰月已经跑到了折返点的时候，她才刚出发不到十米。等灰月跑回起点线的时候，那个女孩才刚从电线杆折返，跑了不到一半的距离。
灰月站在起点线后面，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她的左膝在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像是从深水里挤出来的气泡破裂的声音，但她没有摔倒。
高马尾女孩跑回来的时候，脸上没有笑意了。
她站在灰月面前，距离很近，近到灰月能看到她额头上细细的汗珠和睫毛膏微微晕开的一小块黑色。
“你——”
她没说完。
她的手推了一下灰月的肩膀。
灰月没有站稳。她的重心本来就已经很低，左膝在发软，那一推的力量不大，但足以让它倾斜。灰月的后背着地，摔在了柏油路面上。柏油路面的温度比体温高，被太阳晒了一整个下午，有一种灼热的、像是被熨斗熨过的感觉。
灰月躺在那里，看着天空。
天空是蓝色的。有一点云。
她的后脑勺没有磕到地面，她在倒地的瞬间用右肘撑了一下，肘部的皮肤被粗粝的柏油磨掉了一层，**辣地疼。
“你跑得不错嘛。”高马尾女孩说。她的语气里没有赞赏，只有一种更安静的东西——像是自尊心被打碎了一个角之后，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填补那个缺口，就把它变成了另一种形状。
短发女孩走过来，看了看灰月，又看了看高马尾女孩。
“走吧。”短发女孩说。“别管她了。”
高马尾女孩没有动。
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灰月。阳光从她的头顶洒下来，在她的脸上投下一片阴影，让她的表情变得难以辨认。
“你这种——”她说，声音很低。
她没有说完。
她转过身，和另外三个女孩一起走了。
灰月躺在柏油路面上，听着她们的脚步声远去。裙摆翻飞的声音，运动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领带扣轻轻拍打纽扣的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远处车流的**音吞没了。
灰月没有马上起来。
她躺在那里，看着天空。
左膝的疼痛从膝盖骨的位置蔓延到了小腿和大腿，像是一条看不见的根须在土壤里延伸。右肘的擦伤处有一种温热的、潮湿的感觉，大概是血，她没看。
她的嘴唇在动。
“死ね。”
那个词没有声音，只有嘴唇的形状。它在空气中滑动了一下，然后消散了，像是从来不存在过。
灰月从地上坐起来。
她的运动外套的背面沾了一层灰，她用左手拍了拍，没有拍干净，但她已经不介意了。她的右肘在流血，血沿着前臂往下淌，滴在地面上，和灰尘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暗红色的泥浆。
她站起来，朝着杂物间的方向走去。
路上经过一家药妆店，她透过玻璃看到里面货架上摆着的创可贴和消毒液。她口袋里还有一些零钱，足够买最便宜的创可贴。她没有进去。
不是因为没钱。
是因为她不想让店员看到她手上的血，不想让店员问她“你怎么了”，不想让那个问题后面跟着一连串她不想回答的、没有答案的问题。
她在路边的公共水龙头那里冲了冲手臂上的血。
水是凉的。凉的。比她的血液温度低很多，水流过伤口的时候，疼痛变得更尖锐了，像是有人在她的皮肤上用针尖画圈。
灰月关掉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
她没有擦干，就那么湿着，把手**口袋里。
回到杂物间，关上门，顶好拖把和水桶。
灰月在折叠椅上坐下来，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右手的手掌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表皮被磨掉了，露出下面粉红色的、湿漉漉的新皮肤。肘部的伤口还在渗血，但她已经没有干净的布料可以包扎了，她的运动外套只有一件，而她还指望着它过冬天。
她用了那个打火机。
不是用来点火的。她烧了一下那把小刀的刀尖，等刀尖冷却了，用它把那层翘起来的、已经和皮肤分离的碎皮剪掉。
很疼。
比擦伤的时候还疼。
但灰月的手没有抖。
她做完这一切之后，把打火机和小刀放回口袋，把膝盖抱起来，把下巴抵在膝盖上。
她看着三角形的天花板。
死ね——这个词在她的意识里盘旋，像一只找不到落脚点的乌鸦，不停地扇动翅膀，发出粗粝的沙哑的叫声。
她不恨那个推她的女孩。她不恨那个黄头发的小混混。她不恨那些百叶窗后面的人。她不恨高本井水。她甚至不恨那些在**的地下比赛里故意绊倒她的成年马娘。
她把“死ね”说给谁听？
说给这个世界的。
说给这个让她出生就变成孤儿的世界，这个让她被当成商品训练的世界，这个让她无家可归、吃不饱饭、被人推倒在柏油路面上、然后没有任何人会停下来问一句“你还好吗”的世界。
死ね。
灰月的声音在那间三角形的杂物间里回荡了一下，被水泥墙壁吸收了，变成了一种极轻极低的嗡鸣，然后就没有了。
她没有哭。
不是因为她不想哭。
是因为她已经不记得“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眼泪在眼眶里，但下不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个通道——也许是太久的压抑，也许是她已经忘了怎么让自己放松到可以流泪的程度。
灰月在折叠椅上坐了很久。
久到天色从蓝变成灰，从灰变成黑。
久到那道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从地面上消失了，只剩下窗外街灯透过百叶窗投**来的、细碎的、像是被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光的碎片。
灰月没有吃晚饭。
她今晚不饿。
但她的嘴唇还是在动。
死ね。
死ね。
死ね。
那个词和她的呼吸重叠在一起，成了她在这个三角形空间里的、唯一的、陪着她度过这个夜晚的东西。
灰月在川崎流浪的日子里，遇到过很多次“被欺负”的场景。不是每一次都值得详细讲述，因为大多数都长得差不多——有人比她强，比她多，比她有力气，而她是那个可以被随意对待的、不会有人追究的存在。
小混混们通常只是嘴上说说，偶尔推搡几下，抢走她手里的食物或者口袋里的零钱。他们不会打得太狠，因为打一个流浪的孩子没有“乐趣”，乐趣在于让她害怕。但灰月不害怕，她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不动，像一个已经坏掉了的玩偶。这种反应让他们觉得无聊，然后就走了。
但**娘们不一样。
她们打她。
不是那种随意的、推推搡搡的打。是有技巧的、精准的、像是在练习靶子一样的打。她们会把她逼到墙角，然后一个人抓住她的手腕，另一个人按住她的肩膀，第三个人用训练中学会的踢腿动作踢她的小腿。不重，不会造成明显的伤痕，但很疼，疼到骨子里。她们知道打哪里不会留下痕迹，这是她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是学校教的，是她们在学校里互相之间学的。
灰月在那些时候，什么都不做。
她缩起身体，护住头和腹部，把脸埋在膝盖里。她的马尾被她们扯过，耳朵被她们弹过，有人甚至用手指戳过她耳朵根部那块脱毛的皮肤，笑着说“这里好恶心”。
灰月只是在心里默念。
死ね。
死ね。
死ね。
每一个“死ね”对应一次疼痛。她用那个词来标记疼痛的位置和强度。一句“死ね”就是一颗钉子，把那个瞬间钉在她意识的某个地方，不让它溜走，也不让它扩散。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那些疼痛就会变成一团模糊的、无法处理的东西，堵在她的胸口里，让她的呼吸变得更困难。她需要把它们分解成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每一块都贴上“死ね”的标签，然后扔进心里的某个角落，等以后再说。
以后。她经常想，以后还会有“以后”吗？
但她还是会在心里说“以后”。因为“以后”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希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小到像一个原子，但它还是在那里，在一个她够不到的地方，发着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光。
秋天过去了。
冬天来了。
十二月的时候，川崎变得很冷。气温降到了零度左右，海风从港口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湿冷的、能穿透衣服和皮肤的寒气。灰月在杂物间里铺了更多的纸板和旧报纸，把那件旧毛毯裹得更紧，但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的手指和脚趾还是冰凉的，凉到发白。
她找到了更多的食物来源。
冬天的时候，超市会把一些卖不出去的临期食品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处理掉。灰月在某个傍晚花了八十円买到了一袋吐司面包的边角料——面包店把切下来的面包边装在袋子里，作为“宠物零食”出售。灰月不在意“宠物零食”这个标签。面包边很硬，咬起来需要用力嚼，嚼久了会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她把面包边泡在水里，等它变软了再吃，这样更容易消化，也更省牙。
她还在一个寺庙后面发现了一棵枇杷树。枇杷是冬天成熟的水果，树上挂着一些金**的、小小的果实。灰月够不到高的地方，只能捡落到地面上的那些。落在地上的枇杷大多被鸟啄过了，或者被摔裂了，但果肉的大部分还是好的。她用小刀把坏掉的部分削掉，把剩下的果肉吃掉。枇杷很酸，酸得她皱眉，但吃完之后嘴里会留下一种淡淡的、像是杏仁一样的余味。
圣诞节前夜，灰月路过川崎车站前的广场。广场上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彩灯，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一闪一闪的。树下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台上有人在唱歌，台下站着很多很多人，他们穿着厚厚的外套，围着围巾，戴着毛线帽，手里拿着热饮和可丽饼，脸上带着笑。
灰月站在广场的边缘，圣诞树上的彩灯光芒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眼睛染成了五颜六色的。
她没有挤进去。她只是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走了。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她突然觉得，如果她再站下去，她可能会想起一些事情。前世的圣诞节。妈妈会在那一天煮一大锅热红酒，屋子里弥漫着肉桂和橙子的香气，爸爸会在电视机前看红白歌会，而她会在窗户上贴自己剪的窗花，剪得不好看，但妈妈会说“这个好看”。
那些事情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叫秋月的女孩已经不存在了。
而她，哀怨灰月，站在川崎车站前的广场边缘，离那些彩灯和音乐和欢笑只有几步的距离，但她觉得自己和它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几步，而是一整片大海。
她转身走了。
回到杂物间的时候，她没有吃晚饭。她把旧毛毯裹在身上，把膝盖抱起来，把脸抵在膝盖上。
死ね——她心里说。
不是对着任何人。是对着那个不存在的、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圣诞快乐”的念头。
那天晚上，她在睡着之前，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今天是她的生日。
不是真的生日——高本井水领养文件上写的那个日期。
但在这个世界上，那是她唯一被记录下来的、和“出生”有关的数字。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
灰月九岁的时候，高本井水在那个日期给她买了一个蛋糕。十岁的时候也有。十一岁也有。十二岁也有。
十三岁的今天，没有蛋糕。
没有蜡烛。
没有那句“许愿”。
没有人说“吃”。
只有她自己，灰色的毛毯，三角形的天花板，和那扇用拖把顶住的、随时可能被人推开的门。
灰月在心里说了一句话。
不是“死ね”。
是“我还没死”。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平安夜里，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在唱赞美诗，有人在祈祷，有人在拥抱，有人在拆礼物。而她在这里，在一条没有人知道的缝隙里，在冷得让手指发白的十二月，用一件破旧的运动外套和一条有破洞的毛毯包裹着自己十三岁的、瘦弱的、伤痕累累的身体。
她还没死。
她还活着。
这大概就是她能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灰月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
她的嘴唇还在动，但这一次，不是一个词。是一句更长的、几乎听不到的气声。
“……还有明年。”
她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还有明年”还是“还有明年吗”。
她也不知道这两个意思之间，到底哪一个才是她真正想说的。
但她还是说出来了。
在平安夜的深夜里，在川崎一个老旧公寓楼的楼梯下面，在一个三角形的、灰色的、没有窗户的杂物间里，哀怨灰月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外面的风声和远处的、模糊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圣诞歌声。
她没有哭。
她只是睁着眼睛。
等着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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