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秋

地上了火车。那是一列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他找了个位置缩着身子坐下来。一路上他都在发呆，脑子里反反复复想一个问题：我怎么到南京的？

四个小时后，他到了上海。站台上人头攒动，他茫然地站着，忽然那两个“**”又出现在他面前，像一直在等他似的，一把拉住他，把他领到了遣送站。

到了遣送站门口，其中一个人对登记处的值班人员说：“这位同志是河北肥乡辛寨村的，麻烦送他回去。”说完，两人转身就走，顷刻消失在人群中。

黄延秋在上海遣送站住了下来。他不知道的是，7月28日上午，也就是他到达上海的当天，一封加急电报从上海发出，发往他老家河北肥乡。电文上写着：“辛寨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望认领。”收件地写的是“辛寨村”。

可辛寨村离北高村还有三公里路，且村**本没有姓黄的。电报在辛寨村被搁置了整整十天，直到北高村派人来传消息，才被送到黄家人手上。全村都炸了锅。

“不可能！”黄延秋的母亲瘫在炕上不肯相信，“我儿啥世面都没见过，怎么就到上海了？”

不少村民也议论纷纷。北高村离上海市1140公里，当时乘直快车也需22小时到达，而且还必须到45公里外的邯郸市才能搭上火车。而从北高村到邯郸市晚上并不通车，如果是步行到邯郸则需要八九个小时。黄延秋晚上十点多才睡，即便他醒着用最快的速度往邯郸赶，也得次日清晨五六点才到车站，再买票上车，无论如何赶不上7月28日上午就抵达上海。可电报上的日期确凿无疑是7月28日，收文记录也是7月28日上午九时许就已到了辛寨村。

村委会凑了一笔路费，让黄延秋的堂哥黄延明和同村妇女吕秀香，连同一位姓钱的外村人一起去上海接人。到上海后，他们在遣送站的登记簿上找到了黄延秋的名字，仔细辨认——左臂上那颗痣、脚上的疤，都对得上。人没错，就是黄延秋。

他是怎么到南京的？那些“**”到底是谁？电报上为什么写“辛寨村”？

所有人都想知道，黄延秋自己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