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拿起了洛阳铲

十字路口的抉择------------------------------------------。一张邮政储蓄的支票，蓝底黑字，金额栏写着：叁佰元整。，在邮局柜台前排队时，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手上。实际上根本没人注意——一个穿着沾满水泥点工装的年轻人，在邮局里太寻常了。“取现金。”我把支票从玻璃窗下的凹槽推进去。，她拿起支票，推了推老花镜，抬头看了我一眼：“李长安？是我。古墓那个？”她眼睛亮了，“听说你发现的？” 。我尴尬地点头。，一边说：“小伙子不错，有觉悟。前年东街改造，有人挖出个罐子，偷偷拿回家，后来被判了三年呢。”，又加了句：“好好保存，这是荣誉。”，崭新的，连号。我小心地对折，塞进内兜。走出邮局时，四月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是老张：“小李，钱领了？嗯，三百。”，然后传来老张的笑声：“三百...行吧，够吃顿饭。晚上叫上老王老刘他们，咱庆祝庆祝？好，我请。”，我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三百元，是我在工地一天的工钱。一面唐代海兽葡萄镜的市场价，黑市上至少五万起步——这是陈默偷偷告诉我的。而我上交了，换来三百元奖励，和一句“有觉悟”的表扬。
值吗？
我问自己，却得不到答案。
晚饭定在县城东头的老刘家**。店面不大，六张桌子，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四川人，烤串味道正宗，价格实惠。我到的时候，老张他们已经在了——老王头、老刘头，还有工地上另外三个关系好的工友：大陈、小赵、老吴。
“咱们的英雄来了！”老张站起来，给我倒了杯啤酒。
老王头拍拍身边的凳子：“长安，坐这儿。”
七个人围着一张方桌，烤串的香气混合着烟味、酒味，嘈杂的人声里，我暂时忘了那些纠结。大陈讲他年轻时在山西挖煤的经历，小赵说他在东莞打工时追过的厂妹，老吴则一遍遍念叨儿子在上海买房有多难。
“长安，你以后啥打算？”老刘头突然问，“听说省考古所要你？”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我捏着酒杯，冰凉的玻璃壁上凝着水珠。
“王教授是说了，让我去当临聘，一个月四千。”
“四千！”大陈惊呼，“不少啊！坐办公室的吧？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老张喝了口酒：“但没编制，对吧？”
我点头：“临时工，项目结束可能就失业了。”
桌上沉默了片刻。老王头给我夹了串烤腰子：“要我说，长安，你得想清楚。工地这活儿，是累，但一天三百是实打实的。四千一个月，听着不少，可去掉房租吃饭，能剩几个？再说了，考古所那地方，咱们这种人...（老张的言语中满是留下我的语气）”
他没说完，但意思都懂。工地虽然苦，但简单直白，干一天拿一天钱。机关单位不同，人际关系复杂，临时工更是底层中的底层。
“我还没决定。”我说。
老张举起杯：“不管咋选，咱们都支持你。来，走一个！”
酒杯碰撞，啤酒泡沫溢出来。那一晚，我们吃了四百二十六元——我付了三百，老张偷偷把剩下的一百多补了。散场时已经十一点，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老张搭着我肩膀：“长安，叔再多句嘴。人这辈子，机会就那么几次。王教授赏识你，这是你的机会。但工地这边...叔也能给你安排点别的。”
“什么？”
“以后再说。”老张拍拍我，“先回去睡吧。”
我失眠了三夜。
第一夜，我列了一张表，左边是去考古所的好处：专业对口、有发展可能、能学东西、工作体面。右边是坏处：工资低、没保障、临时工身份、可能多年转不了正。
第二夜，我给陈默打电话。他在市博物馆，虽然是事业编，但工资也就五千出头。“长安，说实在的，咱们这行，没钱没**，难。我这点工资，还完房贷还剩两千，每个月还得爸妈接济。”他苦笑，“你要是真想干这行，得做好清贫的准备。”
第三夜，父亲来电话了。CT结果出来，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压迫神经，医生建议手术。
“多少钱？”我问。
“手术费三万，加上住院啥的，得准备五万。（画外音，我家没有医保，村里早些年给交过，后边让个人缴纳，我爸妈嫌贵一年400，就没有交过，养老保险压根儿就没有。）”母亲的声音透着疲惫，“**说先不做了，贴膏药也能缓一缓。”
五万。我在工地干半年，****能攒五万。去考古所，一年都攒不够。
**天早上，我给王教授发了短信：“王老师，非常感激您的邀请，但我父亲生病需要钱，工地工资更高。抱歉不能去考古所了，谢谢您。”
短信发出去后，我像是卸下了重担，又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手机很快响了，是王教授打来的。
“长安，我理解你的难处。”教授的声音很温和，“这样，岗位我给你保留一个月，如果你改变主意，随时可以来。”
“谢谢老师。”
挂了电话，我换上工装去工地。那天我干得特别卖力，一锹一锹，泥土飞溅，汗水浸透了衣服。老王头看着我，叹了口气，没说话。
中午休息时，工地上来了辆黑色奥迪A6。车停在工地门口，司机下车，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平头男人，穿着西装，但气质不像白领，倒像是...保镖。
“哪位是李长安？张有福？”他问。
老张站起来：“我是张有福，这是李长安。”
“王总请二位去一趟。”司机面无表情，“请上车。”
我和老张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不安。王总，开发商王玉忠，因为古墓的事工地停了快十天，每天损失巨大。现在找我们，能有什么好事？
“我们还得干活...”老张说。
“王总说了，工资照算。”司机拉开车门，“请。”
奥迪车内很安静，空调开得很足，皮革味混合着淡淡的香水味。我和老张坐在后排，都不敢碰那些看起来就很贵的真皮座椅。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我们一眼：“二位不用紧张，王总就是想了解下情况。”
“了解什么情况？”老张问。
“古墓的事。”司机转回头，专注开车，“王总对历史很感兴趣。”
鬼才信。我看向窗外，车已经驶出县城，往郊区开去。路越来越窄，两边的建筑从楼房变成平房，最后是农田和零散的自建房。
“这是去哪？”老张问。
“王总在郊外的一个办事处。”
车拐进一条土路，颠簸了十几分钟，停在一座不起眼的院子前。围墙很高，铁门紧闭，从外面看就是普通的农家院。但仔细看，墙头有摄像头，铁门是加厚的。
司机按了下喇叭，铁门缓缓打开。院子里停着两辆车，一辆路虎，一辆奔驰。主房是栋三层小楼，外墙面贴着白色瓷砖，窗户都拉着厚重的窗帘。
“请。”司机下车，为我们开门。
走进楼内，我愣住了。外面其貌不扬，里面却装修奢华——大理石地面，水晶吊灯，红木家具。更震撼的是，四面墙上全是博古架，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董”：青铜器、陶俑、瓷器、玉器...
“这边请。”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引我们上二楼。
二楼是个大客厅，落地窗前摆着一张巨大的红木茶桌。王玉忠坐在主位，正在泡茶。他今天没穿西装，而是一身中式唐装，手腕上戴着一串沉香手串。
“来了？坐。”他抬头笑了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和老张拘谨地坐下。旗袍女子悄无声息地退下，关上了门。
“尝尝，正宗的老班章。”王玉忠给我们倒茶。他的手很稳，茶水精准地落入杯中，一滴不溅。
我端起茶杯，茶汤金黄透亮，香气扑鼻。但我的手在抖，茶水荡出波纹。
“小李啊，别紧张。”王玉忠靠在椅背上，打量着我，“陕师大考古系，高材生。怎么沦落到工地挖土了？”
“...没考上编制。”
“考了几年？”
“三年。”
“啧，可惜。”王玉忠摇摇头，“咱们**啊，有时候就是埋没人才。你这样的，该在博物馆里研究文物，而不是在工地上毁文物。”
我一愣：“王总，我没毁文物...”
“我知道，我知道。”他摆摆手，“你上交了铜镜，拿了三百块奖励，还请工友吃饭，自己倒贴一百多。有骨气，我欣赏。”
他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我后背开始冒冷汗。
“老张，”王玉忠转向老张，“你更不容易。老婆尿毒症，每周透析三次；儿子在西安交大，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万。工地这点钱，够吗？”
老张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王总，我...”
“我今天请二位来，不是兴师问罪。”王玉忠喝了口茶，“古墓的事，工地停工，我损失了几百万。但我不怪你们，相反，我还要感谢你们。”
我和老张都抬起头，难以置信。
“要不是你们及时发现上报，等楼盖到一半再发现，那就不是停工十天的问题了。”王玉忠笑了笑，“我这人，分得清好歹。你们帮我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该表示表示。”
他拉开茶桌抽屉，拿出两个厚厚的信封，推过来。
“一点心意，每人五万。”
五万！我盯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喉咙发干。老张的手已经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王总，这钱我们不能要。”老张声音发颤，“我们就是干了该干的事...”
“该干的？”王玉忠笑了，“老张，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那墓，你们进去过吧？”
空气凝固了。老张的脸色瞬间苍白，我的心脏狂跳起来。
“门后的铜钱，少了几枚。墓室里的铜镜不见了——哦，小李上交了。还有玉带板，位置被人动过。”王玉忠慢条斯理地说，“这些，***的人看不出来，但我看得出来。”
他站起身，走到博古架前，拿起一件青铜爵：“我祖上，就是干这个的。光绪年间，我太爷爷在洛阳倒斗，**时我爷爷在长安开古玩店。到我父亲那辈，虽然转行了，但眼力没丢。”
他转过身，看着我们：“你们那点小动作，瞒不过我。但我没举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不敢说话。
“因为你们有底线。”王玉忠走回茶桌，“只拿了一面镜子，还上交了。要是换了别人，早把墓搬空了。这说明，你们不是贪得无厌的人，是可以合作的人。”
“合作？”老张问。
“对，合作。”王玉忠重新坐下，“御景台那块地，下面不止一座墓。***的勘探只做了表面，底下至少还有三座，而且规格更高。”
我忍不住开口：“王总，盗墓是犯法的...”
“谁说盗墓了？”王玉忠笑了，“我们是施工，是开发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及时处理，避免破坏，这不是好事吗？”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当然，有些东西，埋在土里几百年也是埋着，拿出来，换点钱，救几条人命，不好吗？”
“小李，**的腰要手术吧？五万够不够？不够我可以预付你十万。老张，你老婆的透析不能停吧？儿子学费不能欠吧？工地上一天三百，你们干到死，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爸的事情只有老王头知道...）”
字字句句，像锤子敲在我心上。我想起父亲弯腰时的痛苦表情，想起母亲数钱时的样子，想起自己这三年一次次**失败后的绝望。
“王总想要我们做什么？”老张先开口了，声音沙哑。
“很简单。”王玉忠身体前倾，“老张你有经验，能看出哪块土不对劲。小李你有专业知识，能判断墓的年代、规格、价值。施工过程中，你们帮我‘留意’着点。发现东西，先报告给我，我找专业人士处理。事后，分你们三成。”
“三成？”老张眼睛亮了。
“出土东西价值的一成归你，一成归小李，一成归我那个发现文物的‘专业团队’。”王玉忠微笑，“放心，我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讲究的是细水长流。每次不多拿，够你们改善生活就行。”
他拿起茶壶，给我们续茶：“当然，你们也可以拒绝。今天的话就当没说过，钱你们拿走，算是封口费。但工地的活儿，恐怕就不能留你们了——毕竟，你们知道得太多了。”
这是威胁，也是**。五万现金摆在眼前，父亲的手术费有了着落。继续合作，未来可能有更多钱。但代价是，我从此要走上一条不归路。
“我...”老张看向我，眼神复杂。
王玉忠不急，慢慢品着茶。窗外传来鸟叫声，远处有狗吠。这个看似普通的农家院里，正在进行一场决定命运的谈判。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
“我也是。”老张附和。
“可以。”王玉忠点头，“给你们三天。这五万先拿着，不管答不答应，都是你们的。我王玉忠做事，从不强人所难。”
从不强人所难？我看着他温和的笑容，心里发寒。这五万拿在手里，就等于上了他的船。不答应，他会轻易让我们下船吗？
旗袍女子又进来了，端着果盘。王玉忠恢复了平常的随和：“来，吃点水果。中午在这儿吃饭，我让厨子准备了几个菜。”
那顿饭吃了什么，只依稀记得有一碗***，我完全没尝出味道。但是脑子里全是那些摆在博古架上的“古董”，是王玉忠温和却不容拒绝的笑容，是父亲佝偻的背影，是母亲疲惫的眼神。
离开时，司机又把我们送回工地。下车前，他递给我们每人一个牛皮纸袋：“王总交代的。”
袋子里是五沓崭新的百元钞票，银行封条还没拆。
回到工棚，我和老张相对无言。五万块钱在手里沉甸甸的，像烧红的炭。
“长安，你咋想？”老张先开口。
“张叔，这是犯罪。”
“我知道。”老张点了根烟，手在抖，“但我老婆等不起。医生说，再不透析，撑不过半年。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苍老而疲惫。“你年轻，有文化，还能选。叔没得选了。”
“如果被抓...”
“我知道，无期，甚至枪毙。”老张苦笑，“但死在牢里，总比看着老婆死在家里强。”
那天晚上，我把五万块钱藏在了出租屋的墙缝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李长安，你学了四年考古，是为了保护文物，不是为了盗卖文物。你今天拿这钱，明天就会拿更多，总有一天会进去。你对得起王教授的赏识吗？对得起陕师大四年的教育吗？
另一个说：你父亲需要手术，***需要安心，你需要活下去。考编考不上，工地干不长久，考古所工资低。这五万，能救父亲的腰，能让母亲睡个安稳觉。而且王玉忠说了，每次不多拿，细水长流...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从衣柜深处翻出那几枚没有价值的铜钱。我终究没舍得交，留了下来。铜钱背面的字清晰可见，此刻确像是某种嘲讽。
你到底是谁的？**的？历史的？还是我的？
第二天我没去工地，而是去了县医院。
父亲躺在病床上，母亲在旁边削苹果。看到我，父亲挣扎着要坐起来。
“别动。”我按住他，“医生怎么说？”
“**病，养养就好。”父亲故作轻松。
母亲眼眶红了：“医生说得手术，不然以后可能瘫痪...”
“多少钱？我有。”我说。
父母都愣住了。父亲盯着我：“长安，你哪来的钱？”
“工地发的奖金。”我撒谎，“老板看我干得好，提前发了半年工资。”
“半年工资？那得多少？”母亲问。
“五万。”我尽量让声音平静，“够手术了。”
母亲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她捂着脸哭起来。父亲看着我，眼神里有欣慰，也有担忧。
“长安，你实话告诉爸，这钱干净吗？”
“干净。”我说，喉咙发紧，“是我一锹一锹挖土挣的。”
父亲看了我很久，终于点点头：“爸信你。”
办好住院手续，预交了手术费，我走出医院时，感觉脚步虚浮。五万块钱，换来父亲手术的机会，值吗？
手机响了，是老张。
“长安，我答应了。”他的声音很平静，“你呢？”
我看着医院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远处，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花坛边抱头痛哭，手里捏着一张缴费单。
“我也答应。”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老张说：“明天王总会派人来工地，教我们怎么‘操作’。”
“知道了。”
挂断电话，我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整整一下午。看着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影子从长变短又变长。我想起大学时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明代士大夫墓葬中的道德观照》。我在文中写道：“墓者，藏也；藏者，安也。古人厚葬，非为虚荣，实为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对道德的坚守。”
当时的我，怎么能想到有一天，我会为了五万块钱，准备去挖别人的墓？
傍晚，我去了县图书馆——我大学放假时常去的地方。图书馆很旧，藏书不多，但安静。我在考古类书架前徘徊，最终抽出一本《中国盗墓史》。
翻开书，第一章就写着：“盗墓之恶，首在毁史，次在败德，终在害己。”
我把书放回去，逃也似的离开了图书馆。
第二天，工地来了个“技术指导”。四十多岁，姓周，戴眼镜，文质彬彬，看起来像个中学老师。王玉忠介绍他是“地质专家”，来指导地基施工。
只有我和老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午休时，周工把我们叫到临时板房里。关上门，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张地质雷达图。
“御景台地块，地下五到八米处，有三个异常区。”他用激光笔点着屏幕，“D1区是你们发现的那个墓，已经被处理了。D2区在这里，D3区在这里。”（因为带来的图纸上标注的都是字母和数字，现在回忆起来有些已经忘记了）
图上的红**域像三只眼睛，冷冷地盯着我们。
“王总的意思，D2区下周开挖。到时候，老张你负责那片区域，发现异常立刻报告。小李你负责鉴定，判断年代和价值。”周工推了推眼镜，“记住几个原则：第一，只拿小件，不动大件；第二，保持现场基本完整，方便后续‘发现’上报；第三，绝对保密。”
“如果...如果墓很完整，很有价值呢？”我问。
周工看了我一眼，笑了：“那更好了。完整的墓，上报后能上新闻，王总还能得个保护文物的美名。至于里面的东西...总有办法的。”
他合上电脑：“具体操作，到时候会有人配合你们。你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其他的不用管。”
周工走后，我和老张在板房里坐了很久。
“长安，怕吗？”老张问。
“怕。”
“我也怕。”老张点了根烟，“但怕也得干。我老婆昨天又昏倒了，透析的钱不能再拖了。”
我们像两个即将上战场的逃兵，互相看着，却找不到勇气。
D2区开挖是在一周后的早晨。天气预报说有小雨，但王玉忠坚持要开工。
“小雨好，人少。”他对我和老张说。
挖掘机的铲斗一次次**土地，泥土被掀起，堆成小山。我和老张在坑边看着，心提到嗓子眼。
上午十点，雨开始下了。工人们披上雨衣继续干，雨水混合着泥土，坑里很快变得泥泞。
“停！”老张突然喊。
挖掘机停下。老张跳下坑，蹲在坑底，用手扒开一片泥。雨水冲刷下，露出了青砖的一角——和之前那个墓一样的砖。
我的心沉了下去。又一个。
周工很快来了，他穿着雨衣下到坑底，仔细查看后，对老张点点头。然后转向我：“小李，看看。”
我下到坑里，雨水打得睁不开眼。抹了把脸，我蹲下身，用手触摸那些青砖。规格、质地、排列方式...
“明代，官员墓，规格比D1区高。”我判断，“可能有墓室和耳室。”
“价值？”
“如果保存完好，壁画、随葬品都有重要价值。”我顿了顿，“特别是墓志铭，可能填补地方志的空白。”
周工眼睛亮了：“好。老张，继续挖，小心点，露出墓门就停。小李，你跟我来。”
他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今晚动手。你准备一下，需要的工具我会提供。”
“这么快？”
“夜长梦多。”周工拍拍我的肩，“放心，我们很专业。”
那一天特别漫长。雨时下时停，工地泥泞不堪。D2区的挖掘暂停了，老张指挥工人在周围施工，掩人耳目。
傍晚收工时，周工递给我一个背包：“里面是工具和装备。晚上十一点，工地后门见。”
背包很沉，我背回家，锁上门才打开。里面有头灯、手套、口罩、软毛刷、小铲子，还有几个特制的布袋——用来装文物，避免磕碰。
很专业，专业得让我心寒。
晚上十一点，雨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我背着背包来到工地后门，老张和周工已经在等，还有两个人我不认识——一个瘦高个，一个矮胖子，都穿着深色衣服，面无表情。
“这是老高，这是老朱，我们的技术员。”周工简单介绍。
我们悄悄进入工地，来到D2区。墓门已经完整暴露出来，比D1区的更大，更精美。门上有石雕，是两只镇墓兽，虽然风化严重，但依然能看出威严。
“漂亮。”老高赞叹，“这门拆下来都能卖钱。”
“别动门，”周工说，“我们要的是里面的东西。”
他们开始工作了。老高拿出一套特制工具，小心地**门缝。老朱在旁边打下手。我和老张站在后面看，周工负责望风。
十分钟后，门开了——不是暴力破坏，而是用技巧打开了门后的自来石。门缓缓向内打开，一股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
头灯的光束射入黑暗，照出了一个更大的墓室。主室、耳室、甬道...规格确实比D1区高得多。
“小李，进去看看。”周工说。
我深吸一口气，跨过门槛。墓室内部比D1区保存得更好，壁画鲜艳，随葬品丰富。主室中央是一具更大的棺椁，耳室里堆放着陶俑、陶罐、木器...
但我的目光被墓室一角吸引了。那里散落着几块石板，上面有字。
“墓志铭！”我激动地跑过去。
石板上的楷书工整清晰：“明故奉政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王公墓志铭...”
王公，王守谦，嘉靖年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正五品。墓志铭详细记载了他的生平、政绩、家族...
“有历史价值，”我喃喃道，“可以补全县志...”
“值钱吗？”老高问。
“学术价值高，但市场上...不如金银玉器值钱。”
“那就别管了。”周工走进来，“找金银器、玉器、瓷器。”
他们开始“工作”了。老高和老朱手法熟练，打开棺椁，取出随葬品。金带扣、玉带板、银壶、青花瓷瓶...一件件被小心地装进布袋。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忙碌。头灯的光束在墓室里晃动，壁画上的人物仿佛在注视着我们这些闯入者。
“小李，别愣着，帮忙鉴定。”周工递给我一件瓷器。
是件青花梅瓶，釉面莹润，画工精细。我接过，手在抖。
“明嘉靖，民窑精品，完整器...市场价大概十万左右。”
“好，装起来。”周工满意地点头。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员。我在用四年所学的知识，为盗墓贼估价。
“差不多了。”老高说，“再拿就明显了。”
他们清点收获：金器三件，玉器五件，银器两件，瓷器四件。总价值，按我的估计，黑市上至少一百五十万。
三成，四十五万。我和老张能分到一半，二十二万五。
二十二万五。父亲手术后的康复费有了，母亲不用再为钱发愁了。我甚至可以考虑在县城付个首付...（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当时脑中满脑子的数字）
“撤。”周工说。
我们退出墓室，老高重新关好墓门，恢复原状。离开时，周工在墓道口撒了些碎砖瓦：“明天‘发现’时，就说施工不小心破坏了墓门。”
凌晨三点，我们回到地面。月亮又被云层遮住，四周一片漆黑。老高和老朱带着东西先走了，周工拍了拍我和老张的肩膀。
“干得不错。钱三天后到账。记住，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
我和老张默默点头。
回出租屋的路上，雨又下起来了。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我却没有感觉。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墓室里的画面：那些壁画，那些文物，还有我接过青花梅瓶时颤抖的手。
回到家，我脱下雨衣，发现手上沾着一点红色的颜料——是从壁画上蹭到的朱砂。
我盯着那点红色，突然冲进卫生间，剧烈地呕吐起来。
吐到胃里空空如也，我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的脸。
李长安，你到底在做什么？
窗外，雨越下越大，像是要洗净世间的所有污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