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年年
潭夢------------------------------------------，是风。，是风里裹着的光。那些光像碎掉的琉璃，一片一片嵌在气流里，旋转着朝她涌过来。风中有个模糊的影子，很高，看不清面目，但能感觉到一种近乎压迫的古老气息。那影子伸出手，指尖触到她眉心的一瞬间，整个世界像被人猛地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声音、光线、温度，全部抽离。。，窗帘透进来薄薄的晨光，她听见楼下厨房里母亲正在煎什么东西，油花溅开的声响，混着牛奶锅咕嘟咕嘟的轻沸。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潭夢眨了眨眼，等着视线里那些睡醒后常见的模糊褪去，等了一秒，两秒，三秒。。，伸手去摸床头的台灯开关。“啪嗒”一声，灯应该亮了——她能感觉到灯泡发热后散出的那一点点微弱的暖意，但那暖意无法照亮任何东西。她又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连续按了好几次，开关在指尖下发出机械的、徒劳的脆响。“妈。”她喊了一声，声音不大，甚至算得上平静。。厨房里的动静盖过了她的声音。“妈！”她提高了音量，手紧紧攥住被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被子是淡蓝色的，她记得很清楚，上周母亲刚换的，说这个颜色衬她的肤色。可现在她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连那抹淡蓝色都消失了。。母亲余敏穿着一只拖鞋就跑了上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推开门的瞬间看见女儿坐在床上，睁着眼睛，那双漂亮的杏眼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只是瞳孔深处像是蒙了一层薄雾，光透进去，却反射不出来。“小夢，怎么了？”余敏走到床边，伸手去探女儿的额头，“还烧吗？昨晚烧到四十度，吓死妈妈了——妈，”潭夢抬起脸，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眼睛睁得很大，那层薄雾在晨光中微微泛着灰蓝色，像冬天湖面上初结的冰，“灯是不是坏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指甲缝里嵌着一点葱花，刚才还在切葱花准备打进蛋液里，因为女儿昨晚高烧不退，她几乎一夜没合眼，天不亮就起来做早餐，想着女儿退烧了醒来能吃口热的。可现在这只手开始发抖，面粉簌簌地往下掉，落在潭夢的被子上，落在她淡蓝色的睡衣上，像细碎的雪花。“小夢，你……你跟妈妈说，你能看见妈**手吗？”余敏把手伸到女儿眼前，左右晃了晃，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潭夢的视线没有追随那只手。她的眼睛只是直直地望着前方，安静地、茫然地望着那片永恒的、密不透风的黑暗，然后摇了摇头。
余敏没有尖叫，没有哭，她只是站了两秒钟，然后转身跑下楼去，途中踩到了自己掉落的拖鞋，趔趄了一下，膝盖磕在楼梯拐角处，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疼。她跑进卧室，一把掀开被子，对着还在睡梦中的丈夫潭建邦喊了一声：“老潭，起来，小夢看不见了。”
潭建邦是从床上弹起来的。这个在建筑工地上干了二十年的男人，扛过几百斤的钢筋，从没系安全绳爬过十二层的脚手架，被一根钢管砸断过两根肋骨也没掉过一滴眼泪。可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腿先软了，下床的时候膝盖磕在床沿上，闷响一声，他也没觉得疼，胡乱套上裤子，光着脚就往楼上跑。
潭夢还保持着那个姿势坐在床上，被子堆在腰间，两只手平平地放在膝盖上，安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失明的十一岁女孩。听见父亲沉重的脚步声，她侧了侧头，嘴角甚至微微弯了一下，像是想安慰什么人。
“爸，你别急，可能是烧还没退，烧退了就能看见了。”
潭建邦站在门口，看着女儿那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那双曾经亮得像星星一样的眼睛，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想说话，张了张嘴，发出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像自己声音的粗哑气音。他走过去，把女儿连人带被子一起抱进怀里，抱得很紧，像是怕风把她吹走。
风。
他想起女儿昨晚高烧时说的胡话。她说风很大，她说有个人站在风里看着她，她说那个人有金色的眼睛。他和余敏当时都以为孩子只是烧糊涂了，做了噩梦，用湿毛巾敷了一整晚的额头，天亮时终于退了烧，两口子松了口气，余敏下楼去做早餐，他靠在女儿床边打了个盹。
现在想来，那也许不是胡话。
潭夢失明的消息在亲戚圈子里传得很快。潭建邦的姐姐潭建芳第二天就拎着两箱牛奶和一袋苹果赶了过来，进门先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的侄女，眼眶就红了，拉着余敏到厨房里，压低声音问：“去看了没有？哪个医院？”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院、眼科医院，都去了。”余敏的声音干得像砂纸，她这两天哭得太多，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什么CT、核磁共振、眼底造影，能做的全做了，医生说眼睛结构没有任何问题，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全是好的，功能完全正常。”
“那怎么会看不见呢？”
“医生说可能是功能性的……”余敏说到一半停住了，因为潭建芳显然听不懂这个术语，事实上她自己也听不太懂。功能性视障，医生用了这个词，意思是大脑接收和处理视觉信号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但原因不明。医生说了一大堆可能性：病毒感染后的免疫反应、高烧导致的神经系统暂时性紊乱、心理应激引起的转换障碍。最后一位老主任医师摘下眼镜，叹了口气，用一种温和的、近乎遗憾的语气说：“建议你们去大城市看看，北京、上海，那边有更好的神经科。”
余敏把这句话翻来覆去想了一整晚。北京、上海，更好的神经科。她没有告诉潭夢这些，只是第二天早上给女儿梳头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夢，咱们过两天去北京玩一趟好不好？”
潭夢坐在梳妆镜前，面朝镜子，但她看不见镜子里自己的模样。她的头发很长，余敏每次给她梳头都要花上好一会儿，从发根慢慢梳到发梢，一下一下，耐心得像在梳理一件珍贵的东西。
“好。”潭夢说，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余敏的手顿了一下，因为她看见女儿的眼睛正对着镜子，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和镜中自己的倒影对视着，如果不是知道女儿看不见，她几乎要以为女儿在看她。那双眼睛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一个孩子的眼睛，倒像是一口很深的井，水面平静，但谁也看不见井底有什么。
潭建芳在厨房里把苹果切成小块，装在白瓷碗里端出来，蹲在潭夢面前，叉起一块递到她嘴边。潭夢张嘴接了，嚼了两下，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姑姑，苹果是甜的，但我尝不出味道了。”
潭建芳手里的叉子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余敏从背后猛地抱住了女儿，脸埋在她肩窝里，终于没能忍住，无声地哭了出来。潭建邦站在阳台上抽烟，背对着屋里的一切，肩膀微微颤抖，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也没有弹掉。
潭夢被母亲抱着，手里捧着那碗苹果块，眼睛安静地睁着，看着面前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她说不清楚那种感觉——不是单纯的看不见，而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被抽走了，味觉、嗅觉，甚至触觉都变得迟钝起来。她能感觉到母亲的眼泪洇湿了她的衣领，温热的，但那温度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不那么真切了。
她忽然想起了那个梦。那个站在风里的人，那双金色的眼睛，那根触在她眉心的手指。她想，如果那个人再出现，她一定要问问他，为什么要拿走她的眼睛。可她又隐约觉得，不是被拿走了，而是被换走了。眼睛换成了别的什么东西，只是她还没学会怎么用。
学校的电话是在一周后打来的。
班主任姓林，是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人，电话里先问了潭夢的身体状况，说全班同学都很想念她，说她的座位一直留着，桌面上她贴的那张星星贴纸也没有撕掉。余敏握着听筒，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好半天才说出那句她已经练习了很多遍的话：“林老师，小夢她……暂时可能没办法去上学了。”
挂掉电话后，余敏在客厅里站了很久。她看着墙上贴着的潭夢的奖状，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三好学生”四个字印了十张，每一张上面都有女儿端端正正的名字。还有那张班级合照，三十八个孩子站在操场上，潭夢站在第二排中间，扎着马尾辫，笑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亮闪闪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半年，不到半年前。那时候女儿还能看见天上的云、树上的花、黑板上粉笔字的颜色。那时候女儿还会在放学路上指着天边的晚霞说“妈妈你看，今天的云是粉色的”。
现在那些颜色都不存在了。
潭夢退学的事办得很低调。潭建邦没有跟任何人多说什么，只是去学校填了几张表格，把女儿的书本和文具收拾好，装进那个粉色的书包里，拎回了家。他路过操场的时候看了一眼，一群孩子正在上体育课，跑啊跳啊的，笑声很响。他加快脚步走了出去，怕自己再多待一秒就会做出什么失控的事。
回到家里，他把书包放在潭夢床头。潭夢摸索着拉开拉链，一本一本地摸那些课本的封面，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她能摸出不同的厚度和大小，知道哪本是哪本。摸到最后，她的指尖碰到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东西，是一枚枫叶书签，去年秋天她捡的，夹在语文书里做纪念。
她把那枚书签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生活就这样重新开始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余敏辞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在家专门照顾女儿。潭建邦把工地上白班换成了夜班，白天能多陪陪女儿，晚上女儿睡了他再去工地，第二天早上回来睡几个小时，然后又起来。两口子心照不宣地轮班，确保女儿身边随时有人。
头两个月，余敏带着潭夢跑遍了北京和上海的各大医院。积水潭、同仁、协和、华山，专家号挂了十几个，检查做了一次又一次，结论却大同小异：眼睛没问题，大脑视觉中枢功能异常，原因待查，建议进一步随访。一位神经内科的教授在看过所有检查报告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让余敏终身难忘的话：“这个孩子的大脑很特别，她的视觉中枢不是损坏了，而是……被关闭了。就像一台电脑，硬件都是好的，但有人把显示器的电源拔了。”
余敏追问能不能治好，教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了一句“需要时间”。
潭夢自己倒不怎么追问这些。她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平静，平静得让余敏害怕。她开始学着在黑暗中生活，一开始磕磕绊绊，撞到门框、踢到桌腿、打翻水杯，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但她学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凭记忆和触觉在自家房子里自如地走动了，厨房里每样东西的位置、客厅到阳台有几步、楼梯每级台阶的高度，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像一张三维地图刻在了脑子里。
余敏给她买了一个盲杖，她用了两天就不用了，说那个东西太吵，敲在地上嗒嗒嗒的，听着心烦。她更喜欢用手摸，指尖贴着墙壁或者家具的边缘慢慢走，步子不快不慢，从容得像在逛一个她闭着眼睛也能走完的花园。
白天余敏出门买菜的时候，潭夢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她坐在窗前的那把藤椅上——那把椅子是余敏特意挪到窗边的，因为潭夢说那里有风，她说有风的时候她能“看见”一些东西。余敏不知道她说的“看见”是什么意思，但每次从菜市场回来，打开门，看见女儿安安静静地坐在窗前的逆光里，头发被风吹起来，闭着眼睛，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她就会觉得，也许一切还没有那么糟。
有一天黄昏，潭建邦从工地回来，洗完澡，坐在女儿旁边剥橘子。他剥得很仔细，把橘络一根根扯干净，一瓣一瓣掰好放在碟子里，推到女儿手边。潭夢拿起一瓣放进嘴里，忽然说了一句：“爸，你不用每天晚上都去上夜班。”
潭建邦手里的橘子顿住了。
“白天妈在家陪我，晚**在家，你们俩都睡不好。”潭夢慢慢嚼着橘子，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一个人可以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潭建邦看着她。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皮肤在夕光里近乎透明，那双灰蓝色的眼睛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像梦里的那种颜色。他忽然想起女儿说过的那个梦，那个站在风里、有金色眼睛的人。
“小夢，你那天晚上做的那个梦，”潭建邦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你说有个人，站在风里——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潭夢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不记得了，”她说，“但是每次起风的时候，我好像还能感觉到他。”
她把手伸出窗外，五指微微张开，像是在接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风从她的指缝间穿过，带着初秋微凉的气息和远处不知谁家飘来的饭香。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像是摸到了什么东西，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他还在。”她轻轻地说。
潭建邦看着女儿伸向窗外的右手，阳光把她的手照得近乎透明，指尖微微泛着光。他忽然感到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悸，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本能的震颤，好像有什么古老的、远超人类理解范畴的东西，正透过女儿那双失明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窗外起风了。
潭夢的视线没有追随那只手。她的眼睛只是直直地望着前方，安静地、茫然地望着那片永恒的、密不透风的黑暗，然后摇了摇头。
余敏没有尖叫，没有哭，她只是站了两秒钟，然后转身跑下楼去，途中踩到了自己掉落的拖鞋，趔趄了一下，膝盖磕在楼梯拐角处，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疼。她跑进卧室，一把掀开被子，对着还在睡梦中的丈夫潭建邦喊了一声：“老潭，起来，小夢看不见了。”
潭建邦是从床上弹起来的。这个在建筑工地上干了二十年的男人，扛过几百斤的钢筋，从没系安全绳爬过十二层的脚手架，被一根钢管砸断过两根肋骨也没掉过一滴眼泪。可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腿先软了，下床的时候膝盖磕在床沿上，闷响一声，他也没觉得疼，胡乱套上裤子，光着脚就往楼上跑。
潭夢还保持着那个姿势坐在床上，被子堆在腰间，两只手平平地放在膝盖上，安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失明的十一岁女孩。听见父亲沉重的脚步声，她侧了侧头，嘴角甚至微微弯了一下，像是想安慰什么人。
“爸，你别急，可能是烧还没退，烧退了就能看见了。”
潭建邦站在门口，看着女儿那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那双曾经亮得像星星一样的眼睛，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想说话，张了张嘴，发出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像自己声音的粗哑气音。他走过去，把女儿连人带被子一起抱进怀里，抱得很紧，像是怕风把她吹走。
风。
他想起女儿昨晚高烧时说的胡话。她说风很大，她说有个人站在风里看着她，她说那个人有金色的眼睛。他和余敏当时都以为孩子只是烧糊涂了，做了噩梦，用湿毛巾敷了一整晚的额头，天亮时终于退了烧，两口子松了口气，余敏下楼去做早餐，他靠在女儿床边打了个盹。
现在想来，那也许不是胡话。
潭夢失明的消息在亲戚圈子里传得很快。潭建邦的姐姐潭建芳第二天就拎着两箱牛奶和一袋苹果赶了过来，进门先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的侄女，眼眶就红了，拉着余敏到厨房里，压低声音问：“去看了没有？哪个医院？”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院、眼科医院，都去了。”余敏的声音干得像砂纸，她这两天哭得太多，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什么CT、核磁共振、眼底造影，能做的全做了，医生说眼睛结构没有任何问题，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全是好的，功能完全正常。”
“那怎么会看不见呢？”
“医生说可能是功能性的……”余敏说到一半停住了，因为潭建芳显然听不懂这个术语，事实上她自己也听不太懂。功能性视障，医生用了这个词，意思是大脑接收和处理视觉信号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但原因不明。医生说了一大堆可能性：病毒感染后的免疫反应、高烧导致的神经系统暂时性紊乱、心理应激引起的转换障碍。最后一位老主任医师摘下眼镜，叹了口气，用一种温和的、近乎遗憾的语气说：“建议你们去大城市看看，北京、上海，那边有更好的神经科。”
余敏把这句话翻来覆去想了一整晚。北京、上海，更好的神经科。她没有告诉潭夢这些，只是第二天早上给女儿梳头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夢，咱们过两天去北京玩一趟好不好？”
潭夢坐在梳妆镜前，面朝镜子，但她看不见镜子里自己的模样。她的头发很长，余敏每次给她梳头都要花上好一会儿，从发根慢慢梳到发梢，一下一下，耐心得像在梳理一件珍贵的东西。
“好。”潭夢说，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余敏的手顿了一下，因为她看见女儿的眼睛正对着镜子，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和镜中自己的倒影对视着，如果不是知道女儿看不见，她几乎要以为女儿在看她。那双眼睛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一个孩子的眼睛，倒像是一口很深的井，水面平静，但谁也看不见井底有什么。
潭建芳在厨房里把苹果切成小块，装在白瓷碗里端出来，蹲在潭夢面前，叉起一块递到她嘴边。潭夢张嘴接了，嚼了两下，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姑姑，苹果是甜的，但我尝不出味道了。”
潭建芳手里的叉子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余敏从背后猛地抱住了女儿，脸埋在她肩窝里，终于没能忍住，无声地哭了出来。潭建邦站在阳台上抽烟，背对着屋里的一切，肩膀微微颤抖，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也没有弹掉。
潭夢被母亲抱着，手里捧着那碗苹果块，眼睛安静地睁着，看着面前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她说不清楚那种感觉——不是单纯的看不见，而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被抽走了，味觉、嗅觉，甚至触觉都变得迟钝起来。她能感觉到母亲的眼泪洇湿了她的衣领，温热的，但那温度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不那么真切了。
她忽然想起了那个梦。那个站在风里的人，那双金色的眼睛，那根触在她眉心的手指。她想，如果那个人再出现，她一定要问问他，为什么要拿走她的眼睛。可她又隐约觉得，不是被拿走了，而是被换走了。眼睛换成了别的什么东西，只是她还没学会怎么用。
学校的电话是在一周后打来的。
班主任姓林，是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人，电话里先问了潭夢的身体状况，说全班同学都很想念她，说她的座位一直留着，桌面上她贴的那张星星贴纸也没有撕掉。余敏握着听筒，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好半天才说出那句她已经练习了很多遍的话：“林老师，小夢她……暂时可能没办法去上学了。”
挂掉电话后，余敏在客厅里站了很久。她看着墙上贴着的潭夢的奖状，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三好学生”四个字印了十张，每一张上面都有女儿端端正正的名字。还有那张班级合照，三十八个孩子站在操场上，潭夢站在第二排中间，扎着马尾辫，笑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亮闪闪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半年，不到半年前。那时候女儿还能看见天上的云、树上的花、黑板上粉笔字的颜色。那时候女儿还会在放学路上指着天边的晚霞说“妈妈你看，今天的云是粉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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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夢退学的事办得很低调。潭建邦没有跟任何人多说什么，只是去学校填了几张表格，把女儿的书本和文具收拾好，装进那个粉色的书包里，拎回了家。他路过操场的时候看了一眼，一群孩子正在上体育课，跑啊跳啊的，笑声很响。他加快脚步走了出去，怕自己再多待一秒就会做出什么失控的事。
回到家里，他把书包放在潭夢床头。潭夢摸索着拉开拉链，一本一本地摸那些课本的封面，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她能摸出不同的厚度和大小，知道哪本是哪本。摸到最后，她的指尖碰到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东西，是一枚枫叶书签，去年秋天她捡的，夹在语文书里做纪念。
她把那枚书签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生活就这样重新开始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余敏辞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在家专门照顾女儿。潭建邦把工地上白班换成了夜班，白天能多陪陪女儿，晚上女儿睡了他再去工地，第二天早上回来睡几个小时，然后又起来。两口子心照不宣地轮班，确保女儿身边随时有人。
头两个月，余敏带着潭夢跑遍了北京和上海的各大医院。积水潭、同仁、协和、华山，专家号挂了十几个，检查做了一次又一次，结论却大同小异：眼睛没问题，大脑视觉中枢功能异常，原因待查，建议进一步随访。一位神经内科的教授在看过所有检查报告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让余敏终身难忘的话：“这个孩子的大脑很特别，她的视觉中枢不是损坏了，而是……被关闭了。就像一台电脑，硬件都是好的，但有人把显示器的电源拔了。”
余敏追问能不能治好，教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了一句“需要时间”。
潭夢自己倒不怎么追问这些。她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平静，平静得让余敏害怕。她开始学着在黑暗中生活，一开始磕磕绊绊，撞到门框、踢到桌腿、打翻水杯，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但她学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凭记忆和触觉在自家房子里自如地走动了，厨房里每样东西的位置、客厅到阳台有几步、楼梯每级台阶的高度，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像一张三维地图刻在了脑子里。
余敏给她买了一个盲杖，她用了两天就不用了，说那个东西太吵，敲在地上嗒嗒嗒的，听着心烦。她更喜欢用手摸，指尖贴着墙壁或者家具的边缘慢慢走，步子不快不慢，从容得像在逛一个她闭着眼睛也能走完的花园。
白天余敏出门买菜的时候，潭夢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她坐在窗前的那把藤椅上——那把椅子是余敏特意挪到窗边的，因为潭夢说那里有风，她说有风的时候她能“看见”一些东西。余敏不知道她说的“看见”是什么意思，但每次从菜市场回来，打开门，看见女儿安安静静地坐在窗前的逆光里，头发被风吹起来，闭着眼睛，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她就会觉得，也许一切还没有那么糟。
有一天黄昏，潭建邦从工地回来，洗完澡，坐在女儿旁边剥橘子。他剥得很仔细，把橘络一根根扯干净，一瓣一瓣掰好放在碟子里，推到女儿手边。潭夢拿起一瓣放进嘴里，忽然说了一句：“爸，你不用每天晚上都去上夜班。”
潭建邦手里的橘子顿住了。
“白天妈在家陪我，晚**在家，你们俩都睡不好。”潭夢慢慢嚼着橘子，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一个人可以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潭建邦看着她。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皮肤在夕光里近乎透明，那双灰蓝色的眼睛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像梦里的那种颜色。他忽然想起女儿说过的那个梦，那个站在风里、有金色眼睛的人。
“小夢，你那天晚上做的那个梦，”潭建邦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你说有个人，站在风里——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潭夢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不记得了，”她说，“但是每次起风的时候，我好像还能感觉到他。”
她把手伸出窗外，五指微微张开，像是在接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风从她的指缝间穿过，带着初秋微凉的气息和远处不知谁家飘来的饭香。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像是摸到了什么东西，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他还在。”她轻轻地说。
潭建邦看着女儿伸向窗外的右手，阳光把她的手照得近乎透明，指尖微微泛着光。他忽然感到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悸，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本能的震颤，好像有什么古老的、远超人类理解范畴的东西，正透过女儿那双失明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窗外起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