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证
第三节 消失的五年------------------------------------------。。不是丢失，不是损毁，而是从物证库里被堂堂正正地调走了——调阅人是陈国栋本人，调阅时间是1990年3月12日。那个日期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久到物证库的保管员换了三茬，久到当年的调阅登记本都已经泛黄发脆。。，手里还拿着那个**档案袋，脸上的表情从惊骇慢慢变成了担忧。他跟随陈国栋六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个老**露出过今天这样的神情——不是愤怒，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更让人不安的东西。。，对自己五年前做过的事情毫无印象。这不正常。“陈队，”**走进办公室，把档案袋放在桌上，声音压得很低，“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不是说你脑子有问题，我是说——万一有人冒用了你的签名呢？”。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人之间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表情。“调阅记录上除了签名，还有什么？”他终于开口了。“有。”**翻开档案袋里的复印件，“调阅理由写的是‘案件复核，证据比对’，批准人是当时的物证科主任老周。老周去年退休了，我上午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但他也说了，1990年那会儿他批过的调阅单太多，不可能每一件都记得。老周这个人怎么样？”陈国栋问。“老实人，干了三十年物证管理，从来没有出过差错。”**顿了顿，“他不是那种会被人收买的人。”。他当然知道老周是什么样的人，他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要么是他自己调走了，然后因为某种原因忘记了；要么是有人冒用了他的签名，从物证库里取走了样本。如果是后者，那这个人一定对物证库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知道什么时候值班的人少，知道老周的签字习惯，知道陈国栋的签名长什么样。，这个人可能就在**系统内部。
陈国栋把烟掐灭在已经满出来的烟灰缸里，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港城的晨雾正在慢慢散去，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几艘渔船的黑影。他的目光越过那些渔船，落在更远的地方——那里是老城区的方向，那片拆迁工地所在的位置。
“DNA比对的结果，除了刘局，还有谁知道？”他问。
“法医老孙，我，还有技术科的小林。”**掰着手指头数，“老孙做事稳妥，不会乱说。小林那边我已经交代过了，让他暂时保密。刘局那边——”
“刘局那边我来处理。”陈国栋打断了他，“你现在去做两件事。第一，去档案科找老肖，调出赵志成所有的审讯录音带，我要一份完整的拷贝。第二，去查林美珍的社会关系，重点查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尤其是姐妹。”
“姐妹？”**愣了一下，“你是怀疑——”
“我什么也不怀疑。”陈国栋转过身来，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我只是在排除可能性。”
**张了张嘴，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陈国栋一个人。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盒录像带和那张照片，在桌上并排摆开。录像带黑色外壳上的白色标签，照片背面的钢笔字，还有今天早上刚收到的那封信——那个印着绣球花的白色信封。
绣球花。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件他以为早就无关紧要的事。
1985年“绣匠案”**名受害者——就是那个身上提取到未知DNA的受害者——被发现的时候，她的右手掌心握着一朵花。一朵已经枯萎的绣球花。当时专案组的人讨论过这朵花的意义，有人说可能是凶手留下的标记，有人说可能只是巧合，因为发现**的地方附近就有一丛绣球花。后来赵志成认了罪，这个细节就被淹没在了卷宗里，再没有人提起过。
但现在，绣球花又出现了。
出现在一个信封的封口上。
这不是巧合。这是有人在告诉他：你忽略的东西，我替你记着。
陈国栋拿起电话，拨了档案科老肖的号码。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老肖沙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种被打扰的不耐烦。
“老肖，是我。赵志成的审讯录音带，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在地下室最里面那排架子上，落了一层灰。”老肖说，“你要的拷贝我已经让小何在做了，估计下午能好。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赵志成的录音带一共有四十二盘，但我核对了一下编号，少了两盘。”
陈国栋的手指猛地攥紧了话筒。
“少了两盘？哪两盘？”
“1985年11月7日和11月8日的审讯记录。那两天的审讯是你亲自做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是我做的录音记录。那两盘带子本来应该在第17号和第18号的位置上，但现在是空的。”
陈国栋闭上眼睛，努力回想1985年11月7日和8日那两天发生了什么。那两天是赵志成认罪的关键时刻——11月6日赵志成还在否认一切，11月7**突然开始交代作案细节，11月8**完成了全部四起**的口供。也就是说，那两天是整起案件的转折点。
而那两天的录音带，消失了。
“老肖，那两盘带子最后一次被调阅是什么时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我查一下借阅记录……最后一次登记是在1990年3月12日，调阅人是——陈国栋。”
又是1990年3月12日。
同一天。同一个人。同一批物证。
陈国栋感觉自己的头皮在发麻。五年前的那一天，他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同时调阅赵志成的DNA样本和那两盘关键的审讯录音带？他调走这些东西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这些事？
“老肖，你认识我多少年了？”
老肖似乎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有些意外，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从1981年你调到刑侦队开始，我就跟你共事了。十四年了。”
“十四年。”陈国栋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那你觉得，我会不会在五年前的那天，从物证库里调走证据，然后把它们弄丢？”
这次老肖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你不会。”老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沙哑，像是嗓子眼里卡了什么东西，“但那天之后没多久，你请了一个月的假。你不记得了吗？”
陈国栋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一个月的假。1990年3月之后。他不记得请过假，不记得为什么请假，不记得那一个月里他做了什么、去了哪里。
他的人生里，有一个月是空白的。
“老肖，你还记得我为什么请假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那叹息很长，很重，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
“那时候你妻子刚去世不久，大家以为你是去处理丧事。但你回来之后，整个人变了很多。以前的你话多，爱开玩笑，从那天之后你就很少笑了。”老肖顿了顿，“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陈国栋握着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记得妻子去世这件事。1990年2月，他的妻子赵素云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肇事司机逃逸，至今没有抓到。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当然记得。但他不记得自己在妻子去世后请过一个月的假，不记得自己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他记忆中的1990年3月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他知道那个月存在，但他不知道那个月里装了什么。
“谢谢你，老肖。”他挂了电话。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交握放在桌面上，盯着桌上那盒录像带和那张照片。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雾气已经完全散去了，但办公室里却像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阴影。
他开始强迫自己去回忆。
1990年3月12日。那天他在做什么？那天是星期几？天气怎么样？他穿了什么衣服？吃了什么？见了什么人？
一片空白。
他只记得那个月之前和之后的事情。2月，妻子出殡，他站在殡仪馆的灵堂里，看着黑白遗像上赵素云微笑的脸，一滴眼泪都没有流。3月，他想不起来。4月，他回到刑侦队上班，所有人都用一种小心翼翼的目光看他，好像他是一个随时会碎掉的瓷器。
那段空白的记忆里，到底藏着什么？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把他从沉思中拽了出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法医老孙的号码。
“陈队，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老孙的声音有些急促，完全不像他平时那种慢条斯理的风格，“我重新检查了那具白骨，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她的牙齿。我在做齿模比对的时候，发现她的上颚右侧第二前磨牙做过根管治疗，填充材料是磷酸锌水门汀。这种材料在港城八十年代初期很常见，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被淘汰了。关键是，我在她的牙髓腔里提取到了牙髓组织的残留物。”
陈国栋皱了皱眉：“牙髓组织残留物能说明什么？”
“牙髓组织里有DNA。如果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做过根管治疗，牙髓腔里的组织在治疗后就会被彻底清除，不会有残留。除非——”老孙的声音压得更低了，“除非这个根管治疗是在她死后做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陈国栋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沉重而缓慢。
“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人的牙齿，是在她死后被人做了根管治疗。也就是说，有人在**她之后，往她的牙齿里填充了某种东西。表面上看是根管治疗的材料，但实际上——”老孙停顿了一下，“我拆开那颗牙齿的时候，在填充物下面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空腔，空腔里藏着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颗胶囊。很小，大概只有米粒大小，外壳是蜡质的，已经完全硬化了。我把胶囊打开，里面是一张卷起来的纸，纸已经变得很脆，但我用蒸汽熏软了之后展开来看了一下。上面写着四个字。”
陈国栋的呼吸停住了。
“哪四个字？”
“陈国栋收。”
电话那头传来老孙急促的呼吸声。办公室里日光灯管的嗡嗡声突然变得震耳欲聋。陈国栋感觉自己的血液像是被什么东西冻住了一样，从指尖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冷。
一颗藏在死者牙齿里的胶囊。胶囊里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知道这具**会被挖出来，知道法医会检查她的牙齿，知道最终会有人打开那颗胶囊，看到那张纸条。这是一条穿越了十年的信息，从过去寄到未来，收件人是他。
而且，只有一种人会把信息藏在死者的牙齿里——一个对法医学流程了如指掌的人。一个知道尸检的时候法医一定会检查牙齿的人。一个知道磷酸锌水门汀这种材料在八十年代中期就会被淘汰、因此可以用来精确判断死亡时间窗口的人。
一个同行。
“老孙，那颗胶囊和那张纸条，除了你还有谁看过？”
“没有别人。我发现的时候是中午，技术科的人都去吃饭了，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做的。我意识到不对劲之后，马上把东西收起来了，谁也没告诉。”
“做得好。”陈国栋的声音很平静，但他的脑子正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运转着，“你现在在实验室吗？”
“在。”
“我马上过去。在我到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入实验室。”
挂了电话，陈国栋把桌上的录像带和照片收进公文包，快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遇到了正在往回走的**，**手里拿着一沓复印纸，是赵志成审讯录音带的目录清单。
“陈队，你去哪？”
“法医实验室。你跟我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快步穿过走廊，下了楼梯，经过一楼大厅，拐进通往法医楼的连廊。连廊很长，两边的窗户都开着，穿堂风呼呼地吹，把**手里的复印纸吹得哗哗作响。
“老孙在**上发现了新东西。”陈国栋边走边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一颗藏在牙齿里的胶囊，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着我的名字。”
**的脚步猛地顿了一下，随即又跟了上来。“什么？”
“你听清楚了。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另一件事。”
“你说。”
“去查1990年3月，我到底做了什么。”陈国栋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连廊的穿堂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露出额头上深如刀刻的皱纹。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从未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执拗。
“从3月1日到3月31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去查所有的记录——电话记录，行车记录，住宿记录，任何可能留下痕迹的东西。如果找不到官方记录，就去找人。找所有在那段时间见过我的人，问他们我是什么样子，我说了什么话，我看起来像什么。”
**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还有，”陈国栋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帮我约一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我想试试催眠。有些东西，我的脑子不肯告诉我，也许我的潜意识肯说。”
连廊尽头是法医楼的铁门，陈国栋推门进去的时候，老孙已经站在实验室门口等着了。他的白大褂上沾着一些暗褐色的痕迹，不知道是血迹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的脸色很不好看，眼圈发黑，像是好几天没睡过觉——事实上他从**出土那天起就没怎么合过眼。
“进来。”老孙侧身让开门口，等两人进去之后，反手把门锁上了。
法医实验室不大，靠墙是一排不锈钢操作台，台面上摆满了各种仪器和试剂瓶。房间中央是一张解剖台，台面上铺着蓝色的一次性无纺布，那具白骨就摆放在上面，在冷白色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老孙走到解剖台前，拿起一把小镊子，从一个小玻璃瓶里夹出一颗米粒大小的东西，举到灯光下。那是一颗淡**的胶囊，表面已经有些发暗，但整体保存完好。
“就是这颗。”老孙把胶囊放回玻璃瓶，又从另一个瓶子里取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我处理过了，现在可以看了。”
陈国栋接过纸条。纸条很小，大概只有两厘米见方，边缘参差不齐，像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的。纸已经变得很脆，但在老孙的处理下勉强可以展开而不碎裂。纸条上用极其细小的字写着四个字——
陈国栋收。
笔迹和录像带标签上、照片背面的那行字一模一样。工整，均匀，没有一丝多余的颤抖。是同一个人写的。
但这次，陈国栋注意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这个人的笔迹，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书写习惯——“陈”字的右耳旁，最后一笔竖画，在收笔的时候会微微向左倾斜。这不是一个常见的书写习惯，而是一种肌肉记忆，一种很难刻意模仿的笔迹特征。
他见过这种笔迹。不是在这几张纸上，而是在别的地方。在很多年前。
在哪里？
他闭上眼睛，在记忆的深海里拼命打捞。画面像碎片一样从眼前闪过——审讯室的灯光，案卷上密密麻麻的字迹，一份手写的报告，一张填写的表格。那些画面模糊、破碎、不完整，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在看。
然后，一个画面突然清晰了起来。
1985年，专案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文件和照片，烟雾缭绕，每个人都在抽烟。他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在一份文件上签字。那份文件是一份**令，申请**赵志成住处的手续文件。
文件的申请人一栏，写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的笔迹，那个“陈”字的右耳旁，竖画在收笔的时候微微向左倾斜。
那不是他写的字。
那份**令的申请人，不是他。
那是谁？
陈国栋猛地睁开眼睛，把手里的纸条举到灯光下，死死地盯着那个“陈”字。右耳旁的竖画，收笔处微微向左倾斜。
一模一样。
“老孙，1985年‘绣匠案’专案组的所有手写文件，现在还有存档吗？”
老孙想了想：“大部分应该都在档案科。当年的专案组文件，除了上交省厅的那部分，其余的都存放在档案科的地下室里，和老肖管的那些卷宗在一起。”
“我要调阅全部。”陈国栋把纸条小心地放回玻璃瓶，“尤其是那些不是正式文件的手写材料——便条，工作日志，草稿，任何可能有手写字迹的东西。”
老孙和**对视了一眼。**低声问：“陈队，你在找什么？”
陈国栋没有回答。他走到解剖台前，低头看着那具白骨。白骨的颅骨在灯光下泛着象牙色的光泽，眼窝深深凹陷，像是在凝视着什么。那双手的指骨依然保持着蜷曲的姿势，像是在向他诉说着什么。
“我在找一个死人。”他轻声说。
**愣住了：“什么？”
陈国栋转过身来，目光从**身上移到老孙身上，最后落在那颗淡**的胶囊上。
“我在找一个人。这个人，1985年就在‘绣匠案’专案组里。他参与了案件的侦办，甚至可能是核心成员。他比我更早接触到现场的每一条线索，每一份证据。他有能力在死者牙齿里藏一颗胶囊而不被任何人发现。他有能力在十年后，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把录像带和照片寄到我手上。”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空气里。
“这个人，要么是凶手。要么，是和凶手有某种关系的人。”
“而这个人，从1985年开始，就一直在我身边。”
实验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不锈钢操作台上的仪器发出细微的嗡鸣声，日光灯**的电流在无声地流动。老孙和**都站在原地看着陈国栋，谁也没有说话。
解剖台上的白骨静静地躺着，它空洞的眼窝似乎也在看着什么。
陈国栋掏出烟，想点一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这里是法医实验室，不允许抽烟。他把烟盒攥在手心里，用力到指节发白。
“**，”他说，“你现在就去档案科。把1985年‘绣匠案’专案组所有成员的名册调出来，包括临时抽调的人员、外聘的专家、做杂务的实习生。所有的人。”
“然后呢？”
“然后，”陈国栋把烟盒塞回口袋，“对照这份名册，查一下这些人里面，谁在1990年3月前后行为异常。谁请了长假，谁调了岗，谁突然离开了港城，谁——死了。”
“死了？”**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半度。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有人会希望他永远闭嘴。”陈国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法医楼外面是一条窄巷子，巷子对面是老城区残存的几栋楼房，灰扑扑的外墙上爬满了枯藤。他盯着那些枯藤看了几秒钟，忽然说了一句让**和老孙都没听懂的话。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现在？”
“什么意思？”老孙问。
“那具**埋了十年。十年前，老城区还是住满人的居民区，不可能大规模开挖。十年后，老城区拆迁，工地一挖就挖到了她。这不是巧合。寄录像带和照片的人，知道老城区会拆迁，知道**会被挖出来。他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陈国栋转过身来，背对着窗户，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把他的脸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十年前，他就在计划今天。他算准了一切——拆迁的时间，**的位置，法医会检查牙齿，我会看到纸条。他甚至算准了我会怎么想，会怎么做，会走到哪一步。”
他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这个人，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
陈国栋把烟掐灭在已经满出来的烟灰缸里，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港城的晨雾正在慢慢散去，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几艘渔船的黑影。他的目光越过那些渔船，落在更远的地方——那里是老城区的方向，那片拆迁工地所在的位置。
“DNA比对的结果，除了刘局，还有谁知道？”他问。
“法医老孙，我，还有技术科的小林。”**掰着手指头数，“老孙做事稳妥，不会乱说。小林那边我已经交代过了，让他暂时保密。刘局那边——”
“刘局那边我来处理。”陈国栋打断了他，“你现在去做两件事。第一，去档案科找老肖，调出赵志成所有的审讯录音带，我要一份完整的拷贝。第二，去查林美珍的社会关系，重点查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尤其是姐妹。”
“姐妹？”**愣了一下，“你是怀疑——”
“我什么也不怀疑。”陈国栋转过身来，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我只是在排除可能性。”
**张了张嘴，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陈国栋一个人。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盒录像带和那张照片，在桌上并排摆开。录像带黑色外壳上的白色标签，照片背面的钢笔字，还有今天早上刚收到的那封信——那个印着绣球花的白色信封。
绣球花。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件他以为早就无关紧要的事。
1985年“绣匠案”**名受害者——就是那个身上提取到未知DNA的受害者——被发现的时候，她的右手掌心握着一朵花。一朵已经枯萎的绣球花。当时专案组的人讨论过这朵花的意义，有人说可能是凶手留下的标记，有人说可能只是巧合，因为发现**的地方附近就有一丛绣球花。后来赵志成认了罪，这个细节就被淹没在了卷宗里，再没有人提起过。
但现在，绣球花又出现了。
出现在一个信封的封口上。
这不是巧合。这是有人在告诉他：你忽略的东西，我替你记着。
陈国栋拿起电话，拨了档案科老肖的号码。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老肖沙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种被打扰的不耐烦。
“老肖，是我。赵志成的审讯录音带，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在地下室最里面那排架子上，落了一层灰。”老肖说，“你要的拷贝我已经让小何在做了，估计下午能好。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赵志成的录音带一共有四十二盘，但我核对了一下编号，少了两盘。”
陈国栋的手指猛地攥紧了话筒。
“少了两盘？哪两盘？”
“1985年11月7日和11月8日的审讯记录。那两天的审讯是你亲自做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是我做的录音记录。那两盘带子本来应该在第17号和第18号的位置上，但现在是空的。”
陈国栋闭上眼睛，努力回想1985年11月7日和8日那两天发生了什么。那两天是赵志成认罪的关键时刻——11月6日赵志成还在否认一切，11月7**突然开始交代作案细节，11月8**完成了全部四起**的口供。也就是说，那两天是整起案件的转折点。
而那两天的录音带，消失了。
“老肖，那两盘带子最后一次被调阅是什么时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我查一下借阅记录……最后一次登记是在1990年3月12日，调阅人是——陈国栋。”
又是1990年3月12日。
同一天。同一个人。同一批物证。
陈国栋感觉自己的头皮在发麻。五年前的那一天，他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同时调阅赵志成的DNA样本和那两盘关键的审讯录音带？他调走这些东西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这些事？
“老肖，你认识我多少年了？”
老肖似乎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有些意外，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从1981年你调到刑侦队开始，我就跟你共事了。十四年了。”
“十四年。”陈国栋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那你觉得，我会不会在五年前的那天，从物证库里调走证据，然后把它们弄丢？”
这次老肖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你不会。”老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沙哑，像是嗓子眼里卡了什么东西，“但那天之后没多久，你请了一个月的假。你不记得了吗？”
陈国栋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一个月的假。1990年3月之后。他不记得请过假，不记得为什么请假，不记得那一个月里他做了什么、去了哪里。
他的人生里，有一个月是空白的。
“老肖，你还记得我为什么请假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那叹息很长，很重，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
“那时候你妻子刚去世不久，大家以为你是去处理丧事。但你回来之后，整个人变了很多。以前的你话多，爱开玩笑，从那天之后你就很少笑了。”老肖顿了顿，“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陈国栋握着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记得妻子去世这件事。1990年2月，他的妻子赵素云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肇事司机逃逸，至今没有抓到。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当然记得。但他不记得自己在妻子去世后请过一个月的假，不记得自己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他记忆中的1990年3月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他知道那个月存在，但他不知道那个月里装了什么。
“谢谢你，老肖。”他挂了电话。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交握放在桌面上，盯着桌上那盒录像带和那张照片。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雾气已经完全散去了，但办公室里却像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阴影。
他开始强迫自己去回忆。
1990年3月12日。那天他在做什么？那天是星期几？天气怎么样？他穿了什么衣服？吃了什么？见了什么人？
一片空白。
他只记得那个月之前和之后的事情。2月，妻子出殡，他站在殡仪馆的灵堂里，看着黑白遗像上赵素云微笑的脸，一滴眼泪都没有流。3月，他想不起来。4月，他回到刑侦队上班，所有人都用一种小心翼翼的目光看他，好像他是一个随时会碎掉的瓷器。
那段空白的记忆里，到底藏着什么？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把他从沉思中拽了出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法医老孙的号码。
“陈队，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老孙的声音有些急促，完全不像他平时那种慢条斯理的风格，“我重新检查了那具白骨，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她的牙齿。我在做齿模比对的时候，发现她的上颚右侧第二前磨牙做过根管治疗，填充材料是磷酸锌水门汀。这种材料在港城八十年代初期很常见，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被淘汰了。关键是，我在她的牙髓腔里提取到了牙髓组织的残留物。”
陈国栋皱了皱眉：“牙髓组织残留物能说明什么？”
“牙髓组织里有DNA。如果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做过根管治疗，牙髓腔里的组织在治疗后就会被彻底清除，不会有残留。除非——”老孙的声音压得更低了，“除非这个根管治疗是在她死后做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陈国栋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沉重而缓慢。
“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人的牙齿，是在她死后被人做了根管治疗。也就是说，有人在**她之后，往她的牙齿里填充了某种东西。表面上看是根管治疗的材料，但实际上——”老孙停顿了一下，“我拆开那颗牙齿的时候，在填充物下面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空腔，空腔里藏着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颗胶囊。很小，大概只有米粒大小，外壳是蜡质的，已经完全硬化了。我把胶囊打开，里面是一张卷起来的纸，纸已经变得很脆，但我用蒸汽熏软了之后展开来看了一下。上面写着四个字。”
陈国栋的呼吸停住了。
“哪四个字？”
“陈国栋收。”
电话那头传来老孙急促的呼吸声。办公室里日光灯管的嗡嗡声突然变得震耳欲聋。陈国栋感觉自己的血液像是被什么东西冻住了一样，从指尖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冷。
一颗藏在死者牙齿里的胶囊。胶囊里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知道这具**会被挖出来，知道法医会检查她的牙齿，知道最终会有人打开那颗胶囊，看到那张纸条。这是一条穿越了十年的信息，从过去寄到未来，收件人是他。
而且，只有一种人会把信息藏在死者的牙齿里——一个对法医学流程了如指掌的人。一个知道尸检的时候法医一定会检查牙齿的人。一个知道磷酸锌水门汀这种材料在八十年代中期就会被淘汰、因此可以用来精确判断死亡时间窗口的人。
一个同行。
“老孙，那颗胶囊和那张纸条，除了你还有谁看过？”
“没有别人。我发现的时候是中午，技术科的人都去吃饭了，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做的。我意识到不对劲之后，马上把东西收起来了，谁也没告诉。”
“做得好。”陈国栋的声音很平静，但他的脑子正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运转着，“你现在在实验室吗？”
“在。”
“我马上过去。在我到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入实验室。”
挂了电话，陈国栋把桌上的录像带和照片收进公文包，快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遇到了正在往回走的**，**手里拿着一沓复印纸，是赵志成审讯录音带的目录清单。
“陈队，你去哪？”
“法医实验室。你跟我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快步穿过走廊，下了楼梯，经过一楼大厅，拐进通往法医楼的连廊。连廊很长，两边的窗户都开着，穿堂风呼呼地吹，把**手里的复印纸吹得哗哗作响。
“老孙在**上发现了新东西。”陈国栋边走边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一颗藏在牙齿里的胶囊，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着我的名字。”
**的脚步猛地顿了一下，随即又跟了上来。“什么？”
“你听清楚了。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另一件事。”
“你说。”
“去查1990年3月，我到底做了什么。”陈国栋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连廊的穿堂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露出额头上深如刀刻的皱纹。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从未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执拗。
“从3月1日到3月31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去查所有的记录——电话记录，行车记录，住宿记录，任何可能留下痕迹的东西。如果找不到官方记录，就去找人。找所有在那段时间见过我的人，问他们我是什么样子，我说了什么话，我看起来像什么。”
**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还有，”陈国栋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帮我约一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我想试试催眠。有些东西，我的脑子不肯告诉我，也许我的潜意识肯说。”
连廊尽头是法医楼的铁门，陈国栋推门进去的时候，老孙已经站在实验室门口等着了。他的白大褂上沾着一些暗褐色的痕迹，不知道是血迹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的脸色很不好看，眼圈发黑，像是好几天没睡过觉——事实上他从**出土那天起就没怎么合过眼。
“进来。”老孙侧身让开门口，等两人进去之后，反手把门锁上了。
法医实验室不大，靠墙是一排不锈钢操作台，台面上摆满了各种仪器和试剂瓶。房间中央是一张解剖台，台面上铺着蓝色的一次性无纺布，那具白骨就摆放在上面，在冷白色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老孙走到解剖台前，拿起一把小镊子，从一个小玻璃瓶里夹出一颗米粒大小的东西，举到灯光下。那是一颗淡**的胶囊，表面已经有些发暗，但整体保存完好。
“就是这颗。”老孙把胶囊放回玻璃瓶，又从另一个瓶子里取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我处理过了，现在可以看了。”
陈国栋接过纸条。纸条很小，大概只有两厘米见方，边缘参差不齐，像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的。纸已经变得很脆，但在老孙的处理下勉强可以展开而不碎裂。纸条上用极其细小的字写着四个字——
陈国栋收。
笔迹和录像带标签上、照片背面的那行字一模一样。工整，均匀，没有一丝多余的颤抖。是同一个人写的。
但这次，陈国栋注意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这个人的笔迹，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书写习惯——“陈”字的右耳旁，最后一笔竖画，在收笔的时候会微微向左倾斜。这不是一个常见的书写习惯，而是一种肌肉记忆，一种很难刻意模仿的笔迹特征。
他见过这种笔迹。不是在这几张纸上，而是在别的地方。在很多年前。
在哪里？
他闭上眼睛，在记忆的深海里拼命打捞。画面像碎片一样从眼前闪过——审讯室的灯光，案卷上密密麻麻的字迹，一份手写的报告，一张填写的表格。那些画面模糊、破碎、不完整，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在看。
然后，一个画面突然清晰了起来。
1985年，专案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文件和照片，烟雾缭绕，每个人都在抽烟。他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在一份文件上签字。那份文件是一份**令，申请**赵志成住处的手续文件。
文件的申请人一栏，写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的笔迹，那个“陈”字的右耳旁，竖画在收笔的时候微微向左倾斜。
那不是他写的字。
那份**令的申请人，不是他。
那是谁？
陈国栋猛地睁开眼睛，把手里的纸条举到灯光下，死死地盯着那个“陈”字。右耳旁的竖画，收笔处微微向左倾斜。
一模一样。
“老孙，1985年‘绣匠案’专案组的所有手写文件，现在还有存档吗？”
老孙想了想：“大部分应该都在档案科。当年的专案组文件，除了上交省厅的那部分，其余的都存放在档案科的地下室里，和老肖管的那些卷宗在一起。”
“我要调阅全部。”陈国栋把纸条小心地放回玻璃瓶，“尤其是那些不是正式文件的手写材料——便条，工作日志，草稿，任何可能有手写字迹的东西。”
老孙和**对视了一眼。**低声问：“陈队，你在找什么？”
陈国栋没有回答。他走到解剖台前，低头看着那具白骨。白骨的颅骨在灯光下泛着象牙色的光泽，眼窝深深凹陷，像是在凝视着什么。那双手的指骨依然保持着蜷曲的姿势，像是在向他诉说着什么。
“我在找一个死人。”他轻声说。
**愣住了：“什么？”
陈国栋转过身来，目光从**身上移到老孙身上，最后落在那颗淡**的胶囊上。
“我在找一个人。这个人，1985年就在‘绣匠案’专案组里。他参与了案件的侦办，甚至可能是核心成员。他比我更早接触到现场的每一条线索，每一份证据。他有能力在死者牙齿里藏一颗胶囊而不被任何人发现。他有能力在十年后，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把录像带和照片寄到我手上。”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空气里。
“这个人，要么是凶手。要么，是和凶手有某种关系的人。”
“而这个人，从1985年开始，就一直在我身边。”
实验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不锈钢操作台上的仪器发出细微的嗡鸣声，日光灯**的电流在无声地流动。老孙和**都站在原地看着陈国栋，谁也没有说话。
解剖台上的白骨静静地躺着，它空洞的眼窝似乎也在看着什么。
陈国栋掏出烟，想点一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这里是法医实验室，不允许抽烟。他把烟盒攥在手心里，用力到指节发白。
“**，”他说，“你现在就去档案科。把1985年‘绣匠案’专案组所有成员的名册调出来，包括临时抽调的人员、外聘的专家、做杂务的实习生。所有的人。”
“然后呢？”
“然后，”陈国栋把烟盒塞回口袋，“对照这份名册，查一下这些人里面，谁在1990年3月前后行为异常。谁请了长假，谁调了岗，谁突然离开了港城，谁——死了。”
“死了？”**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半度。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有人会希望他永远闭嘴。”陈国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法医楼外面是一条窄巷子，巷子对面是老城区残存的几栋楼房，灰扑扑的外墙上爬满了枯藤。他盯着那些枯藤看了几秒钟，忽然说了一句让**和老孙都没听懂的话。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现在？”
“什么意思？”老孙问。
“那具**埋了十年。十年前，老城区还是住满人的居民区，不可能大规模开挖。十年后，老城区拆迁，工地一挖就挖到了她。这不是巧合。寄录像带和照片的人，知道老城区会拆迁，知道**会被挖出来。他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陈国栋转过身来，背对着窗户，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把他的脸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十年前，他就在计划今天。他算准了一切——拆迁的时间，**的位置，法医会检查牙齿，我会看到纸条。他甚至算准了我会怎么想，会怎么做，会走到哪一步。”
他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这个人，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