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余乐的故事
哥哥第一次替我收拾残局时，我七岁。那天父亲的木尺还搁在柜台上，我却躲到拱宸桥的石狮子后面，赌哥哥一定会来。后来他真的来了。再后来，这样的事多到，我已经分不清哪一次才算最后一次。
若只看名字，我们本该是最省心的一对兄弟。哥哥余安，我叫余乐。母亲说，安和乐放在一起，就是她这辈子想要的日子。后来家里有没有安乐，不由名字说了算；倒是我每闯一次祸，哥哥的名字就更像一份差事。
那天父亲让哥哥分一箱钉子。长的、短的、粗的、细的，哥哥在木板上排得整整齐齐。我等父亲转身配钥匙，把几堆钉子重新混在一起，又把螺帽套满十根手指，举给门口的孩子看。
木尺落下来时，我从后门钻出去，一口气跑到拱宸桥头，躲在石狮子后面。我赌气想，谁来叫也不回去。
天黑以后，桥上的人渐渐少了。货船从桥洞下经过，发动机声贴着水面往远处滚。我肚子饿得发疼，仍抱着膝盖不动。
来找我的果然是哥哥。他没劝，只把一块凉透的葱油饼递过来，在石狮子旁坐下。
“爸还气不气？”我问。
“气。”
“那我不回去。”
哥哥看着河面：“随你。妈已经在巷口找了三遍。”他说完起身就走。我攥着半块饼追上去，嘴里还含糊地说，不是怕母亲，只是桥上风大。
回到铺子，父亲正往下拉卷帘门。他看见我，手停了一下：“还知道回来？”哥哥从我身后绕进门，一句求情的话也没说。那时我真以为，他生来就是替我把门重新打开的人。
我们家就在拱宸桥北面的一条窄巷里。巷子有没有正式名字，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时找门牌，不靠路名，只说从桥北第三个石库门进去，经过酱油铺，再往里数七户。一下雨，两边檐水同时落下来，煤灰、鱼鳞和泡软的菜叶顺着青石板往运河里走。
运河就在巷口。我小时候觉得那条河宽得没有边。夏天河水发黄，岸边全是水草和晒热的泥腥味；冬天水低，河埠头的石阶结着薄冰。货船贴着桥洞过去，发动机一响，后院的窗纸都会微微发颤。
父亲余有根在桥边守一间五金铺。门脸只有一开间，里面却很深。卷帘门一拉起来，扫帚、铁丝和铝壶挂到门口，木架上摆着灯泡、电池、门锁、钉子和搪瓷杯。父亲鼻梁上那副眼镜断过一条腿，用细铜丝缠着，低头配钥匙时，铜丝会在灯下闪一下。
我和哥哥几乎在那间铺子里长大。哥哥比我大五岁，负责记数、分货、扫铁屑；我负责把纸包折成尖角，在上面画船，再让他重新包一遍。中午四个人围着柜台吃饭，哥哥把肉留到最后，我总先夹最大的一块。母亲提醒我给哥哥留，我嘴上答应，筷子从来没慢过。
那时我不觉得自己占了谁的便宜。我只觉得，家里所有东西本来就会有人替我留一份，闯了祸也总有人来找。
有一年夏天，哥哥从码头废料堆捡到半只轮胎，用麻绳绑好当救生圈。我见他下水，也跟着跳了。桥洞下有暗流，轮胎很快往河心偏。我嘴上不肯喊怕，直到轮胎翻过去，才在水里乱抓。
哥哥游过来托住我的背，自己呛得脸发白。最后是船工伸出竹篙，把我们从水里勾上岸。父亲知道后打断了一根竹条，哥哥挨得更多，因为他是大的。夜里母亲给他擦药，我碰了一下他腿上的红印。他疼得吸气，仍只叮嘱我以后别下河。
我答应得很快，第二年照样去。
挨打后的第二天，哥哥走路一瘸一拐，仍把那半只轮胎拖到后院，用小刀割断麻绳。我蹲在旁边装作不在意，等他进屋，才把一截湿绳捡回来，塞进床底。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哥哥替我挨过的打，也会留下不肯给我看的火气。
父亲一辈子最常说的是“够用就行”。铺子里只开一盏十五瓦的灯，母亲做棉袄要拆旧棉花，哥哥的鞋小了先踩着后跟穿，实在穿不下才轮到我。家里不至于揭不开锅，却没有一样东西能轻易换掉。每一分钱都要交代去处，连多买一块肥皂也要先问还能不能等等。
桥南百货商店的橱窗里摆过一辆红色铁皮汽车。车轮亮得像银子，车门有一道白线。我每次经过都要站一会儿。哥哥问我长大后是不是还玩玩具，我说长大要买真的，最好买十辆，一辆开，九辆摆着。
哥哥认真估了估价钱，告诉我：“这种事未必轮得到我们。”
他不是故意泼冷水。他看事情，总先看脚下有多少路。我却只信另一种道理：只要世上有人买得起，我便不是永远买不起，差别只在有没有找到办法。
学校离桥不远。哥哥的作业常被老师贴在墙上，我却爱在课本边上画车和船。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同学们写父母和院子，我写一艘停在桥下的货船。老师批了一句：没有写家。哥哥看完说，船也可以是家，只要写清船上住着谁。
我不喜欢这个答案。我想要的，正是一艘不必属于任何地方的船。后来在外面换过许多出租屋，我才知道，没有地方等你，和自由并不是一回事。
夜里货船亮着灯从河上经过，我躺在院里听发动机声，猜它会不会一直开到上海，再从上海开到海上。我问哥哥以后去哪里。他说进厂，哪里招人就去哪里；上班、领工资，再往后，他不愿说，蒙上被子叫我睡觉。
我觉得他的以后短得一眼就能望到头。
那晚，一条装木料的船在桥外鸣笛。我光着脚跑到院门边，一直看着船灯消失。哥哥醒来，把自己的薄被扔过来一半，叫我别吹风。铺子里还亮着十五瓦的灯，父亲在核最后一笔账，算盘珠偶尔响一下。
我那时只顾看桥外的船，没想过哥哥也在赶路。他的路很窄：关灯，盖被，把父亲交代的事做完，再去桥头把我领回来。窄归窄，他一天也没有少走。
后来，我在桥边新修的石阶上摔开右眉。福根跑回巷子喊人，哥哥又一次从桥那头跑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会来”这件事，会被我当成一辈子的退路。
若只看名字，我们本该是最省心的一对兄弟。哥哥余安，我叫余乐。母亲说，安和乐放在一起，就是她这辈子想要的日子。后来家里有没有安乐，不由名字说了算；倒是我每闯一次祸，哥哥的名字就更像一份差事。
那天父亲让哥哥分一箱钉子。长的、短的、粗的、细的，哥哥在木板上排得整整齐齐。我等父亲转身配钥匙，把几堆钉子重新混在一起，又把螺帽套满十根手指，举给门口的孩子看。
木尺落下来时，我从后门钻出去，一口气跑到拱宸桥头，躲在石狮子后面。我赌气想，谁来叫也不回去。
天黑以后，桥上的人渐渐少了。货船从桥洞下经过，发动机声贴着水面往远处滚。我肚子饿得发疼，仍抱着膝盖不动。
来找我的果然是哥哥。他没劝，只把一块凉透的葱油饼递过来，在石狮子旁坐下。
“爸还气不气？”我问。
“气。”
“那我不回去。”
哥哥看着河面：“随你。妈已经在巷口找了三遍。”他说完起身就走。我攥着半块饼追上去，嘴里还含糊地说，不是怕母亲，只是桥上风大。
回到铺子，父亲正往下拉卷帘门。他看见我，手停了一下：“还知道回来？”哥哥从我身后绕进门，一句求情的话也没说。那时我真以为，他生来就是替我把门重新打开的人。
我们家就在拱宸桥北面的一条窄巷里。巷子有没有正式名字，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时找门牌，不靠路名，只说从桥北第三个石库门进去，经过酱油铺，再往里数七户。一下雨，两边檐水同时落下来，煤灰、鱼鳞和泡软的菜叶顺着青石板往运河里走。
运河就在巷口。我小时候觉得那条河宽得没有边。夏天河水发黄，岸边全是水草和晒热的泥腥味；冬天水低，河埠头的石阶结着薄冰。货船贴着桥洞过去，发动机一响，后院的窗纸都会微微发颤。
父亲余有根在桥边守一间五金铺。门脸只有一开间，里面却很深。卷帘门一拉起来，扫帚、铁丝和铝壶挂到门口，木架上摆着灯泡、电池、门锁、钉子和搪瓷杯。父亲鼻梁上那副眼镜断过一条腿，用细铜丝缠着，低头配钥匙时，铜丝会在灯下闪一下。
我和哥哥几乎在那间铺子里长大。哥哥比我大五岁，负责记数、分货、扫铁屑；我负责把纸包折成尖角，在上面画船，再让他重新包一遍。中午四个人围着柜台吃饭，哥哥把肉留到最后，我总先夹最大的一块。母亲提醒我给哥哥留，我嘴上答应，筷子从来没慢过。
那时我不觉得自己占了谁的便宜。我只觉得，家里所有东西本来就会有人替我留一份，闯了祸也总有人来找。
有一年夏天，哥哥从码头废料堆捡到半只轮胎，用麻绳绑好当救生圈。我见他下水，也跟着跳了。桥洞下有暗流，轮胎很快往河心偏。我嘴上不肯喊怕，直到轮胎翻过去，才在水里乱抓。
哥哥游过来托住我的背，自己呛得脸发白。最后是船工伸出竹篙，把我们从水里勾上岸。父亲知道后打断了一根竹条，哥哥挨得更多，因为他是大的。夜里母亲给他擦药，我碰了一下他腿上的红印。他疼得吸气，仍只叮嘱我以后别下河。
我答应得很快，第二年照样去。
挨打后的第二天，哥哥走路一瘸一拐，仍把那半只轮胎拖到后院，用小刀割断麻绳。我蹲在旁边装作不在意，等他进屋，才把一截湿绳捡回来，塞进床底。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哥哥替我挨过的打，也会留下不肯给我看的火气。
父亲一辈子最常说的是“够用就行”。铺子里只开一盏十五瓦的灯，母亲做棉袄要拆旧棉花，哥哥的鞋小了先踩着后跟穿，实在穿不下才轮到我。家里不至于揭不开锅，却没有一样东西能轻易换掉。每一分钱都要交代去处，连多买一块肥皂也要先问还能不能等等。
桥南百货商店的橱窗里摆过一辆红色铁皮汽车。车轮亮得像银子，车门有一道白线。我每次经过都要站一会儿。哥哥问我长大后是不是还玩玩具，我说长大要买真的，最好买十辆，一辆开，九辆摆着。
哥哥认真估了估价钱，告诉我：“这种事未必轮得到我们。”
他不是故意泼冷水。他看事情，总先看脚下有多少路。我却只信另一种道理：只要世上有人买得起，我便不是永远买不起，差别只在有没有找到办法。
学校离桥不远。哥哥的作业常被老师贴在墙上，我却爱在课本边上画车和船。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同学们写父母和院子，我写一艘停在桥下的货船。老师批了一句：没有写家。哥哥看完说，船也可以是家，只要写清船上住着谁。
我不喜欢这个答案。我想要的，正是一艘不必属于任何地方的船。后来在外面换过许多出租屋，我才知道，没有地方等你，和自由并不是一回事。
夜里货船亮着灯从河上经过，我躺在院里听发动机声，猜它会不会一直开到上海，再从上海开到海上。我问哥哥以后去哪里。他说进厂，哪里招人就去哪里；上班、领工资，再往后，他不愿说，蒙上被子叫我睡觉。
我觉得他的以后短得一眼就能望到头。
那晚，一条装木料的船在桥外鸣笛。我光着脚跑到院门边，一直看着船灯消失。哥哥醒来，把自己的薄被扔过来一半，叫我别吹风。铺子里还亮着十五瓦的灯，父亲在核最后一笔账，算盘珠偶尔响一下。
我那时只顾看桥外的船，没想过哥哥也在赶路。他的路很窄：关灯，盖被，把父亲交代的事做完，再去桥头把我领回来。窄归窄，他一天也没有少走。
后来，我在桥边新修的石阶上摔开右眉。福根跑回巷子喊人，哥哥又一次从桥那头跑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会来”这件事，会被我当成一辈子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