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严打余波------------------------------------------，邵阳城热得像一口蒸笼。，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街上的行人稀少，只有卖冰棍的老**推着车，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木箱，嘴里喊着“白糖冰棍三分一根”，声音拖得老长。，却是另一番景象。。，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骑在墙头上，有的爬上了篮球架。男人光着膀子，女人打着伞，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肩头，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九点开始。“严打”以来，邵阳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审。六个**犯，六个年轻的生命，将在今天画上句号。，背靠着围墙，看着这黑压压的人群。他的警服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背上，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但他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审判台。，用钢管和木板临时搭建的，上面铺着一块红色的绒布，摆着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审判台上方拉着一条**，白底红字：“邵阳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公捕公判大会”。，像一面旗帜。，囚车到了。，前后各有一辆**护送，闪着警灯，鸣着警笛，从体育场的东门开进来。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几辆囚车。，车门打开。。
他穿着白色的囚服，剃了光头，手上戴着**，脚上戴着脚镣，走路的时候铁链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两个法警一左一右架着他，但他走得很稳，甚至可以说走得很从容。
他的头抬得高高的，眼睛扫视着人群，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那一刻，整个体育场安静了。
一万多人的体育场，忽然安静得能听到风吹**的声音。
所有人都看着刘天豪。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这个***，这个自封的“枭雄”，在这一刻，成了全场的焦点。
他后面，张铁柱、王建军、李卫东、赵国强、陈小军依次被押下来。他们也都穿着白色囚服，剃了光头，但没有人像刘天豪那样抬着头。
张铁柱低着头，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鸡。他的腿在发抖，铁链哗啦啦地响，两个法警几乎是在拖着他走。
王建军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不停地哆嗦，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好像地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
李卫东、赵国强、陈小军也都低着头，不敢看台下的人。
六个人被押上审判台，面朝观众，站成一排。
法官站起来，展开判决书，开始宣读。
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去，在体育场上空回荡。
“被告人刘天豪，男，二十二岁，**，湖南省邵阳市人，原中南制药厂工人。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天豪于一九八六年三月纠集张铁柱、王建军、李卫东、赵国强、陈小军等人，成立名为‘中国枭雄会’的***性质组织，自任‘大龙头’……”
法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普通的文件。
但台下的人听得很认真，连孩子都不哭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某日晚，被告人刘天豪带领张铁柱等五人，在资江大桥上拦截下夜班工人陈德贵，由刘天豪持刀向陈德贵腹部连捅三刀，致其当场死亡……”
念到这里，台下有人哭了。
那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断。
姜一平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人群中间，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颤抖。旁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拉着她的衣角，茫然地看着台上。
那是陈德贵的妻子和他的儿子。
姜一平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他别过头去，看着台上。
“……依照《***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被告人刘天豪，犯组织、领导***性质组织罪，****，********；犯故意**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被告人张铁柱，犯参加***性质组织罪，判处****十五年；犯故意**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被告人王建军……”
一个一个念下去，六个**。
念到张铁柱的名字时，他忽然瘫倒了。两个法警把他架起来，他的腿像两根面条，软绵绵的，站都站不住。
他的嘴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扩音器里只传出一阵含混的呜咽。
王建军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牙齿咯咯地响，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李卫东的眼泪流了下来，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淌。
赵国强和陈小军也都哭了。
只有刘天豪站着，一动不动。
他的头还是抬着，眼睛还是看着远方，嘴角还是挂着那丝笑。
法官念完判决书，问：“被告人刘天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刘天豪转过头来，看着法官。
“没有，”他说，“就是觉得你们太慢了。早该判了。”
台下响起一片嘈杂的声音。有人骂，有人喊，有人鼓掌。
法官敲了敲法槌：“肃静！”
然后他转向其他五个人：“被告人张铁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张铁柱的嘴张了张，发出一阵含混的声音，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被告人王建军？”
王建军哆嗦着嘴唇，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法官没有再问，宣布休庭。
法警上来押人。
六个**犯被押下审判台，往囚车走去。
走到台边的时候，刘天豪忽然停下来，回过头来，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喊了一句话。
那句话穿过嘈杂的人声，穿过扩音器的回声，穿过七月的热浪，清晰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台下安静了一瞬。
然后，像是被这句话点燃了一样，人群炸开了。
“枪毙他！”
“杀了他！”
“给陈德贵报仇！”
喊声、骂声、哭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烧开的水，翻滚着，沸腾着。
有人把手中的东西扔向台上——矿泉水瓶、报纸、**，甚至还有一块砖头，砸在审判台的木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法警们加快了脚步，把六个犯人推进囚车。
车门关上了，喊声还在继续。
姜一平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的难受。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刘天豪时的情景——那个站在仓库阴影里的年轻人，眼睛里有一种阴冷的光，像冬天里的蛇。他想起在楼顶上抓刘天豪的那个夜晚——月光下，刘天豪站在楼顶边缘，指着远处的邵阳城说：“站得越高，下面的人就越小。”
他想起审讯室里，刘天豪说：“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死。”
现在，他真的死了。
但他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姜一平不知道十八年后刘天豪会不会真的又是一条好汉。但他知道，就在这一刻，就在邵阳城的某个角落，一定有人在听着这句话，眼睛发亮，心里在想：“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二
公审大会结束后，姜一平没有跟着人群散去，而是一个人走到了资江大桥上。
桥上很安静，偶尔有一辆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当响一声，又远了。他扶着栏杆，看着桥下的江水。七月的资江水很浑，夹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和垃圾，缓缓流过桥墩，流向远方。
他想起四个月前，陈德贵就是在这座桥上被人捅了三刀，死在了冰冷的路面上。那些血迹早就被环卫工人扫干净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但姜一平觉得，那些血还在。
不是在地上，是在他心里。
他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升到了头顶，晒得他头皮发麻，才转身往回走。
回到局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到姜一平进来，老刘喊了一声：“一平，下午庆功会，别忘了啊。”
“知道了。”姜一平应了一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庆功会。
这两个字让他觉得有些别扭。一个案子破了，有什么好庆功的？陈德贵死了，他的妻子成了寡妇，他的孩子没了父亲，六个年轻人要被执行**——六个家庭也毁了。
这算什么功劳？
但他还是去了。
下午三点，刑侦大队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市局的领导来了，区里的领导也来了，还有几个记者，扛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
会议室的**台上拉着一条**：“邵阳市***‘中国枭雄会’案庆功****”。
朱守正坐在第一排，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表情严肃。姜一平坐在他旁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局长先讲话，表扬了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英勇善战、快速破案”，表扬了朱守正“指挥有方、经验丰富”，表扬了姜一平“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然后是颁奖。
朱守正立了个人三等功，姜一平得了嘉奖，其他几个参与的**也都得到了表扬。
局长把奖状递给朱守正的时候，笑着说：“老朱，干得不错。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给咱们局争光了。”
朱守正接过奖状，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谢谢局长。”
他没有笑。
姜一平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下响起一阵掌声。他看着台下那些鼓掌的人——有他的同事，有他的领导，有他不认识的人——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他想起了陈德贵的妻子在公审大会上哭泣的样子，想起了那个拉着母亲衣角的男孩，想起了张铁柱瘫倒时嘴里发出的含混呜咽。
他想，这些掌声，他们听不到。
庆功会结束后，大家陆续散了。姜一平坐在位子上没动，朱守正也坐着没动。
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朱队，”姜一平说，“你怎么不高兴？”
朱守正把奖状往桌上一扔，靠在椅背上。
“有什么好高兴的？”他说，“一个案子破了，六个凶手判了**。但这邵阳的治安，就会好吗？”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一平，你知道1983年‘严打’的时候，全国抓了多少人吗？”
“不知道。”
“几十万，”朱守正说，“枪毙了不知道多少。那时候大家都说，这下好了，坏人都抓完了，天下太平了。结果呢？才过了三年，又冒出来个‘中国枭雄会’。你说，这‘严打’有什么用？”
姜一平沉默了一会儿：“朱队，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朱守正转过身来，“光靠抓，抓不完。你抓一个刘天豪，明天可能冒出来两个刘天豪。你判六个**，后天可能有六十个人在等着当‘枭雄’。”
他叹了口气，走回座位坐下来，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了下去。
“一平，我问你，刘天豪死前说的那句话，你觉得是真的吗？”
“哪句？”
“‘这邵阳，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抓得完吗？’”
姜一平没有回答。
朱守正继续说：“我干了三十年**，什么案子没见过？**、**、**、**，什么都有。但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不是这些案子本身，而是这些案子背后的人。”
他指了指窗外：“你出去看看，这邵阳城里，有多少年轻人没工作？多少知青返城后在街上晃？多少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这些人整天没事干，不看录像就打架，不打架就看录像。看的什么录像？《英雄本色》《古惑仔》，学的是什么？讲义气、砍人、当老大。”
他把搪瓷缸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这些人，就是下一个刘天豪。”
姜一平沉默了很久。
“朱队，”他终于开口，“那怎么办？”
朱守正苦笑了一下：“怎么办？咱们当**的，能怎么办？抓呗。抓一个算一个，抓两个算一双。至于治本的事，那是上面的事，是**的事，是社会的事。咱们管不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姜一平的肩膀。
“走吧，别想那么多了。明天还有案子等着咱们呢。”
三
一九八六年下半年，邵阳城的街头，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像资江的水一样，慢慢地、悄悄地流淌，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淹没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录像厅。
邵阳城的录像厅，在这半年里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那种昏暗的门面，门口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写着当天的片单——《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门口站着几个年轻人，叼着烟，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头发抹着发胶，油光锃亮。他们的眼睛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不是在看人，是在找“猎物”。
然后是台球桌。
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那种绿色的台球桌，上面支着一盏灯，几个年轻人围着桌子，手里握着球杆，嘴里叼着烟，眼睛盯着球。打一局五毛钱，赢了的不给钱，输了的掏腰包。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打球，是在“谈事”。
谈什么事？地盘、保护费、谁打了谁的人、谁踩了谁的线。
最后是砍刀。
这东西不像录像厅和台球桌那么显眼，但它存在。在年轻人的枕头下面，在自行车后座的帆布袋里，在录像厅的柜台后面，在出租屋的床底下。磨得锃亮的砍刀，有的还带着血。
邵阳城的地下世界里，新的势力正在**。
最先冒头的是三个团伙。
第一个叫“塔北路帮”。
塔北路是邵阳城北的一条老街，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和商铺。这条街上住的大多是老邵阳人，世代居住，彼此熟悉，对外来的人有一种天然的排斥。
塔北路帮的头目叫周文虎，二十五岁，人称“虎哥”。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浑身的腱子肉，脸上有一道从眉梢到嘴角的疤——那是他十七岁跟人打架时被刀砍的。
周文虎的父亲是个屠户，在塔北路菜市场卖猪肉。周文虎从小就在菜市场里长大，杀猪宰羊，手起刀落，眼都不眨一下。他十六岁辍学，开始在街上混，打过架、偷过东西、进过***，但每次都因为“证据不足”或者“情节轻微”被放出来。
一九八六年秋天，周文虎把塔北路上的一群年轻人拢到了一起，成立了“塔北路帮”。他对手下说：“塔北路是咱们的地盘，谁要是敢进来，就让他躺着出去。”
第二个团伙叫“下河街帮”。
下河街在邵阳城南，靠近资江码头。这条街是邵阳城最乱的地方——赌场、**、烟馆，什么都有一席之地。这里的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下河街帮的头目叫徐海波，二十八岁，人称“波哥”。他跟周文虎不一样，周文虎是粗人，徐海波是“文化人”。他读过高中，在厂里上过班，后来因为**被开除了。他个子不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比周文虎狠十倍。
徐海波不**，他让人打。他不砍人，他让人砍。他坐在茶馆里喝茶、下棋、看报纸，外面的人打得头破血流，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一九八六年冬天，徐海波把下河街上的几个**团伙整合到了一起，成立了“下河街帮”。他对手下说：“下河街是咱们的码头，谁要是敢来抢生意，就让他永远别想走路。”
第三个团伙叫“广场帮”，势力最小，夹在塔北路和下河街之间，两边都不敢得罪。广场帮的头目是个叫“刘三”的人，三十岁出头，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录像厅。他不像周文虎那么冲动，也不像徐海波那么阴狠，他只想安安稳稳地挣点钱。
但他很快就发现，在这个世道里，想安安稳稳挣钱，比登天还难。
这三个团伙，就像三颗种子，在邵阳城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它们现在还不大，但根已经扎得很深了。
四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姜一平在街上巡逻。
这是他调到刑侦大队后的例行工作——每天晚上，他和几个同事在城区的重点地段巡逻，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
这天晚上，他们走到塔北路的时候，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吵闹声。
姜一平加快脚步走过去，看到一家台球室门口围着一群人。他挤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两个人，脸上都是血，身上的衣服被撕烂了，旁边散落着几根折断的台球杆。
“怎么回事？”姜一平问。
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说：“打架呗。塔北路的人跟下河街的人，为了抢台球桌，打起来了。”
“人呢？”
“跑了。打完就跑了。”
姜一平蹲下来看地上的两个人。他们的伤不重，都是皮外伤，但脸上的血糊了一脸，看起来很吓人。
“你们是哪儿的？”他问。
两个人哼哼唧唧的，不说话。
旁边的一个人替他们回答了：“下河街的。来塔北路打球，被塔北路的人打了。”
姜一平站起来，看着周围的年轻人。他们叼着烟，抱着胳膊，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没有人害怕，没有人紧张，好像打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你们谁看到**的人了？”
没人回答。
“谁认识**的人？”
还是没人回答。
姜一平知道，问不出什么。他让同事***受伤的人送到医院，然后继续巡逻。
走到塔北路尽头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灯下，靠着墙，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一根烟。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姜一平看清了他脸上的那道疤——从眉梢到嘴角，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
“周文虎？”姜一平停下来。
周文虎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看着他：“你谁啊？”
“市***的，姜一平。”
“哦，姜警官，”周文虎笑了笑，“有什么事吗？”
“刚才台球室打架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周文虎说，“下河街的人跑到我的地盘上撒野，打他们算是轻的。”
“你的地盘？”姜一平盯着他，“这邵阳城，什么时候成你的地盘了？”
周文虎把烟头弹出去，烟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落在地上，溅起几点火星。
“姜警官，”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不是刘天豪，我不会去**。但我的兄弟被人欺负了，我不能不管。这是我的地盘，谁要是进来捣乱，我就要让他知道厉害。”
他说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姜警官，你跟刘天豪的事，我听说了。你是个好**，我敬你。但你别管我的事，我也不给你添麻烦。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姜一平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
这个周文虎，跟刘天豪不一样。刘天豪是疯子，周文虎是聪明人。疯子好对付，聪明人最难缠。
五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邵阳城下了一场大雪。
这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一夜之间，整个城市变成了白色。资江大桥上的雪被人踩得结结实实，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的行人少了，连录像厅的生意都淡了。
但犯罪没有因为下雪而停止。
十二月十五日，塔北路发生一起**案。一个中年妇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两个年轻人抢走了钱包和手表。妇女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半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
十二月***，下河街发生一起伤人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因为“不懂规矩”在徐海波的赌场里赢了钱，被人打断了三根肋骨，扔在资江边的垃圾堆里。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广场帮的刘三开的录像厅被人砸了。两台录像机、一台电视机、十几把椅子，全部被砸烂。墙上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下河街，到此一游。”
姜一平赶到现场的时候，刘三正蹲在门口，抱着头，一声不吭。
“刘三，谁干的？”
刘三摇了摇头：“不知道。”
“你知道。”
刘三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姜警官，我知道又怎么样？我说了，他们明天还会来。我不说，至少还能保住这条命。”
姜一平蹲下来，跟他平视。
“刘三，你怕他们，就不怕法律？”
刘三苦笑了一下：“法律？法律能保护我吗？你今天抓了他们，明天他们就出来了。出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算账。你说，我该怕谁？”
姜一平无言以对。
他知道刘三说的是实话。
这些**分子，抓了判，判了放，放了再犯。法律的程序需要时间，而时间，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不怕坐牢，因为他们知道，牢房关不住他们太久。
真正让他们害怕的，不是法律，是暴力。
而真正让老百姓害怕的，也不是法律，是暴力。
这才是最悲哀的事。
六
一九八七年的春节，邵阳城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中度过。
大年三十的晚上，资江两岸响起了鞭炮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把江水映得五彩斑斓。家家户户贴春联、包饺子、看春晚，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姜一平知道，平静下面，是暗流涌动。
春节前三天，塔北路帮和下河街帮在资江大桥上对峙了一次。双方各带了二十多人，手持砍刀和钢管，站在桥的两端，像两军对垒。周文虎站在桥北，徐海波站在桥南，隔着几百米的距离，对视了整整十分钟。
然后，双方各自散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打起来。有人说是因为**来了，有人说是因为徐海波不想在过年的时候闹事，也有人说是因为双方都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仗，迟早要打。
大年初二，姜一平去给朱守正拜年。
朱守正住在***后面的一栋老楼里，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人***”四个字，是朱守正退休的老领导送的。
朱守正的老伴端出一盘瓜子、一盘糖，又给姜一平倒了一杯茶。
“一平，吃糖，”老**笑着说，“老朱天天念叨你，说你是个好苗子。”
姜一平笑了笑，抓了一颗糖，剥了糖纸放进嘴里。糖很甜，甜得有些腻。
朱守正坐在沙发上，穿着件旧毛衣，脚上是一双棉拖鞋，看起来比在局里的时候和善了很多。
“一平，”他说，“最近街上不太平，你知道吗？”
姜一平点了点头：“知道。塔北路帮和下河街帮，一直在较劲。”
“不只是较劲，”朱守正说，“我听说，徐海波放话了——‘凡是塔北路长大的青年，见一个打一个，严重的就废掉。’”
姜一平的心一沉：“真的？”
“真的。我有个线人，昨天告诉我的。”
姜一平沉默了一会儿：“朱队，我们怎么办？”
朱守正叹了口气：“能怎么办？加强巡逻，多安插线人，等他们犯事的时候抓现行。但说实话，咱们的人手不够。刑侦大队加上***，一共才多少人？这邵阳城这么大，管不过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一平，我跟你说句实话。这邵阳的治安，还会更差。刘天豪死了，但刘天豪们还在。塔北路帮、下河街帮、广场帮，还有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小团伙，他们就像地里的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他转过身来，看着姜一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姜一平摇了摇头。
“因为根还在，”朱守正说，“这些年轻人，没工作、没学上、没前途。他们整天在街上晃，不看录像就打架，不打架就看录像。看的是什么录像？《英雄本色》《古惑仔》。学的是什么？讲义气、砍人、当老大。你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坏人？不是。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成了坏人。”
他走回来，坐到沙发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不是给他们开脱。**偿命，天经地义。但咱们不能只抓人，不想办法治本。光靠抓，抓不完。得让他们有书读、有事做，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太平。”
姜一平看着朱守正，忽然觉得这个老**比他想象的更深、更重。
他不仅是一个**，还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思考者。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到了别人想不到的问题。
“朱队，”姜一平说，“你说的对。但这些事，不是咱们**能解决的。”
“我知道，”朱守正说，“但咱们至少得把该做的事做好。案子破了，凶手抓了，老百姓至少知道，王法还在。”
他放下茶杯，看着姜一平。
“一平，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灰心。我是要你做好准备。接下来，还有更硬的仗要打。”
姜一平点了点头。
他知道。
七
春节过后，邵阳城的局势果然如朱守正所料，越来越紧张。
塔北路帮和下河街帮的矛盾，像一根越拧越紧的绳子，随时都可能绷断。
二月初，塔北路帮的一个小弟在下河街被人打了。周文虎大怒，带着人砸了下河街帮的两家游戏厅。
二月下旬，下河街帮报复，在塔北路烧了一辆摩托车。
三月初，双方在资江大桥上第二次对峙。这一次，双方各带了五十多人，手里都拿着家伙。砍刀在路灯下闪着寒光，钢管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如果不是巡逻的**及时赶到，那一夜，资江大桥上一定会血流成河。
但姜一平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最安静的。
一九八七年三月的一个深夜，姜一平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桌上的台灯亮着，照着一摞摞厚厚的卷宗。他翻着翻着，忽然看到了一份报告。
那是李彦坤写的技术分析报告，关于近半年来邵阳城发生的各类暴力案件的统计。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数字，心里越来越沉。
半年时间，邵阳城发生了三十七起恶性斗殴事件，其中十二起涉及砍刀、钢管等凶器。十七人重伤，两人死亡。受害人中，有六个是无辜的市民，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更可怕的是，这些案件的破案率，不到三成。
不是**不努力，是没人敢作证。
姜一平放下报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刘天豪死前说的那句话：“这邵阳，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抓得完吗？”
他想起周文虎在路灯下说的那句话：“这是我的地盘，谁要是进来捣乱，我就要让他知道厉害。”
他想起刘三蹲在录像厅门口说的那句话：“法律能保护我吗？”
他想起朱守正说的那句话：“接下来，还有更硬的仗要打。”
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夜色。
邵阳城的夜，还是很黑。路灯的光只能照亮一小片地方，其他地方都藏在黑暗里。
但他知道，黑暗里，有人在磨刀。
他穿着白色的囚服，剃了光头，手上戴着**，脚上戴着脚镣，走路的时候铁链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两个法警一左一右架着他，但他走得很稳，甚至可以说走得很从容。
他的头抬得高高的，眼睛扫视着人群，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那一刻，整个体育场安静了。
一万多人的体育场，忽然安静得能听到风吹**的声音。
所有人都看着刘天豪。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这个***，这个自封的“枭雄”，在这一刻，成了全场的焦点。
他后面，张铁柱、王建军、李卫东、赵国强、陈小军依次被押下来。他们也都穿着白色囚服，剃了光头，但没有人像刘天豪那样抬着头。
张铁柱低着头，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鸡。他的腿在发抖，铁链哗啦啦地响，两个法警几乎是在拖着他走。
王建军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不停地哆嗦，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好像地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
李卫东、赵国强、陈小军也都低着头，不敢看台下的人。
六个人被押上审判台，面朝观众，站成一排。
法官站起来，展开判决书，开始宣读。
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去，在体育场上空回荡。
“被告人刘天豪，男，二十二岁，**，湖南省邵阳市人，原中南制药厂工人。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天豪于一九八六年三月纠集张铁柱、王建军、李卫东、赵国强、陈小军等人，成立名为‘中国枭雄会’的***性质组织，自任‘大龙头’……”
法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普通的文件。
但台下的人听得很认真，连孩子都不哭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某日晚，被告人刘天豪带领张铁柱等五人，在资江大桥上拦截下夜班工人陈德贵，由刘天豪持刀向陈德贵腹部连捅三刀，致其当场死亡……”
念到这里，台下有人哭了。
那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断。
姜一平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人群中间，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颤抖。旁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拉着她的衣角，茫然地看着台上。
那是陈德贵的妻子和他的儿子。
姜一平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他别过头去，看着台上。
“……依照《***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被告人刘天豪，犯组织、领导***性质组织罪，****，********；犯故意**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被告人张铁柱，犯参加***性质组织罪，判处****十五年；犯故意**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被告人王建军……”
一个一个念下去，六个**。
念到张铁柱的名字时，他忽然瘫倒了。两个法警把他架起来，他的腿像两根面条，软绵绵的，站都站不住。
他的嘴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扩音器里只传出一阵含混的呜咽。
王建军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牙齿咯咯地响，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李卫东的眼泪流了下来，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淌。
赵国强和陈小军也都哭了。
只有刘天豪站着，一动不动。
他的头还是抬着，眼睛还是看着远方，嘴角还是挂着那丝笑。
法官念完判决书，问：“被告人刘天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刘天豪转过头来，看着法官。
“没有，”他说，“就是觉得你们太慢了。早该判了。”
台下响起一片嘈杂的声音。有人骂，有人喊，有人鼓掌。
法官敲了敲法槌：“肃静！”
然后他转向其他五个人：“被告人张铁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张铁柱的嘴张了张，发出一阵含混的声音，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被告人王建军？”
王建军哆嗦着嘴唇，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法官没有再问，宣布休庭。
法警上来押人。
六个**犯被押下审判台，往囚车走去。
走到台边的时候，刘天豪忽然停下来，回过头来，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喊了一句话。
那句话穿过嘈杂的人声，穿过扩音器的回声，穿过七月的热浪，清晰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台下安静了一瞬。
然后，像是被这句话点燃了一样，人群炸开了。
“枪毙他！”
“杀了他！”
“给陈德贵报仇！”
喊声、骂声、哭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烧开的水，翻滚着，沸腾着。
有人把手中的东西扔向台上——矿泉水瓶、报纸、**，甚至还有一块砖头，砸在审判台的木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法警们加快了脚步，把六个犯人推进囚车。
车门关上了，喊声还在继续。
姜一平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的难受。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刘天豪时的情景——那个站在仓库阴影里的年轻人，眼睛里有一种阴冷的光，像冬天里的蛇。他想起在楼顶上抓刘天豪的那个夜晚——月光下，刘天豪站在楼顶边缘，指着远处的邵阳城说：“站得越高，下面的人就越小。”
他想起审讯室里，刘天豪说：“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死。”
现在，他真的死了。
但他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姜一平不知道十八年后刘天豪会不会真的又是一条好汉。但他知道，就在这一刻，就在邵阳城的某个角落，一定有人在听着这句话，眼睛发亮，心里在想：“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二
公审大会结束后，姜一平没有跟着人群散去，而是一个人走到了资江大桥上。
桥上很安静，偶尔有一辆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当响一声，又远了。他扶着栏杆，看着桥下的江水。七月的资江水很浑，夹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和垃圾，缓缓流过桥墩，流向远方。
他想起四个月前，陈德贵就是在这座桥上被人捅了三刀，死在了冰冷的路面上。那些血迹早就被环卫工人扫干净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但姜一平觉得，那些血还在。
不是在地上，是在他心里。
他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升到了头顶，晒得他头皮发麻，才转身往回走。
回到局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到姜一平进来，老刘喊了一声：“一平，下午庆功会，别忘了啊。”
“知道了。”姜一平应了一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庆功会。
这两个字让他觉得有些别扭。一个案子破了，有什么好庆功的？陈德贵死了，他的妻子成了寡妇，他的孩子没了父亲，六个年轻人要被执行**——六个家庭也毁了。
这算什么功劳？
但他还是去了。
下午三点，刑侦大队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市局的领导来了，区里的领导也来了，还有几个记者，扛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
会议室的**台上拉着一条**：“邵阳市***‘中国枭雄会’案庆功****”。
朱守正坐在第一排，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表情严肃。姜一平坐在他旁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局长先讲话，表扬了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英勇善战、快速破案”，表扬了朱守正“指挥有方、经验丰富”，表扬了姜一平“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然后是颁奖。
朱守正立了个人三等功，姜一平得了嘉奖，其他几个参与的**也都得到了表扬。
局长把奖状递给朱守正的时候，笑着说：“老朱，干得不错。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给咱们局争光了。”
朱守正接过奖状，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谢谢局长。”
他没有笑。
姜一平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下响起一阵掌声。他看着台下那些鼓掌的人——有他的同事，有他的领导，有他不认识的人——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他想起了陈德贵的妻子在公审大会上哭泣的样子，想起了那个拉着母亲衣角的男孩，想起了张铁柱瘫倒时嘴里发出的含混呜咽。
他想，这些掌声，他们听不到。
庆功会结束后，大家陆续散了。姜一平坐在位子上没动，朱守正也坐着没动。
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朱队，”姜一平说，“你怎么不高兴？”
朱守正把奖状往桌上一扔，靠在椅背上。
“有什么好高兴的？”他说，“一个案子破了，六个凶手判了**。但这邵阳的治安，就会好吗？”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一平，你知道1983年‘严打’的时候，全国抓了多少人吗？”
“不知道。”
“几十万，”朱守正说，“枪毙了不知道多少。那时候大家都说，这下好了，坏人都抓完了，天下太平了。结果呢？才过了三年，又冒出来个‘中国枭雄会’。你说，这‘严打’有什么用？”
姜一平沉默了一会儿：“朱队，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朱守正转过身来，“光靠抓，抓不完。你抓一个刘天豪，明天可能冒出来两个刘天豪。你判六个**，后天可能有六十个人在等着当‘枭雄’。”
他叹了口气，走回座位坐下来，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了下去。
“一平，我问你，刘天豪死前说的那句话，你觉得是真的吗？”
“哪句？”
“‘这邵阳，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抓得完吗？’”
姜一平没有回答。
朱守正继续说：“我干了三十年**，什么案子没见过？**、**、**、**，什么都有。但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不是这些案子本身，而是这些案子背后的人。”
他指了指窗外：“你出去看看，这邵阳城里，有多少年轻人没工作？多少知青返城后在街上晃？多少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这些人整天没事干，不看录像就打架，不打架就看录像。看的什么录像？《英雄本色》《古惑仔》，学的是什么？讲义气、砍人、当老大。”
他把搪瓷缸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这些人，就是下一个刘天豪。”
姜一平沉默了很久。
“朱队，”他终于开口，“那怎么办？”
朱守正苦笑了一下：“怎么办？咱们当**的，能怎么办？抓呗。抓一个算一个，抓两个算一双。至于治本的事，那是上面的事，是**的事，是社会的事。咱们管不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姜一平的肩膀。
“走吧，别想那么多了。明天还有案子等着咱们呢。”
三
一九八六年下半年，邵阳城的街头，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像资江的水一样，慢慢地、悄悄地流淌，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淹没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录像厅。
邵阳城的录像厅，在这半年里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那种昏暗的门面，门口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写着当天的片单——《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门口站着几个年轻人，叼着烟，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头发抹着发胶，油光锃亮。他们的眼睛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不是在看人，是在找“猎物”。
然后是台球桌。
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那种绿色的台球桌，上面支着一盏灯，几个年轻人围着桌子，手里握着球杆，嘴里叼着烟，眼睛盯着球。打一局五毛钱，赢了的不给钱，输了的掏腰包。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打球，是在“谈事”。
谈什么事？地盘、保护费、谁打了谁的人、谁踩了谁的线。
最后是砍刀。
这东西不像录像厅和台球桌那么显眼，但它存在。在年轻人的枕头下面，在自行车后座的帆布袋里，在录像厅的柜台后面，在出租屋的床底下。磨得锃亮的砍刀，有的还带着血。
邵阳城的地下世界里，新的势力正在**。
最先冒头的是三个团伙。
第一个叫“塔北路帮”。
塔北路是邵阳城北的一条老街，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和商铺。这条街上住的大多是老邵阳人，世代居住，彼此熟悉，对外来的人有一种天然的排斥。
塔北路帮的头目叫周文虎，二十五岁，人称“虎哥”。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浑身的腱子肉，脸上有一道从眉梢到嘴角的疤——那是他十七岁跟人打架时被刀砍的。
周文虎的父亲是个屠户，在塔北路菜市场卖猪肉。周文虎从小就在菜市场里长大，杀猪宰羊，手起刀落，眼都不眨一下。他十六岁辍学，开始在街上混，打过架、偷过东西、进过***，但每次都因为“证据不足”或者“情节轻微”被放出来。
一九八六年秋天，周文虎把塔北路上的一群年轻人拢到了一起，成立了“塔北路帮”。他对手下说：“塔北路是咱们的地盘，谁要是敢进来，就让他躺着出去。”
第二个团伙叫“下河街帮”。
下河街在邵阳城南，靠近资江码头。这条街是邵阳城最乱的地方——赌场、**、烟馆，什么都有一席之地。这里的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下河街帮的头目叫徐海波，二十八岁，人称“波哥”。他跟周文虎不一样，周文虎是粗人，徐海波是“文化人”。他读过高中，在厂里上过班，后来因为**被开除了。他个子不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比周文虎狠十倍。
徐海波不**，他让人打。他不砍人，他让人砍。他坐在茶馆里喝茶、下棋、看报纸，外面的人打得头破血流，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一九八六年冬天，徐海波把下河街上的几个**团伙整合到了一起，成立了“下河街帮”。他对手下说：“下河街是咱们的码头，谁要是敢来抢生意，就让他永远别想走路。”
第三个团伙叫“广场帮”，势力最小，夹在塔北路和下河街之间，两边都不敢得罪。广场帮的头目是个叫“刘三”的人，三十岁出头，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录像厅。他不像周文虎那么冲动，也不像徐海波那么阴狠，他只想安安稳稳地挣点钱。
但他很快就发现，在这个世道里，想安安稳稳挣钱，比登天还难。
这三个团伙，就像三颗种子，在邵阳城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它们现在还不大，但根已经扎得很深了。
四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姜一平在街上巡逻。
这是他调到刑侦大队后的例行工作——每天晚上，他和几个同事在城区的重点地段巡逻，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
这天晚上，他们走到塔北路的时候，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吵闹声。
姜一平加快脚步走过去，看到一家台球室门口围着一群人。他挤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两个人，脸上都是血，身上的衣服被撕烂了，旁边散落着几根折断的台球杆。
“怎么回事？”姜一平问。
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说：“打架呗。塔北路的人跟下河街的人，为了抢台球桌，打起来了。”
“人呢？”
“跑了。打完就跑了。”
姜一平蹲下来看地上的两个人。他们的伤不重，都是皮外伤，但脸上的血糊了一脸，看起来很吓人。
“你们是哪儿的？”他问。
两个人哼哼唧唧的，不说话。
旁边的一个人替他们回答了：“下河街的。来塔北路打球，被塔北路的人打了。”
姜一平站起来，看着周围的年轻人。他们叼着烟，抱着胳膊，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没有人害怕，没有人紧张，好像打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你们谁看到**的人了？”
没人回答。
“谁认识**的人？”
还是没人回答。
姜一平知道，问不出什么。他让同事***受伤的人送到医院，然后继续巡逻。
走到塔北路尽头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灯下，靠着墙，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一根烟。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姜一平看清了他脸上的那道疤——从眉梢到嘴角，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
“周文虎？”姜一平停下来。
周文虎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看着他：“你谁啊？”
“市***的，姜一平。”
“哦，姜警官，”周文虎笑了笑，“有什么事吗？”
“刚才台球室打架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周文虎说，“下河街的人跑到我的地盘上撒野，打他们算是轻的。”
“你的地盘？”姜一平盯着他，“这邵阳城，什么时候成你的地盘了？”
周文虎把烟头弹出去，烟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落在地上，溅起几点火星。
“姜警官，”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不是刘天豪，我不会去**。但我的兄弟被人欺负了，我不能不管。这是我的地盘，谁要是进来捣乱，我就要让他知道厉害。”
他说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姜警官，你跟刘天豪的事，我听说了。你是个好**，我敬你。但你别管我的事，我也不给你添麻烦。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姜一平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
这个周文虎，跟刘天豪不一样。刘天豪是疯子，周文虎是聪明人。疯子好对付，聪明人最难缠。
五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邵阳城下了一场大雪。
这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一夜之间，整个城市变成了白色。资江大桥上的雪被人踩得结结实实，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的行人少了，连录像厅的生意都淡了。
但犯罪没有因为下雪而停止。
十二月十五日，塔北路发生一起**案。一个中年妇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两个年轻人抢走了钱包和手表。妇女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半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
十二月***，下河街发生一起伤人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因为“不懂规矩”在徐海波的赌场里赢了钱，被人打断了三根肋骨，扔在资江边的垃圾堆里。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广场帮的刘三开的录像厅被人砸了。两台录像机、一台电视机、十几把椅子，全部被砸烂。墙上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下河街，到此一游。”
姜一平赶到现场的时候，刘三正蹲在门口，抱着头，一声不吭。
“刘三，谁干的？”
刘三摇了摇头：“不知道。”
“你知道。”
刘三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姜警官，我知道又怎么样？我说了，他们明天还会来。我不说，至少还能保住这条命。”
姜一平蹲下来，跟他平视。
“刘三，你怕他们，就不怕法律？”
刘三苦笑了一下：“法律？法律能保护我吗？你今天抓了他们，明天他们就出来了。出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算账。你说，我该怕谁？”
姜一平无言以对。
他知道刘三说的是实话。
这些**分子，抓了判，判了放，放了再犯。法律的程序需要时间，而时间，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不怕坐牢，因为他们知道，牢房关不住他们太久。
真正让他们害怕的，不是法律，是暴力。
而真正让老百姓害怕的，也不是法律，是暴力。
这才是最悲哀的事。
六
一九八七年的春节，邵阳城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中度过。
大年三十的晚上，资江两岸响起了鞭炮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把江水映得五彩斑斓。家家户户贴春联、包饺子、看春晚，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姜一平知道，平静下面，是暗流涌动。
春节前三天，塔北路帮和下河街帮在资江大桥上对峙了一次。双方各带了二十多人，手持砍刀和钢管，站在桥的两端，像两军对垒。周文虎站在桥北，徐海波站在桥南，隔着几百米的距离，对视了整整十分钟。
然后，双方各自散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打起来。有人说是因为**来了，有人说是因为徐海波不想在过年的时候闹事，也有人说是因为双方都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仗，迟早要打。
大年初二，姜一平去给朱守正拜年。
朱守正住在***后面的一栋老楼里，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人***”四个字，是朱守正退休的老领导送的。
朱守正的老伴端出一盘瓜子、一盘糖，又给姜一平倒了一杯茶。
“一平，吃糖，”老**笑着说，“老朱天天念叨你，说你是个好苗子。”
姜一平笑了笑，抓了一颗糖，剥了糖纸放进嘴里。糖很甜，甜得有些腻。
朱守正坐在沙发上，穿着件旧毛衣，脚上是一双棉拖鞋，看起来比在局里的时候和善了很多。
“一平，”他说，“最近街上不太平，你知道吗？”
姜一平点了点头：“知道。塔北路帮和下河街帮，一直在较劲。”
“不只是较劲，”朱守正说，“我听说，徐海波放话了——‘凡是塔北路长大的青年，见一个打一个，严重的就废掉。’”
姜一平的心一沉：“真的？”
“真的。我有个线人，昨天告诉我的。”
姜一平沉默了一会儿：“朱队，我们怎么办？”
朱守正叹了口气：“能怎么办？加强巡逻，多安插线人，等他们犯事的时候抓现行。但说实话，咱们的人手不够。刑侦大队加上***，一共才多少人？这邵阳城这么大，管不过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一平，我跟你说句实话。这邵阳的治安，还会更差。刘天豪死了，但刘天豪们还在。塔北路帮、下河街帮、广场帮，还有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小团伙，他们就像地里的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他转过身来，看着姜一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姜一平摇了摇头。
“因为根还在，”朱守正说，“这些年轻人，没工作、没学上、没前途。他们整天在街上晃，不看录像就打架，不打架就看录像。看的是什么录像？《英雄本色》《古惑仔》。学的是什么？讲义气、砍人、当老大。你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坏人？不是。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成了坏人。”
他走回来，坐到沙发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不是给他们开脱。**偿命，天经地义。但咱们不能只抓人，不想办法治本。光靠抓，抓不完。得让他们有书读、有事做，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太平。”
姜一平看着朱守正，忽然觉得这个老**比他想象的更深、更重。
他不仅是一个**，还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思考者。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到了别人想不到的问题。
“朱队，”姜一平说，“你说的对。但这些事，不是咱们**能解决的。”
“我知道，”朱守正说，“但咱们至少得把该做的事做好。案子破了，凶手抓了，老百姓至少知道，王法还在。”
他放下茶杯，看着姜一平。
“一平，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灰心。我是要你做好准备。接下来，还有更硬的仗要打。”
姜一平点了点头。
他知道。
七
春节过后，邵阳城的局势果然如朱守正所料，越来越紧张。
塔北路帮和下河街帮的矛盾，像一根越拧越紧的绳子，随时都可能绷断。
二月初，塔北路帮的一个小弟在下河街被人打了。周文虎大怒，带着人砸了下河街帮的两家游戏厅。
二月下旬，下河街帮报复，在塔北路烧了一辆摩托车。
三月初，双方在资江大桥上第二次对峙。这一次，双方各带了五十多人，手里都拿着家伙。砍刀在路灯下闪着寒光，钢管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如果不是巡逻的**及时赶到，那一夜，资江大桥上一定会血流成河。
但姜一平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最安静的。
一九八七年三月的一个深夜，姜一平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桌上的台灯亮着，照着一摞摞厚厚的卷宗。他翻着翻着，忽然看到了一份报告。
那是李彦坤写的技术分析报告，关于近半年来邵阳城发生的各类暴力案件的统计。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数字，心里越来越沉。
半年时间，邵阳城发生了三十七起恶性斗殴事件，其中十二起涉及砍刀、钢管等凶器。十七人重伤，两人死亡。受害人中，有六个是无辜的市民，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更可怕的是，这些案件的破案率，不到三成。
不是**不努力，是没人敢作证。
姜一平放下报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刘天豪死前说的那句话：“这邵阳，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抓得完吗？”
他想起周文虎在路灯下说的那句话：“这是我的地盘，谁要是进来捣乱，我就要让他知道厉害。”
他想起刘三蹲在录像厅门口说的那句话：“法律能保护我吗？”
他想起朱守正说的那句话：“接下来，还有更硬的仗要打。”
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夜色。
邵阳城的夜，还是很黑。路灯的光只能照亮一小片地方，其他地方都藏在黑暗里。
但他知道，黑暗里，有人在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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