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通知书贴墙上------------------------------------------:通知书贴在**墙上,陕北热得像一口蒸笼。,河底的泥巴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壳。芦苇倒是还绿着,但也没精打采的,叶子耷拉着,风都吹不动。枣树上的枣还没红,青疙瘩,硬邦邦的。黑子趴在地上,舌头伸得老长,喘着粗气,连尾巴都懒得摇。,等着。,成绩没出来,通知书更没影。每天我都去村口看,看邮递员有没有来。那辆绿色的自行车,那个绿色的帆布包,叮铃铃的车铃声——我等得心焦。:“你别老往外跑,在家待着。来了自然就来了。”:“我等不及。”:“等不及也得等。通知书又不会长腿跑了。”,低着头,一针一线的。她的手指上还戴着那个铜顶针,磨得锃亮。她缝的是什么呢?我凑过去看,是****,剪成了花瓣的形状。“妈,你缝啥?花馍。”她头也不抬,“你考上大学了,得蒸花馍。喜庆。”。她已经在准备了。成绩还没出来,她就开始准备花馍了。她怎么知道我能考上?万一考不上呢?。我不敢问。。高考那几天我紧张得睡不着,第一天考语文,手一直在抖,写作文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不起任何一句名言。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出来,英语听力有一道题没听清。考完了,我对自己说:完了,考不上了。。她已经开始准备花馍了。
我爸也不这么想。他开始收拾院子,把堆在墙角的木料搬开,把地上的刨花扫干净,把枣树底下的鸡屎**。他不说话,就是干活。干完了,站在院子里,四处看看,点点头,像是验收什么工程。
大姐回来了,带着外甥女。她嫁到邻村后,很少回来。这次是专门回来的。她说:“梅梅,你肯定能考上。”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梦见了。梦见你穿着学士服,戴着方**,好看得很。”
三妹也从西安回来了。她在饭馆洗碗,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洁精。她说:“姐,你要是考上了,我给你寄钱。”我说:“不用。”她说:“必须寄。你是咱家的脸面。”
四妹也回来了。她说话声音很小。她拉着我的手,没说话,就是笑。她的笑很好看,像我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一家人都在等。
等那张纸。
七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凉丝丝的,浇在手上很舒服。黑子突然站起来,耳朵竖起来,朝村口叫了两声。
我抬起头。
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村口骑过来,叮铃铃,叮铃铃。邮递员老张,胖胖的,骑得满头大汗。他在门口停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信封。
“石梅!通知书!”
我的手湿淋淋的,在衣服上擦了两把,跑过去。信封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东北石油大学”几个红字。我的手在抖,拆了好几下才拆开。
里面是一张纸。薄薄的,轻飘飘的。上面写着:
“石梅同学:经审核,你已被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录取。”
社会工作专业。什么是社会工作?我不知道。但没关系。考上了就行。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纸上,白花花的。黑子围着我转,尾巴摇得像风扇。
我妈从**里跑出来,手里还攥着那块红布。她看见我手里的纸,问:“来了?”
我说:“来了。”
她拿过去,看了半天。她不认识几个字,但那几个字她认识。“东北石油大学”,我教过她。她看着,眼睛红了。
“好。”她说,“好。”
她转身进了**,把那张纸放在炕上,看了一会儿,又拿起来,走到外屋,贴在了墙上。
**的墙上贴了很多东西——年画、奖状、日历、我爸的烟盒。但通知书是最大的,也是最显眼的。她贴在最中间,用浆糊糊了三层,怕掉下来。
我爸从外面回来,看见墙上的通知书,站住了。他没说话,看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烟,点上一根。吸了一口,又看了一眼。他的嘴角翘着,藏不住。
“石厚德,你家出大学生了!”隔壁的王婶在门口喊。
我爸说:“嗯。”就一个字。但他的腰挺直了一些。
消息传得很快。一个下午,半个村子都知道了。石家沟出了个大学生,石厚德的二闺女考上了。人们陆续来了,站在院子里,看墙上的通知书。
“东北石油大学,好学校啊!”
“石厚德,你祖上烧高香了!”
“梅梅这丫头,从小就看出来有出息!”
我爸站在门口,给大家发烟。他平时舍不得抽好烟,那天专门去小卖部买了两包“延安”。一根一根地递,笑眯眯的。
我妈在厨房里忙活。她要做饭,招待来的人。***、炖排骨、炒鸡蛋、凉拌黄瓜、油泼辣子。她把家里能做的都做了。灶台里的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油滋滋响,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
我坐在**里,看着墙上的通知书。它贴在那儿,端端正正的。纸张是白色的,字是黑色的,公章是红色的。薄薄的一张纸,轻飘飘的,但贴在那儿,像是把整个**都照亮了。
我想起爷爷。他要是还在,肯定坐在**门口,编着他的芦苇席子,笑眯眯地说:“梅梅,像芦苇。风吹到哪儿,就在哪儿生根。”
爷爷,我被风吹到东北了。你知道东北在哪儿吗?很远。比榆林远,比西安远。在很北很北的地方,冬天会下很大的雪。你见过雪吗?你没见过。你一辈子没出过陕西。
但我替你去看。
晚上,人散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枣树上的知了在叫。我妈坐在炕上,还在缝那个花馍。她已经缝了好几个了,摆在桌上,红的,粉的,黄的,像真花一样。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缝。她的手指很巧,针在她手里起起落落,线跟着一上一下。花馍在她手里慢慢成形,花瓣一片一片地绽开。
“妈,你什么时候学的?”
“小时候看你外婆缝,看着看着就会了。”
“外婆也是裁缝?”
“嗯。她的手比我还巧。”
她说着,没抬头。针在她手里飞快地走,线绷得很紧。她的手指上有老茧,还有针眼,一个一个小红点。
“妈,你的手疼不疼?”
“不疼。习惯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跟我爸说话。**的隔音不好,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有。
我妈说:“梅梅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想她。”
我爸说:“娃娃有出息,你不能拦着。”
我妈说:“我不拦。我就是舍不得。”
我爸没说话。
我妈又说:“厚德,你说她去了东北,会不会想家?”
我爸说:“会。”
我妈说:“那她哭了怎么办?”
我爸说:“哭就哭了。哭完了就好了。”
我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得再给她做件棉袄。东北冷。”
我爸说:“你不是刚做了一件?”
我妈说:“那件薄了。东北冷,得厚的。”
我爸没再说话。
第二天,我妈去镇上买布。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回十几里。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块深红色的布,暗花的,滑溜溜的。她说是最好的面料,三块钱一尺。
她把布铺在炕上,量了又量,算了又算。她的手指在布上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地剪。布在她手里很听话,该直的地方直,该弯的地方弯。
剪好了,她开始缝。
这一次她缝得很慢。每一针都很仔细,针脚排得比以前的都密。她戴着老花镜,凑得很近,眼睛眯成一条缝。手指头扎了好几次,她也不吭声,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一下,继续缝。
我说:“妈,你歇会儿吧。”
她说:“不累。”
我说:“你手指都出血了。”
她说:“不碍事。”
她缝了三天。三天里,她除了做饭,就是坐在炕上缝。缝好了面子,缝里子,絮棉花,上袖子,上领子。每一步都很慢,但每一步都很仔细。
缝好了,她让我试。
我穿上。正合适。不胖不瘦。袖子不长不短。领子不高不低。
她站在我面前,歪着头看。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笑了。
“好看。”她说,“我梅梅穿啥都好看。”
那是她给我做的最后一件棉袄。
她没有做完。后来的事,你们知道了。
但那三天,她坐在炕上缝棉袄的样子,我一直记得。她的手指很巧,针在她手里起起落落,线跟着一上一下。她的眼睛眯着,皱纹一道一道的。她的嘴角翘着,在笑。
那是她最高兴的三天。
她闺女考上大学了。她闺女要去东北了。她闺女要出息了。
她能做的,就是一件棉袄。
厚一点的,暖一点的,能挡住东北的风雪的。
她不知道东北的风雪有多大。但她知道,她闺女怕冷。
所以她缝了三天。
把所有的爱,都缝进去了。
我爸也不这么想。他开始收拾院子,把堆在墙角的木料搬开,把地上的刨花扫干净,把枣树底下的鸡屎**。他不说话,就是干活。干完了,站在院子里,四处看看,点点头,像是验收什么工程。
大姐回来了,带着外甥女。她嫁到邻村后,很少回来。这次是专门回来的。她说:“梅梅,你肯定能考上。”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梦见了。梦见你穿着学士服,戴着方**,好看得很。”
三妹也从西安回来了。她在饭馆洗碗,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洁精。她说:“姐,你要是考上了,我给你寄钱。”我说:“不用。”她说:“必须寄。你是咱家的脸面。”
四妹也回来了。她说话声音很小。她拉着我的手,没说话,就是笑。她的笑很好看,像我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一家人都在等。
等那张纸。
七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凉丝丝的,浇在手上很舒服。黑子突然站起来,耳朵竖起来,朝村口叫了两声。
我抬起头。
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村口骑过来,叮铃铃,叮铃铃。邮递员老张,胖胖的,骑得满头大汗。他在门口停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信封。
“石梅!通知书!”
我的手湿淋淋的,在衣服上擦了两把,跑过去。信封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东北石油大学”几个红字。我的手在抖,拆了好几下才拆开。
里面是一张纸。薄薄的,轻飘飘的。上面写着:
“石梅同学:经审核,你已被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录取。”
社会工作专业。什么是社会工作?我不知道。但没关系。考上了就行。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纸上,白花花的。黑子围着我转,尾巴摇得像风扇。
我妈从**里跑出来,手里还攥着那块红布。她看见我手里的纸,问:“来了?”
我说:“来了。”
她拿过去,看了半天。她不认识几个字,但那几个字她认识。“东北石油大学”,我教过她。她看着,眼睛红了。
“好。”她说,“好。”
她转身进了**,把那张纸放在炕上,看了一会儿,又拿起来,走到外屋,贴在了墙上。
**的墙上贴了很多东西——年画、奖状、日历、我爸的烟盒。但通知书是最大的,也是最显眼的。她贴在最中间,用浆糊糊了三层,怕掉下来。
我爸从外面回来,看见墙上的通知书,站住了。他没说话,看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烟,点上一根。吸了一口,又看了一眼。他的嘴角翘着,藏不住。
“石厚德,你家出大学生了!”隔壁的王婶在门口喊。
我爸说:“嗯。”就一个字。但他的腰挺直了一些。
消息传得很快。一个下午,半个村子都知道了。石家沟出了个大学生,石厚德的二闺女考上了。人们陆续来了,站在院子里,看墙上的通知书。
“东北石油大学,好学校啊!”
“石厚德,你祖上烧高香了!”
“梅梅这丫头,从小就看出来有出息!”
我爸站在门口,给大家发烟。他平时舍不得抽好烟,那天专门去小卖部买了两包“延安”。一根一根地递,笑眯眯的。
我妈在厨房里忙活。她要做饭,招待来的人。***、炖排骨、炒鸡蛋、凉拌黄瓜、油泼辣子。她把家里能做的都做了。灶台里的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油滋滋响,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
我坐在**里,看着墙上的通知书。它贴在那儿,端端正正的。纸张是白色的,字是黑色的,公章是红色的。薄薄的一张纸,轻飘飘的,但贴在那儿,像是把整个**都照亮了。
我想起爷爷。他要是还在,肯定坐在**门口,编着他的芦苇席子,笑眯眯地说:“梅梅,像芦苇。风吹到哪儿,就在哪儿生根。”
爷爷,我被风吹到东北了。你知道东北在哪儿吗?很远。比榆林远,比西安远。在很北很北的地方,冬天会下很大的雪。你见过雪吗?你没见过。你一辈子没出过陕西。
但我替你去看。
晚上,人散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枣树上的知了在叫。我妈坐在炕上,还在缝那个花馍。她已经缝了好几个了,摆在桌上,红的,粉的,黄的,像真花一样。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缝。她的手指很巧,针在她手里起起落落,线跟着一上一下。花馍在她手里慢慢成形,花瓣一片一片地绽开。
“妈,你什么时候学的?”
“小时候看你外婆缝,看着看着就会了。”
“外婆也是裁缝?”
“嗯。她的手比我还巧。”
她说着,没抬头。针在她手里飞快地走,线绷得很紧。她的手指上有老茧,还有针眼,一个一个小红点。
“妈,你的手疼不疼?”
“不疼。习惯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跟我爸说话。**的隔音不好,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有。
我妈说:“梅梅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想她。”
我爸说:“娃娃有出息,你不能拦着。”
我妈说:“我不拦。我就是舍不得。”
我爸没说话。
我妈又说:“厚德,你说她去了东北,会不会想家?”
我爸说:“会。”
我妈说:“那她哭了怎么办?”
我爸说:“哭就哭了。哭完了就好了。”
我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得再给她做件棉袄。东北冷。”
我爸说:“你不是刚做了一件?”
我妈说:“那件薄了。东北冷,得厚的。”
我爸没再说话。
第二天,我妈去镇上买布。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回十几里。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块深红色的布,暗花的,滑溜溜的。她说是最好的面料,三块钱一尺。
她把布铺在炕上,量了又量,算了又算。她的手指在布上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地剪。布在她手里很听话,该直的地方直,该弯的地方弯。
剪好了,她开始缝。
这一次她缝得很慢。每一针都很仔细,针脚排得比以前的都密。她戴着老花镜,凑得很近,眼睛眯成一条缝。手指头扎了好几次,她也不吭声,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一下,继续缝。
我说:“妈,你歇会儿吧。”
她说:“不累。”
我说:“你手指都出血了。”
她说:“不碍事。”
她缝了三天。三天里,她除了做饭,就是坐在炕上缝。缝好了面子,缝里子,絮棉花,上袖子,上领子。每一步都很慢,但每一步都很仔细。
缝好了,她让我试。
我穿上。正合适。不胖不瘦。袖子不长不短。领子不高不低。
她站在我面前,歪着头看。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笑了。
“好看。”她说,“我梅梅穿啥都好看。”
那是她给我做的最后一件棉袄。
她没有做完。后来的事,你们知道了。
但那三天,她坐在炕上缝棉袄的样子,我一直记得。她的手指很巧,针在她手里起起落落,线跟着一上一下。她的眼睛眯着,皱纹一道一道的。她的嘴角翘着,在笑。
那是她最高兴的三天。
她闺女考上大学了。她闺女要去东北了。她闺女要出息了。
她能做的,就是一件棉袄。
厚一点的,暖一点的,能挡住东北的风雪的。
她不知道东北的风雪有多大。但她知道,她闺女怕冷。
所以她缝了三天。
把所有的爱,都缝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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