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雅典、***和地拉那------------------------------------------，距离雅典大学开学还剩下两天。提前回到学校的凯文·卡斯兰娜（Kevin Kaslana）——尽管他在护照上的正名已经改成了Phainon Khaslanas ——正在学校附近一家名为K**S的酒吧里，和舍友科斯塔斯·帕夫利季斯（Kostas P**lidis）对着一瓶浅**的松脂葡萄酒（Retsina）和三个高脚杯坐着。他们抽着烟，凝望着窗外的细雨慢悠悠地从屋檐上飘落，这样的降雨在8月十分罕见，在10月中旬以后却非常常见。他们知道等这场雨下完，新学年，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学年就要开始了。，便敲敲玻璃引起他的注意。小贩走进酒吧内，把一盒半熟的面条交给他。，酒吧的侍者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Linguine（意大利语：宽面条），还配上了虾肉和扇贝。帕夫利季斯点起一支烟，看着凯文吃面。帕夫利季斯观察了凯文整整4年，后者对于面条总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吃得又细致又认真：把面条在叉子上慢慢地卷成一个球，高高挑起，再慢慢落下，最后缓缓入口。这便是他吃面的全部步骤。，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如同***的国王利奥尼达（Leoni**s Spartacus，公元前540-公元前480）一般血气方刚、孔武剽悍。“我就知道你们躲在这！”他洋洋得意地说，重重地坐在凯文身边，差点打翻他的面碗。后者**性地瞪了他一眼，指指桌上的酒瓶。“真的，那我就不客气了！”他直接把木塞按进了酒瓶里，给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倒满了一杯。 “哎呀……这下酒里面全是橡木味了。看看你干的好事，迈德漠斯。”帕夫利季斯喝了一口，瞬间皱起了眉头。·尼卡多利斯（Mydeimos Nikadoris），绰号“万敌”，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端的拉科尼亚（Lakonia）。他是全希腊连续四年的大****会的中量级拳击冠军。他非常喜欢拳击、散打、摔跤等被旁人视为暴力野蛮的运动。为了精进摔跤技术，他甚至在假期专程跑去**队训练中心，志愿陪同佩特罗斯·加拉克托波罗斯（Petros Galaktopoulos，生于1945年，希腊摔跤运动员，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铜牌、1972年德意志奥运会银牌得主）训练。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雅典的温文尔雅令我不适，所以我要给他们彰显***的野蛮傲骨”。，他还是个优秀的厨师兼老饕。他每次从拉科尼亚返回学校，总会给大学里结识的几位好友捎来石榴、乳酪、蜜饼等甜的发腻却大受欢迎的食物。 “有得喝就不错了，我可没有你那么讲究。”万敌毫不在意地一口饮尽。“喝这种酒的乐趣就在于品味里面若有若无的松脂香。你这么一来，我还喝什么？”帕夫利季斯不依不饶。“好了好了，我们伟大的品酒师、万古留名的大诗人、严谨的语言学家，我回头再给你买一瓶不就行了？”万敌讪笑一声。，从身上掏出镀银的烟盒，又取了一支烟。“给我一支。”万敌伸出手。“你暑假前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戒烟吗？”凯文惊讶地问，他的两腮因为塞满了面条，显得鼓鼓囊囊。
“戒烟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我们的救世主大人。如果一个人能活100岁，他至少会将其中百分之七十的时间用于研究如何戒烟。”
凯文想了想，伸出了一根大拇指，继续吃面。
三个人一时谁都没说话，凯文吃面，万敌吸烟，帕夫利季斯观察对面的两个活宝。
万敌在凯文吃完面之后便开始想坏点子，准备继续作弄他——他们两个人几乎是在斗嘴与整蛊中度过了漫长的大学岁月。
“今晚要不要去Kerameikos（雅典的酒吧街）**？”万敌盯着凯文。
“不去。”凯文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了。
“你确定？我认识那的5个姑娘，你随便挑。”
“滚。”
“看来你不想五对一，你爱康斯坦丁国王，你想去塔托伊宫讨他欢心。”万敌大笑起来。
“无聊。”凯文呷了一口酒。
“你读过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Zniewolony Umysł）吗，凯文？我去给你买一本，听说这本书能动摇一个人坚定的内心。”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波兰作家、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禁锢的头脑》是其代表作之一）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都爱看这种听上去就乏味的书吗？”万敌难以理解地问。
“听你形容，这部书一定又危险又邪恶，我预感我不会喜欢它。”凯文说。
“这本书很有价值，描述了二十年前波兰和波罗的海知识分子们的苦闷和窘境，你应该会喜欢的。”帕夫利季斯对着凯文笑。
“还是免了。”凯文也对着帕夫利季斯笑。
“你这个假期去了意大利？”万敌问凯文。
“你没有去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那些耳熟能详的地方吧？”帕夫利季斯也问。
“其实我……”还没等凯文说完，两个**者便自顾自地讨论起来。
“他该去贝尔加莫（*ergamo，意大利北部城市），那的人会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
“他应该去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感受威尼托（Veneto，意大利北部地区）人的热情。”
“你不能让他去看农民。他是文明人，正牌雅典公民，还是让他去开化之后的现代地区吧。”
“你们能不能听我说？”凯文提高嗓门问道。
“其实你去了哪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们谈论的焦点是你应该去哪。”帕夫利季斯哈哈大笑。
“救世主大人，看这个。”万敌伸开手掌，一根一根地问凯文它们在意大利语中所代表的军衔。
“那也就是说你去的时候是Tenente（中尉），回来的时候是Colonnello（上校）？”万敌故作惊讶地问，随即发出爆笑。
“这有什么意思……”凯文一脸无奈地看向帕夫利季斯。
“谁知道呢，大概是第一次****期间的军队黑话在他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吧。”帕夫利季斯耸耸肩。
“走吧，回宿舍。”凯文站起身，披上外套。
“真回宿舍？”帕夫利季斯故意问。
“不然呢，现在还不到18点，风月场所还没开门。”万敌依旧在笑。
三个人踏着粘稠的泥浆走进熟悉的校门，走到7号宿舍楼下，这是校内唯一的一座男女混寝楼，左侧属于男生，右侧属于女生，每个楼层的中间用一堆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和两个拒马作为Innerdeutsche Grenze（德语：国内边界）。帕夫利季斯发现这栋沉默的六层建筑与自己在四年前入住时几乎一模一样。两扇棕色的木制大门敞开着，一块长了苔藓的石头压住墙角生锈的弹簧，防止它自动关上。一个学生坐在门口木制的椅子上，无聊地望着天。凯文一眼就认出了那名学生——住在五楼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多德·弗拉舍里（Dodë Frashëri）。他走过去，来了一个大大方方的拥抱。
“*uongiorno。”（意大利语：日安）
“Vlla, sa mirë që dukesh。”（阿尔巴尼亚语：老伙计，你看起来棒极了）
“喝杯咖啡去，我们的北伊庇鲁斯人（Vorios Ipiros，位于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两国边界，此处代指阿尔巴尼亚人）？”万敌问道。
“不了，我和你们一起上楼，我的寝室还没打扫。”
帕夫利季斯走进门厅，门内有一股大理石地板受潮和卫生间下水道翻涌上来的怪味，这也和他4年前入住时一模一样。他轻车熟路地走在四个人的最前面，一边爬楼一边听弗拉舍里与凯文的谈话。
“意大利之旅过得怎么样？”
“棒极了。”
“你的外套很脏，该洗一洗了。你这次都去了哪？”
“去了好多地方：米兰、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就连撒丁岛的萨萨里都去了。”
“你讲的像一张旅行社开出的行程表，凯文。”
“不好意思，我不会口占游记。”
“你的艳遇呢？”这次是万敌在问。
“没有什么艳遇。”
“那你的意大利之行是不完整的。”万敌武断地说。
“也不能这么说。意大利的露水夫妻没什么了不起。如今希腊有的是漂亮姑娘，我觉得她们一点都不比哈里·玛塔（Hari Mata，1876-1917，荷兰交际花）差。”弗拉舍里说。
“去你的吧，Dodo，你和迈德漠斯学坏了。”
“我叫Dodë。我到了，这里是五楼，感谢各位陪我走这一程。”
“你现在屋里还剩几个人？”帕夫利季斯回头问。
“就我一个。”
“你干脆搬过来和我们住一起吧，凑个四人寝。”万敌发出了邀请。
“好啊，求之不得。”
帕夫利季斯从墙上摘下了破旧的、摇摇欲坠的木门。以前它尚且还能被称之为“门”，但是某一天晚上，它的轴承卡住了，无论从内从外都无法推开。正当凯文和帕夫利季斯隔着木板一筹莫展时，刚刚做完夜间有氧训练的万敌直接一脚将门板踢倒。从此它就变成了徒有其表的“挂画”。
“这破门，学校也不说换一扇……明明我都填了好几次报修单了。”凯文说。
“报修单？你应该去学校的后勤处问问1961年的故障排除了没有。”万敌嘲讽地说。
三个人的寝室位于顶层，房间朝向天井。凯文从窗户上扯下雷暴大风天气时用来固定窗户的鞋带，打开窗户换换空气。万敌跳上自己的床铺，把毛毯盖在床单上。帕夫利季斯打开衣柜，驱散里面的樟脑味，从里面扯出几套衣服挂在晾衣绳上，他们的扑克牌和**放在一个椭圆形的马口铁罐子里。凯文的那支鱼竿是浅蓝色的，把手用八角形的黑紫色胡桃木制成，显得很美观，此时正靠在屋角，和万敌的军用长筒望远镜平行排列。
“我接盆水洗衣服。”凯文说完就走了出去。
“我也去。”万敌跟上去。
帕夫利季斯觉得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去不合适，于是也跟了上去。
在盥洗室内，三个人站成一排，凯文脱下溅了泥污的外套，仔细地在水龙头下面刷洗。万敌半裸着，露出健壮的肌肉，闭着眼睛，用毛巾蘸着冷水擦拭上身。他的胸前刺着八个汉字——左边是“天下太平”，右边是“物阜民康”。他并不了解这八个汉字所代表的具体含义，只是在东方文化课程上觉得教师写在黑板上的这几个字很好看，于是拿出笔记本，像描摹画作一样，把它们描下来，再拿给刺青店的老板看。
“要不要来一次毕业旅行？”凯文突然问。
“去哪？”万敌依旧闭着眼。
“还没想好。帕夫利季斯有想法吗？”
“塞浦路斯？”
“得了吧你。”万敌睁开眼，一挥手。“Lefkosia（即尼科西亚，塞浦路斯首都）和雅典有什么区别？还是你想去观察突厥人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直接去Poli（希腊语：都城，专指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好不好？”
“要不去我的故乡？”弗拉舍里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发现三个人都在看他后，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把个人物品搬上来，看你们都不在，于是循声来这看看。”
“好主意，我还从来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呢。”凯文笑道。
“其实不在阿尔巴尼亚。我父系的故乡在普里兹伦（Prizren，塞尔维亚科索沃自治区南部城市），我还有几个亲戚住在附近的山区里。我敢打赌，这绝对会是一次令你们感到耳目一新的体验。”
“签证费多少？”帕夫利季斯问。
“每人18美元。”
“这么便宜？我去一趟意大利都要40美元！”凯文张大了嘴。
“什么时候出发合适？”万敌问。
“现在不行，秋冬季容易下大雪。明年吧，明年仲夏的时候，论文答辩结束咱们就去。”
“一言为定。”帕夫利季斯说。
晚上吃饭的时候，四个人坐在一桌。他们吃了很多串希腊**（Souvlaki），外焦里嫩的牛肉搭配上清新的柠檬片使人胃口大开。在帕夫利季斯的推荐下，他们第一次尝试了茴香味的葡萄渣白兰地（Tsipouro）。弗拉舍里带着酒意一直在向其他三个人介绍自己的故乡和家人：
“我祖父参加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他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给我讲科索沃的故事。他说：一提到Kosovë这个名字就能激起无法形容的热烈感情，它代表了500年的黑暗与屈辱，保存着我们——不只是阿尔巴尼亚人，同样也有塞尔维亚人——悲惨历史的记忆。不管是他们的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沙皇（Lazar Hre*eljanović，1329-1389）还是我们的乔治·斯坎德培王子（Gjergj Skënder*eu，1405-1468），他们都代表着整个巴尔干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的决心与勇气。不管是在贝尔格莱德、在地拉那还是在普里兹伦，当我们尚处襁褓之中，家长们就开始给我们灌输大同小异的科索沃印象。我母亲哼唱着科索沃的歌曲哄我入睡，我的老师一直没有停止讲述韦利科·彼德罗维奇（Veljko Petrović，1780-1813，塞尔维亚民族英雄）和切奇兹·托普利（Çerçiz Topulli，1880-1915，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等一批Hajduk（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绿林侠盗）的传奇故事。每当我的祖父回忆起他的戎马往事时，他都会声音颤抖、泪流满面、浑身战栗，眼泪沿着他堆垒的皱纹和花白的须髯落到我的枕头上。我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激动，500年来在苦痛中挣扎的一代代殉难者的精神照耀着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有自豪和骄傲的底气，他们实现了两个民族5个世纪以来的夙愿，用枪炮夺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
“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三方——包括土耳其人，都犯下了针对平民的战争罪行？”帕夫利季斯问。
“此事在巴尔干并不新鲜，乃是当地不可不品的特产之一。”凯文调侃道，想要重新活跃起来已经变得凝重的气氛。
“我不否认，这一点我祖父也对我讲了。”弗拉舍里喝了一口酒，继续讲下去。“我首先要澄清一点，你们如今在地图上看到的科索沃自治区其实包括两个地方：西部的梅托希亚（Meto**ja）——这是塞尔维亚人的叫法，我们称之为Dukagjini——和东部的科索沃。实际上，当塞尔维亚军队一进入普里兹伦，军纪就变得形同虚设。整座城市都弥漫着冲天的黑烟和火光，甚至在我亲戚的那个山村里都能看见。狂暴的士兵们在城里**越货，我祖母决定立刻搬到国境线对面去。山下通往库克斯（Kukës，阿尔巴尼亚北部城市）的大路两边全是**。其实塞尔维亚人主要的复仇对象是土耳其人和波马克人（Po**ki，信仰***教的南部斯拉夫人），但是也有很多阿尔巴尼亚人遭到误杀。他们进行判断的方式很简单，就看你会不会划***的十字架。我祖母一行人在边境小城维尔米察，也就是弗尔布尼察（Vr*nica，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边境城市）停留时，亲眼见到地上全是无头**，根据衣着特征能辨识出来主要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土耳其人和波马克人。城里面竖起了一个巨大的京观，远远看上去像一堆吊起来的干枯的鱼腥草。”
“呕！不行我要吐了！”凯文捂着嘴离开了座位，四处寻觅卫生间。
“嗯……所以我应该为他们的暴行向你道歉吗？”帕夫利季斯小心翼翼地问。
“收起你的**心，你又不是塞尔维亚人。”万敌冷淡地说。
“不用道歉。”弗拉舍里又喝了一口酒。“战争——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行为，何况这是土耳其人在偿还他们在尼什（Niš，塞尔维亚中部城市）欠下的血债。”
（1809年5月，奥斯曼帝国为震慑**的塞尔维亚人民，在尼什城里搭建起了由952颗骷髅头构成的京观，该**象征一直保存至今）
“我回来了，咱们聊点开心的事吧。”凯文捂着嘴回到了座位上。
“是我的责任，不好意思。等你们到了科索沃之后，我带你们去看著名的‘撤退之路’。”
“1915年冬季的那场战略性撤退吗？”万敌明显来了精神。
“是，当时塞尔维亚军队被同盟国击溃了，被迫放弃全部领土，沿科索沃山区向黑山、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转移。我祖父，你看，又说到他了。当时他还在阿尔巴尼亚军队中服役，担任联络官，他亲眼看到了那群狼狈不堪的塞尔维亚人。他是这样形容的：我直到那时才明白了何为巴尔干历史的内核——也就是痛苦惨剧、英雄气概和爱国**的杂糅。抵达边境口岸的塞尔维亚军队既没有烤火的木材也没有饲喂军**草料。四周飘着漫天大雪，成千上万的人群和马匹缓缓行进，他们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绝望，只有麻木。他们一边走，一边倒下。我居然在**的人和冻毙的马眼中看到了一丝解脱和满足。”
“这次撤退还催生了一首著名的歌曲——《遥远之地》。”（Tamo Daleko）帕夫利季斯补充道。
“停！不要开嗓！”万敌及时制止了舍友一展歌喉的冲动。
凯文听着弗拉舍里继续讲述他故乡的景色，慢慢地陷入了冥想状态：冬季的巴尔干山区，道路冰冻，像钢铁一样坚硬。空气清新、冷冽、干燥。天上坠落的雪花也沾染上了斯拉夫人的冷硬，像粉末，像木屑，撒在农舍的屋顶上、堆积着木柴和煤炭的院落上、秋日之后变得鲜有人烟的田垄地头上……野生动物风驰电掣地跑过，留下一串显眼的踪迹。亲切的“同志”替代了冷漠的“老爷”，朴实的农民学会了尊重自己。
“确实适合作为毕业旅行的目的地。”凯文默默地点头。他环视四周，食堂里烟雾弥漫，香烟和炊烟互相混合，形成了别样的朦胧感。刚才喝得有些过量，他觉得屋顶的吊扇马上就要坠落，在进食的学生们中间引起一阵骚动。骚动？对，骚动。西方的**家们就是这样评价第三世界的人民的。他去年和风堇（雅辛忒斯·艾格勒斯，Hyacinthia Aquils）两个人作为***青年志愿者的一员去了刚果，为当地的人民分发食物和药物。他第一次知道原来雅典的贫民窟并不是生活质量最为低下的地方，仅仅是1965年的刚果一地，就有超过15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他每晚都和村民们痛饮私酿的劣质酒，喝到酩酊大醉，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但是脑内总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他觉得自己确确实实地为挽救人类堕入地狱做出了努力。他唯一感到惋惜的是，自己的手不够大，只能接住一个村落的人。
从刚果回来之后，他就成为了万敌口中的“伟大救世主”。
这倒也不坏，凯文想。
“走吧，回去打牌。”帕夫利季斯拍拍凯文的肩膀，把他唤回到现实。
四个人都站起身，离开了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