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时候像一尊雕塑。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寒暄，坐下来就开门见山：“我看了你的资料，基本情况都清楚。”
他的声音很好听，低沉的，带一点北方口音，尾音微微上扬，像是在问句，又不像。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他看着我，眼神平静得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我也在找同样的东西。”
我们都心知肚明。
离过婚的女人，在那个小城市里像是被打了标签的商品，任谁见了都要先掂量一下“贬值”了多少。而我和宋明的那段婚姻，更是把这个标签贴得格外丑陋。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最终换来他在法庭上那句刻薄到骨子里的话：“她不能生，我总要有个后。”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都没看我一眼，像在陈述一个天气的事实。他的律师把一沓检查报告推到桌上，封面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报告我早就看过了，**发育异常，自然受孕几率极低。这个“极低”在医生嘴里还有一句“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可在宋明嘴里，直接就变成了“不能生”。
我把那沓报告从桌子上捡起来，一页一页翻过去，确认每一页都还在，然后慢慢撕碎。碎纸片落在调解室的地板上，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宋明的律师变了脸色，法官咳了一声，我拎起包走了出去。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照在我身上却没有一点温度。
我和宋明的故事并不复杂。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认识，他在体制内工作，铁饭碗，人长得周正，对我也算体贴。恋爱一年后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婚后头两年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直到婆婆开始旁敲侧击地问什么时候要孩子。
第三年，问题摆上了台面。检查、治疗、中药、西药、手术，我像个试验品一样被各种方案折腾了一遍又一遍。宋明从一开始的“没关系慢慢来”变成了沉默，又从沉默变成了不耐烦，最后变成了一种冰冷的嫌弃。他开始晚归，身上带着不同牌子的香水味，微信消息在深夜里频繁响起。我问过两次，他摔了一只杯子，说我在无理取闹。
那四年里我最怕的不是他发脾气，而是***的眼神。那种眼神里没有恶意，甚至带着同情，可正是这种同情比恶意更让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