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酒箱里的老黄牛 （一）------------------------------------------ 年关的订货电话，打在窗玻璃上噼啪响。我蹲在储藏室翻找去年剩下的春联，手机在羽绒服口袋里震动起来，掏出时屏幕已经结了层白霜。是妻子发来的微信：“记得给兴隆打电话订酒，三姑六姨的礼得备齐了。”。，在心里硌了下。我跺掉鞋上的雪，站在楼道里拨号，听筒里传来冗长的忙音，间或夹杂着电流的滋滋声，像极了初中教室老旧的扩音器。“喂？”第三遍拨号终于通了，那头的声音裹着回音，混着隐约的机器轰鸣，“是老周？兴隆，我是老周。”我往楼梯口挪了挪，避开穿堂风，“快过年了，订10箱酒，还跟去年一样，要那红瓶的‘杏花春’。红瓶的断货了，”他笑了笑，声音里带着股熟稔的热乎气，“今年新出了款‘丰年’，包装是烫金的，比红瓶的上档次，价格还便宜二十。我让业务员给你送过去？行啊，”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你定的酒，错不了。那是，”他顿了顿，**里的机器声突然停了，“你住的小区没变吧？下午就让人过去，正好让业务员认认门，明年你直接找他就行。”，楼道里的声控灯突然灭了。我摸黑下楼，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往年订酒，兴隆总会说“我亲自送”，开着他那辆半旧的皮卡，从县城晃悠几十公里到市里，后斗里塞满酒箱，副驾上准放着袋刚出锅的糖糕——他媳妇做的，说“给孩子尝尝”。？，门铃响了。我以为是送酒的，开门却看见个穿藏青色西装的年轻人，手里捧着本烫金的名片夹，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周先生**，我是县酒厂销售部的，给您送酒。”他侧身让出身后的三轮车，车厢里码着10箱酒，纸箱印着金灿灿的“丰年”二字。“你们张经理……”我想问兴隆怎么没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张总在开销售会呢。”年轻人麻利地搬酒，额头上渗着细汗，“他现在是我们销售总经理，忙得很，昨天还在石家庄谈业务。总经理？”我愣了愣，酒箱在手里晃了下。
“是啊，”年轻人递来名片，上面印着“张兴隆 销售总经理”，头衔下面还有行小字：县政协委员，“去年提拔的，我们厂这两年的销量，全靠张总带起来的。”
我捏着名片的手指有点僵。名片上的照片里，兴隆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完全不像我记忆里那个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沾着粉笔灰的**。
年轻人临走时突然说：“周先生，张总特意交代，送您两盒酒糟鱼，说是您小时候爱吃的。”
鱼装在青花瓷盒里，打开时飘出股熟悉的酒香。我捏着鱼块，突然想起初三那年的冬天，兴隆蹲在教室后墙根，给我分他带的红薯干，冻得通红的手里还攥着半截粉笔——他刚在黑板上抄完英语单词，粉笔灰混着哈气，在他鼻尖结了层白霜。
那时候我们都叫他“老黄牛”。不是因为他属牛，是因为他当**三年，每天最早到教室擦黑板，最晚走锁门，谁的作业本丢了，谁的值日没做完，他都默默帮着收拾，像头闷头干活的牛。
酒箱在储藏室堆成小山，金灿灿的“丰年”二字在阴影里闪着光。我摸出手机想给兴隆打个电话，却在拨号界面停住了。那个总说“我给你送”的人，怎么就成了“张总”？
第二节 黑板上的名字与酒厂的酒曲
1986年的秋天，初一（二）班的第一堂班会，班主任让大家选**。教室里闹哄哄的，没人愿意干这得罪人的活儿。最后是班主任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兴隆：“就你吧，看你挺稳重。”
兴隆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攥着衣角说：“我……我学习不好。”
“学习不好咋了？”班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当**靠的是责任心。”
从那天起，兴隆的书包里除了课本，总多块抹布和半截粉笔。每天早读前，他准会把黑板擦得锃亮，粉笔盒摆得整整齐齐；放学铃响后，他会蹲在地上捡同学们掉落的纸屑，哪怕是片小糖纸，也得捏起来扔进垃圾桶。
他的成绩单永远在中游徘徊，红笔写的分数旁边，总有班主任的评语：“责任心强，团结同学。”有次数学**，他只考了58分，却在放学后帮数学老师搬作业本，一趟趟跑办公室，额头上的汗把衬衫洇出片深色。
“你咋总干这些？”我蹲在操场边看他给篮球打气，球针在他手里转得飞快。
“老师说，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他把打好气的篮球扔给我，“我爸也说，笨鸟先飞，飞不起来就多搭窝。”
**是县城酒厂的锅炉工，据说常年围着灶台转，身上总带着股酒糟味。兴隆的书包里偶尔会飘出同样的味道，是**偷偷塞给他的酒糟饼，硬邦邦的，嚼起来带着点甜。
初三下学期，升学压力像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兴隆的成绩还是没起色，却比以前更忙了——帮老师统计志愿，给同学抄复习资料，甚至在****，举着煤油灯陪胆小的女生过马路。
“你不复习？”我看着他在灯下抄题，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我考不上高中，”他头也没抬，“我爸说，让我去酒厂当学徒，跟他烧锅炉。”
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可我看见他握着笔的手，指节捏得发白。
中考成绩出来那天，兴隆的名字没出现在高中录取名单上。他蹲在公告栏前，把自己的准考证号看了又看，突然站起来，扯了扯我的胳膊：“走，我请你喝酒。”
他带我去了酒厂后门的小卖部，买了瓶散装的白酒，用瓶盖倒着喝。酒辣得人嗓子眼发疼，他却喝得眼睛发亮：“我爸说了，到了酒厂好好干，将来当个酿酒师傅，也挺好。”
那天的夕阳把酒厂的烟囱拉得老长，烟圈在天上散成模糊的云。兴隆把空酒瓶扔进垃圾桶，哐当一声脆响，像敲碎了什么东西。“老周，你上了高中好好学，”他拍着我的肩膀，手心的茧子硌得人疼，“将来考大学，离开这县城。”
我看着他转身走进酒厂的背影，蓝布褂子在风里晃，像面没扬起的帆。那时候我以为，他会像**一样，一辈子围着锅炉转，身上永远带着酒糟味。
第三节 皮卡车上的糖糕与村委会的印章
再次见到兴隆，是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他开着辆半旧的皮卡来的，车身上沾着泥点，说是刚从乡下收玉米回来。“我在村里当支书，”他给每个人递烟，手指关节上有道浅浅的疤，“去年刚选上的。”
我们都愣住了。那个在初中时连大声说话都脸红的人，怎么成了一村之主？
甄华（我的老同学）拍着他的肩膀笑：“可以啊兴隆，成‘父母官’了。”
“啥父母官，就是跑腿的。”他红着脸给我们倒茶，“村里穷，得想法子挣钱。我跟酒厂合作，让村民种高粱，酒厂保底**，好歹能让大家多挣点。”
那天他喝了很多茶，一口酒没碰。我们起哄让他喝，他只是笑：“我开车呢，不能喝。再说，村里的事多，脑子得清醒。”
聚会散后，他顺路送我回家。皮卡车厢里堆着袋刚碾好的小米，是他自己家种的，非要塞给我：“给孩子熬粥喝，绿色食品。”
车开得很慢，在县城的土路上颠簸。他说他没去酒厂当学徒，初中毕业后去了部队，复原后回村当民兵连长，后来一步步当上了支书。“我前妻……”他顿了顿，方向盘打了个弯，“我们没孩子，过不到一块，离了。”
语气轻得像车窗外的风，可我看见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再后来，每年过年订酒，我都找兴隆。他总能拿到最实惠的价格，还亲自送货，皮卡后斗里除了酒箱，总有袋糖糕或一捆青菜。“我新媳妇做的，”他挠挠头，“她比我小五岁，能生。”
说这话时，他眼里的光像刚酿好的酒，晃得人有点晕。
2015年春天，我回县里办事，甄华约我吃饭，说“叫上兴隆”。我们在县城的小饭馆刚坐下，兴隆就推门进来了，抱着个襁褓，里面是个皱巴巴的小婴儿。“刚满月，”他笑得合不拢嘴，“叫念念，**说盼着她将来有学问。”
那天他话格外多，说村里盖了新小学，说高粱收成好，说酒厂要扩产。甄华起哄让他喝酒，他还是摇头：“我现在不光是支书，还是两个孩子的爹，得靠谱。”
他掏出手机给我们看照片，大的那个刚会走路，小的还在襁褓里，眉眼都像他，圆圆的脸，透着股实诚。“等孩子们大点，我带他们去市里找你玩。”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给我们夹菜，“多吃点，这是咱村自己种的豆角。”
席间，村委会的人打来电话，说有村民闹宅基地**。兴隆放下筷子就想走，被我们拉住了。“吃口饭再去，”甄华给他碗里盛了勺汤，“天大的事，也得垫垫肚子。”
他三口两口扒完饭，擦了擦嘴：“那我先走了，村里的事耽误不得。”
看着他抱着孩子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初中时他蹲在地上捡纸屑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那头“老黄牛”，只是从教室的一方天地，挪到了整个村子的田埂上。
谁也没料到，这样踏实的日子，会在三年后被一声刺耳的刹车声碾碎。
**节 刹车痕与300万的欠条
出事那天是端午节，我正在单位加班，甄华突然打来电话，声音抖得像筛糠：“老周，兴隆……兴隆出事了。”
他在县城外环的十字路口出了车祸。骑着电动车的一家三口突然闯红灯冲出来，兴隆的车躲闪不及，撞了上去。三个人当场没了气息，其中还有个刚会走路的孩子。
我赶到县医院时，兴隆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身上的衬衫沾着血迹，不是他的。**蹲在旁边，用袖子擦眼泪，嘴里反复念叨：“他没喝酒，真的没喝酒……”
兴隆看见我，突然站起来，膝盖却一软，又跌坐回去。“老周，”他抓住我的手，手心冰凉，“我真的没喝酒，我带念念去市里打疫苗，刚回来……”
他的车被**拖走了，行车记录仪显示，他当时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是对方闯红灯。可三条人命摆在那里，他成了所有人眼里的“凶手”。死者家属堵在医院门口，举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喊着“偿命”。
兴隆的媳妇抱着小儿子，坐在病房角落哭，眼睛肿得像核桃。“孩子们睡着了，我没让他们看……”她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念念问我爸爸去哪了，我不敢说。”
处理后事的那些天，兴隆像被抽走了魂。他没去村委会，没回酒厂，每天守在死者家附近，想方设法去道歉。死者是邻村的，家里就这一个儿子，老两口哭得背过气去好几次。
“我给你们养老送终，”兴隆跪在老人面前，额头磕出了血，“我当你们的儿子，给你们披麻戴孝。”
老人把他推搡开，手里的拐杖打在他背上：“我们不要儿子，我们要孙子！”
调解那天，对方提出要300万赔偿。这个数字像座大山，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兴隆的积蓄加起来不到50万，酒厂的同事凑了点，村委会也捐了款，还差一大截。
“我把房子卖了，”兴隆在电话里跟我说，声音哑得像砂纸，“皮卡也卖了，再不够，我就去借，去贷，哪怕**卖铁，也得给人家。”
“你图啥？”我急了，“责任不在你，**最多判你补偿，不用这么多。”
“图个心安。”他沉默了很久，说出这句话，“三条人命啊，老周，我夜里一闭眼就看见那孩子……我得让他们安息，也得让我自己睡得着。”
他真的卖了房，带着媳妇孩子搬到酒厂的宿舍。那是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摆着张上下铺，煤炉上总炖着给孩子的米汤。**提前办了退休，去工地打零工，说“能挣一点是一点”。
我去看他时，他正在给酒厂的酒桶贴标签，手指上缠着胶布，是被铁皮划破的。“支书的职务免了，”他笑了笑，眼里的光却暗得很，“也好，能专心在酒厂干活。”
宿舍的墙上贴着张欠条，是他写给死者家属的，300万，分20年还清，下面压着张照片，是初中时的班级合影，他站在第一排，穿着蓝布褂子，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这钱我能还上，”他摸着照片上的自己，“酒厂给我涨了工资，我还能跑销售，多跑几单，就快了。”
那天的夕阳透过宿舍的窗户照进来，在欠条上投下长长的光，像道解不开的锁。我看着他给酒桶贴标签的背影，突然觉得，这头“老黄牛”肩上的担子，比当年管整个村子时，还要沉。
业务员送来的酒糟鱼还在桌上，散发着淡淡的酒香。我突然想起兴隆宿舍墙上的欠条，想起他贴标签时缠着胶布的手指。手机在这时震动，是甄华发来的微信：“年后同学聚会，叫上兴隆吧，他现在……好像又成家了。”
盯着屏幕上的字，我捏着鱼块的手停在半空。那个在欠条上签字的人，那个睡在酒厂宿舍上下铺的人，怎么会又成家了？他肩上的担子，能扛得动新的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