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常齐整。但真正耐人寻味的是随后的那句话：
“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其余各一。”
“骨疽倍白蔹”的用药指向，白蔹性寒，味苦辛，长于清热解毒、消痈散结，骨疽病位较深，邪毒深入骨骼，加倍白蔹以增强祛腐透骨之力；“肉疽倍黄芪”，黄芪性温，味甘，善能补气托毒、敛疮生肌，“气不足则毒不化”，肉疽位于肌肤较浅，加倍黄芪以扶正托邪；“肾疽倍芍药”，芍药味苦酸，性微寒，入肝脾经，能养血和营、缓急止痛。肾疽关乎经络内耗，加倍芍药以调和气血。
这几位药材各有侧重。白蔹偏于攻毒托骨，黄芪偏于补气托肌，芍药偏于养血调经。同一类疾病由于部位深浅、证候差异、病机侧重不同，用药剂量要随之加减变化。它的存在，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家在使用复方制剂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组方经验，并将辨证用药的思想点滴渗进了那些木棍和炭笔里。
马继兴后来应湖南中医药界同道之邀做了一场报告，题目就叫“五十二病方的医学史价值”。他在报告中说：《五十二病方》在用药上最令人称奇的一点，是全书共收载药物二百四十余种、药名***十四种，却有一半以上未曾载入后世公认的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
那些失传了绝大部分的药材里，有的可能在秦汉之后被其他草药替换，有的则彻底消亡在无边的野外。在整理过程中，马继兴和他的学生不得不从《尔雅》《方言》《说文》这类字书里找寻线索。有时一个“仆纍”就要翻上将近一天的典籍，才推测出可能是某种草本植物的古名。
在“煮”与“燔”、“酒渍”与“醋和”的记载中，药物的炮制方法已经初现光华。“燔法”就是将矿物药、动物药甚至某些植物药放在火上**，使其性状改变，以便于入药。后世的“煅法”即孕育于此。“燔发”烧灰止血，就是经典的一例。从“燔”到“煅”，从“燔皮”到“熬药”，中国早期药学史上从生熟不分的原始经验，慢慢走向一套复杂精微的炮制体系。这条漫漫的长路，起点就在马王堆帛书上。
第五章 治痔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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