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顿饺子，我准备了十五年

堂哥沈浩然住了我原来那间卧室。我的书桌，我的衣柜，我贴在墙上的奥特曼贴纸，全被揭了，换成了他的篮球海报。
第一个晚上，我躺在折叠床上，听见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大伯母磕瓜子的声音、堂哥打游戏的声音。
风从阳台的缝隙里灌进来，凉得我把被子蒙到头顶。
被子是旧的，带着一股樟脑丸的气味。
我把嘴唇衔在牙齿中间，一声没出。
八岁。
很多东西，八岁已经能懂了。
大伯家的规矩很简单。我干活。
洗碗。拖地。擦桌子。丢垃圾。给堂哥洗衣服。给大伯母端茶倒水。
大伯母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看我的脸，眼睛盯着电视或者手机屏幕:「沈渡，厨房水池里有碗，洗了。」
「沈渡，地上那个头发是你掉的吧？扫了。」
「沈渡，浩然的校服明天要穿，搓干净。」
不是请求。不是吩咐。更不是教导。
是指令。
我不是她的侄子。
我是她不花钱的保姆。
堂哥沈浩然比我大三岁，十一岁，四年级。
他打我。
不是偶尔推搡那种。是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殴打。
趁大人不在的时候，拽我头发，把我的脸按在墙上。
「叫爸。」
「叫爸，叫了就放开你。」
我不叫。
他就把我摁得更紧。额头撞在墙角，磕出一条口子，血顺着眉毛流下来。他嫌脏，松了手。
「贱种。跟**一个德行。」
我用袖子擦了擦眉毛上的血，站起来回了储物间。
桌上有半碗昨天的剩饭。
我坐在床沿上，一口一口把冷饭嚼完了。
没哭。
不是不想哭。是哭了没用。哭了没人来，没人管。
所以不哭。
八岁学会的事情。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我上了小学，又上了初中。身上的伤从来没断过。
大伯偶尔也动手。但他下手有分寸，专打穿衣服能盖住的地方——后背、大腿、肋骨。
有一次我**考了全班第三名，拿了张奖状回去。
大伯母拿过来看了一眼，丢在茶几上:「就这？浩然上次考了年级第十。」
沈浩然连全班第三十名都没进过。
那张奖状后来被他拿去叠了纸飞机。
冬天，暖气坏了。我在储物间里冻得发烧。39度8，嘴唇起皮，全身关节都在疼。
我跟大伯母说:「大伯母，我好像发烧了，能不能——」
她伸手摸了一下我额头，缩回来:「发烧吃点退烧药就完事了，去药箱自己拿。年轻人哪那么多事。」
我自己翻了退烧药，吃了两片，躺了三天才退烧。
三天。没有人推开那道布帘子看过我一次。
那三天里我反复做同一个梦——我妈端着饺子走过来，热气蒸得她的脸模模糊糊的，她笑着说:「小渡，吃饺子。」
我伸手去接。
盘子掉在地上碎了。
满地都是血。
每次都在这里醒。
二叔二婶来大伯家做客的时候，我的活更多了。
二婶王桂香是那种嘴碎到骨子里的人。她坐在沙发上翘着腿，嗑着瓜子，看着我在厨房里洗碗，嘴没停过。
「哎哟，秀兰姐，你们真是好人啊，还养着兆平家这个孩子。换我呀，早送福利院了。」
大伯母坐在旁边翻了个白眼:「你说的轻巧。邻居还看着呢，送走了人家怎么看我们？」
「也是。」二婶把瓜子壳吐在地上，方向刚好是我这边。
她回头冲我扬了扬下巴:「沈渡，把瓜子壳扫了。」
我放下碗，走过去扫。
蹲在地上扫的时候，我听见二婶压低声音跟大伯母咬耳朵:「秀兰姐，我跟你说啊，兆平当年那笔保险赔了多少来着？」
大伯母嘘了她一声，用眼角扫了我一下。
我低着头，没抬眼。
簸箕里的瓜子壳堆了小半桶。
每年清明，大伯会派保姆带我去墓地扫墓。
他自己从来不去。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姓陈。她往坟前放了供品，烧了纸钱，站在一边等我。
我蹲在墓碑前，看着上面的名字。
沈兆平。林若。
碑面上嵌了一张小照片。我爸**结婚照。两个人穿着西装和婚纱，笑得眼睛弯成一道缝。
「爸，妈。」
我把带来的一束白菊花放在碑前。
「我在大伯家挺好的。」
风从墓园的松柏间穿过来，吹乱了我的头发。
「吃得好，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