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全是王燕在讲,讲她在超市遇到的各种有趣的事,讲她同事的糗事,讲得眉飞色舞,笑得咯咯响。老周的妈在旁边看得合不拢嘴,觉得这姑娘好,会说话,能当家,正好跟老周互补。
老周自己也觉得不错。他说不上来哪里不错,就是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很省事——不用他想话题,不用他找话说,她就坐在那里一直说一直说,像一台收音机。他听着,偶尔点个头,笑一下,就够了。
处了半年,结了婚。婚礼办得挺热闹,他哥出了大部分钱,请了二十多桌。老周那天穿着一身新的西装,头发打了摩丝,硬邦邦的,像个假人。他不太会敬酒,每一桌都是机械地举起杯子,说一句“谢谢”,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王燕在旁边替他圆场,拉着他的手,对亲戚朋友说:“我们老周老实,不太会说话,大家别介意啊。”
老周第一次觉得“老实”这个词不是夸人的,但他没多想。
婚后第一年,女儿周欣然出生了。老周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手指头都不敢动,生怕弄疼了她。王燕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着他说:“你看看你,手抖成什么样了。”
老周确实在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他从来没觉得什么东西这么轻过,轻到像没有重量一样,又这么重,重到他觉得一辈子都放不下。
那时候,他是真的高兴过的。
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老周在厂里上班,工资不算高,但够用。王燕后来不在超市干了,换了几份工作,都不长久,最后干脆不干了,在家里带孩子。她说超市太累,站一天腿肿;说服装店老板太抠,动不动扣钱;说她有个同事在保险公司做,一个月挣好几千,但那得拉得下脸,她拉不下。
老周没说什么,他从来不会因为这种事说王燕什么。他每月工资发下来,大部分都转给王燕,自己留个几百块钱,加油、买烟、偶尔中午在厂门口的小饭馆吃碗面。他抽的烟是十块钱一包的红塔山,不是心疼钱,是觉得贵了没必要。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年。
十几年来,老周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到厂里,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五点下班,有时候忙就加个班。晚上回家,王燕在看电视或者刷手机,女儿在做作业或者在房间里玩手机。他跟王燕说话,王燕回一两句,然后继续看电视。他跟女儿说话,女儿“嗯啊哦”地应付着,眼睛不离开屏幕。
他有时候想,自己在这个家里像一件家具。不是最重要的家具,比如沙发,也不是最显眼的,比如电视,而是一个角落里的小茶几,放在那里不碍事,偶尔用一下,大部分时候就那么静静地落灰。
他想过改变,但不知道从哪里改。
后来他干了一件挺大的事。这事在他自己看来很大,在别人看来可能就那样——他去考了公交车驾照。
起因是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公交公司在招司机,贴在大门口的那种红纸黑字,他说不上来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公交车司机好啊,有编制,收入稳定,不用看他哥的脸色。他跟王燕说了,王燕的反应很平淡:“你开得了公交车?你能把人那几十个人安全送回去?”老周说能。
他说能,就是真的能。他报了名,交了钱,花了大半年时间把A1驾照考了下来。那大半年他瘦了十几斤,因为白天上班,晚上练车,周末还要看书背题。他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还在——一件事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做完。
驾照拿到的那天,他请了半天假,坐在车里看那个本子看了很久。他想给王燕打个电话说说这事,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就自己一个人开车在城里转了一圈。车窗开着,风呼呼地吹,他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几岁。
他去公交公司面试,通过了。对方说先跟车实习,然后就能单独跑线。老周回来跟王燕说,王燕这回倒是多说了几句,问他工资多少、交不交五险一金、一天跑几趟、有没有夜班。老周一个一个回答,回答完了,王燕说:“你哥那边能走?”老周说他去跟他哥说。
他哥的反应比王燕大。周建国说:“你在厂里干得好好的,去开
老周自己也觉得不错。他说不上来哪里不错,就是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很省事——不用他想话题,不用他找话说,她就坐在那里一直说一直说,像一台收音机。他听着,偶尔点个头,笑一下,就够了。
处了半年,结了婚。婚礼办得挺热闹,他哥出了大部分钱,请了二十多桌。老周那天穿着一身新的西装,头发打了摩丝,硬邦邦的,像个假人。他不太会敬酒,每一桌都是机械地举起杯子,说一句“谢谢”,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王燕在旁边替他圆场,拉着他的手,对亲戚朋友说:“我们老周老实,不太会说话,大家别介意啊。”
老周第一次觉得“老实”这个词不是夸人的,但他没多想。
婚后第一年,女儿周欣然出生了。老周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手指头都不敢动,生怕弄疼了她。王燕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着他说:“你看看你,手抖成什么样了。”
老周确实在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他从来没觉得什么东西这么轻过,轻到像没有重量一样,又这么重,重到他觉得一辈子都放不下。
那时候,他是真的高兴过的。
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老周在厂里上班,工资不算高,但够用。王燕后来不在超市干了,换了几份工作,都不长久,最后干脆不干了,在家里带孩子。她说超市太累,站一天腿肿;说服装店老板太抠,动不动扣钱;说她有个同事在保险公司做,一个月挣好几千,但那得拉得下脸,她拉不下。
老周没说什么,他从来不会因为这种事说王燕什么。他每月工资发下来,大部分都转给王燕,自己留个几百块钱,加油、买烟、偶尔中午在厂门口的小饭馆吃碗面。他抽的烟是十块钱一包的红塔山,不是心疼钱,是觉得贵了没必要。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年。
十几年来,老周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到厂里,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五点下班,有时候忙就加个班。晚上回家,王燕在看电视或者刷手机,女儿在做作业或者在房间里玩手机。他跟王燕说话,王燕回一两句,然后继续看电视。他跟女儿说话,女儿“嗯啊哦”地应付着,眼睛不离开屏幕。
他有时候想,自己在这个家里像一件家具。不是最重要的家具,比如沙发,也不是最显眼的,比如电视,而是一个角落里的小茶几,放在那里不碍事,偶尔用一下,大部分时候就那么静静地落灰。
他想过改变,但不知道从哪里改。
后来他干了一件挺大的事。这事在他自己看来很大,在别人看来可能就那样——他去考了公交车驾照。
起因是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公交公司在招司机,贴在大门口的那种红纸黑字,他说不上来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公交车司机好啊,有编制,收入稳定,不用看他哥的脸色。他跟王燕说了,王燕的反应很平淡:“你开得了公交车?你能把人那几十个人安全送回去?”老周说能。
他说能,就是真的能。他报了名,交了钱,花了大半年时间把A1驾照考了下来。那大半年他瘦了十几斤,因为白天上班,晚上练车,周末还要看书背题。他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还在——一件事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做完。
驾照拿到的那天,他请了半天假,坐在车里看那个本子看了很久。他想给王燕打个电话说说这事,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就自己一个人开车在城里转了一圈。车窗开着,风呼呼地吹,他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几岁。
他去公交公司面试,通过了。对方说先跟车实习,然后就能单独跑线。老周回来跟王燕说,王燕这回倒是多说了几句,问他工资多少、交不交五险一金、一天跑几趟、有没有夜班。老周一个一个回答,回答完了,王燕说:“你哥那边能走?”老周说他去跟他哥说。
他哥的反应比王燕大。周建国说:“你在厂里干得好好的,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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