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入职第一天，遇上最沉的卷宗------------------------------------------：入职第一天，遇上最沉的卷宗，深秋，北方省城。，天还没完全亮透，城市像一头刚从冬眠里醒来的巨兽，缓慢地吐着浑浊的气息。我站在刑侦总队的大门前，仰头看着那枚在晨光中泛着冷光的警徽，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亢奋。，二十四岁，刚从**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市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打拐”这个词，在报考的时候我根本没仔细看。那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刑侦、现场、枪战、追车，是电视剧里那种一脚踹开门、枪口对准罪犯的英姿飒爽。分配结果出来那天，我甚至还百度了一下“打拐支队是干什么的”，搜出来的第一条结果是“打击**妇女儿童犯罪”。，也行，反正都是抓坏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活儿苦，心苦。”。，里面装着一本《刑事侦查学》、一个笔记本、两支笔，还有我妈硬塞给我的一盒茶叶——“到了单位，给领导泡茶，嘴甜一点。”，现在的领导不吃这套。。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每走几步就要跺一下脚，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某种奇怪的仪式。墙上的宣传栏贴着“打击**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的红色**，边角已经翘起来了，露出下面发黄的墙面。，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烟雾缭绕，像进了庙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左手夹着烟，右手在文件上划着什么。他头发半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领口微敞，脸色蜡黄，眼袋很深，是那种长期熬夜、烟酒过度的人才有的憔悴。，眼神像一把钝刀——不锋利，但沉，沉得能把人压住。
“新来的？”他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报告，陆峥，**学院2010届毕业生，今天报到。”我站得笔直，声音尽量洪亮。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嗯”了一声，朝对面的椅子努了努嘴：“坐。”
我坐下，把包放在脚边，等着他说话。他没理我，继续看文件，烟灰烧了老长一截，掉在桌上，他也不弹。办公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一个老式电脑风扇的嗡嗡声。
我偷偷打量四周。办公室不大，二十来平米，放了两张办公桌、一个铁皮文件柜、一块白板。白板上贴满了照片和纸条，用红线连来连去，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照片上的人脸模糊，有的是监控截图，有的是模拟画像，有的干脆就是一张空白的人形轮廓。白板最上方，用红色马克笔写着两个大字——“梅姨”。
我的心跳了一下。
这个名字我在学校的案例库里见过。不是教材上的正式案例，是师兄们口口相传的“都市传说”级别的案子。据说有一个女人贩子，在南方多个省份流窜作案十几年，**了数十名儿童，至今没有被抓到。传说她心狠手辣、行踪诡秘，连真名都没人知道。
我一直以为那是故事。
男人终于放下手里的文件，把烟头摁灭在满满当当的烟灰缸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他比我矮半个头，但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莫名觉得他很高。
“我叫梁海东，打拐支队支队长，你可以叫我老梁。”他的声音还是那样沙哑，“从今天起，你跟着我。”
“是，梁队。”
“别叫梁队，叫老梁。”他转身走向角落里的铁皮文件柜，从腰间取下一串钥匙，哗啦啦地翻找。那串钥匙少说有二十把，每一把都磨得发亮。他找到其中一把，**柜锁里，拧了两圈，发出沉闷的“咔哒”声。
铁皮柜门开了。
我闻到一股味道——不是霉味，是那种纸张存放太久、混合着灰尘和时间的气味，有点像老图书馆的角落，又像多年无人问津的档案室。
老梁从柜子里搬出一摞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摞卷宗。
半尺厚，少说有两三百页。纸页泛黄，边角磨损，有的地方被翻得起了毛边，有的页面贴满了补充材料的便签条。封面是牛皮纸的，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
“系列**儿童案·重点在逃人员：梅姨”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后加上去的：“建档时间：2005年3月。”
五年了。
这摞卷宗在这个铁皮柜子里躺了五年。
老梁把那摞卷宗往我面前推了推，发出沉闷的“咚”的一声。“从今天起，你跟着我啃这块硬骨头。”他点了点卷宗封面，“全支队，乃至全国打拐线上，没人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伸手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是一张模糊的模拟画像。黑白打印的，像素不高，线条粗糙，但能看出是一个中年女性的面孔：圆脸，微胖，短发，眉眼之间有一种让人说不清的寻常——就是那种丢进人群里绝对找不到的长相。画像下面标注着特征描述：
“中年女性，身高约155cm—160cm，体态微胖，圆脸，短发，口音偏粤北湘南一带，会讲多种方言，无真实姓名，无准确出生日期，无固定住址。”
代号：梅姨。
我继续往下翻。第二页是一张地图，手绘的，用红笔标注了若干个地点：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州。六个省，用红线连起来，像一张摊开的网。每个地点旁边标注着数字，我粗略数了一下，一共十一个。
“涉及跨6省11起**儿童案。”老梁在我身后说，他不知什么时候点了根新烟，烟雾飘过来，呛得我眼睛有点涩，“涉案儿童均3到6岁，下落大多未明。第一起是2003年，最后一起有据**的是2005年。之后她就消失了。”
“消失了？”我转过头，“200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作案？”
“有两种可能。”老梁靠在窗边，吐出一口烟，“要么是她收手了，要么是她进化了——作案手段更隐蔽，我们没能识别出来。”
我继续翻卷宗。后面的内容让我越看越心惊：一沓沓受害家庭的报案材料，每一份都厚得像一本书。父母的笔录、孩子的照片、现场勘查记录、协查通报、DNA比对申请、寻人启事剪报……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天真，有的抱着玩具熊，有的骑在爸爸脖子上，有的在生日蛋糕前许愿。而旁边的文字记录，字字泣血。
有一份笔录，是孩子母亲的。我扫了几行：
“我儿子小名叫豆豆，2001年出生，2004年农历二月初三丢的。那天下午，他在家门口玩，我就进屋倒杯水的工夫，出来人就不见了。我找了三天三夜没合眼，后来在***看监控，看见一个女人牵着他走了，他居然没哭没闹……那个女人给他买了糖……我儿子最爱吃糖……”
后面字迹模糊了，像是被水浸过。不是水，是泪。
另一份笔录，是一位父亲的：
“我把房子卖了，车也卖了，跑了全国十一个省，花光了所有钱。老婆跟我离了婚，她说看见我就想起孩子，活不下去。我现在住在工地工棚里，白天搬砖，晚上继续找。我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想死。”
还有一份，是精神鉴定报告。一位母亲，孩子被拐后三个月，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先后**过两次，都被救了回来。鉴定报告最后一句话是：“建议住院治疗。”
但我知道，她没去住院。她在家里守着，等孩子回来。一等就是六年。
我合上卷宗，手微微发抖。
不是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像有东西堵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但那口气吸进去全是老梁的烟味，呛得我眼眶发热。
“看完了？”老梁问。
“看了一部分。”
“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恨。”
老梁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担忧。他把烟头在窗台上捻灭，走回办公桌前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我。
“陆峥，你记住一句话。”他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脑子里，“**案是一条命，**案是毁一个家。有时候，是毁两个家——被拐孩子的家，和买孩子的家。孩子找不回，父母一辈子活在地狱里；我们抓不到梅姨，这条线就永远有个窟窿，还会有更多的孩子从这个窟窿里消失。”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了些：“我做打拐十一年了，经手的案子不下两百起。有些案子破了，孩子找回来了，一家人抱在一起哭，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画面。但更多的案子……破不了。孩子找不回来，父母在绝望里慢慢烂掉，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倾家荡产，有的直接家庭破碎。而你，作为经办人，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
“而梅姨，”他指了指那摞卷宗，“是我们手上最大的那个窟窿。”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档案室里，把那摞卷宗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档案室在大楼的负一层，灯管是老式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光线惨白。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发霉的味道，墙角有个***在不停地运转，水箱里的水满了又空，空了又满。
我翻开每一份报案材料，看每一张照片，读每一份笔录。我不再是站在外面看的旁观者，而是把自己扔进去，想象那些父母的绝望、那些孩子的恐惧、那些家庭的分崩离析。
2003年，第一起。广东惠州，一个四岁男孩在菜市场被带走。母亲在市场里卖菜，孩子就在摊位旁边玩。一个中年女人来买了几次菜，每次都给孩子带零食，混熟了之后，某一天趁母亲转身找零钱的工夫，牵着孩子走了。母亲发现孩子不见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个女人的买菜钱——三块五毛。
2003年，第二起。湖南郴州，一个五岁男孩在村口失踪。目击者看到一个短发女人牵着孩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司机回忆说，那个女人说孩子是她侄子，带他去县城买新衣服。
2004年，第三起、**起、第五起……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江西赣州、福建龙岩、**桂林、贵州黔东南……梅姨像一只幽灵，在南方各省之间游荡，每隔几个月就出现一次，带走一个孩子，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2005年，第十一起。广东韶关，一个三岁男孩在自家院子里被带走。这一次，有邻居看到了过程：一个女人翻过矮墙，从院子里抱走了孩子，孩子甚至没来得及哭。邻居描述的女人体貌特征，和前几次高度吻合。
从那以后，梅姨就消失了。
五年了，没有任何有效的线索，没有任何目击报告，没有任何一个下线能说清楚她的真实身份和下落。她就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彻底融入了人海。
卷宗的最后几页，是历次专项行动的总结报告。每一份报告的结尾都写着类似的结论：“由于在逃人员反侦察能力极强，未能获取有效线索，建议继续布控。”
翻译**话就是：没抓到，继续等。
我把卷宗合上，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灯管的一端有些发黑，像一根快要燃尽的烟。
老梁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档案室门口，靠着门框，手里又点了一根烟。
“看完了？”
“看完了。”
“还觉得打拐只是抓坏人？”
我没说话。
老梁走进来，在我对面坐下，把烟盒推过来。我摇摇头，不抽烟。他也没勉强，自己又点了一根。
“陆峥，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摞卷宗给你看吗？”
“想让我了解案情。”
“不止。”他吐出一口烟，“我是想让你看清楚，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是枪战，不是追车，不是一脚踹开门的那种威风。是漫长的等待、无穷的排查、数不清的死胡同。是一个你追了十几年可能都追不到的人，是一群你拼了命也未必能找回来的孩子。”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忽然变得很沉：“这活儿，不是人干的。但总得有人干。”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负一层的档案室没有窗户，我看不到外面的天色，但我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日光灯的嗡嗡声变得格外清晰，***的水箱满了，发出“嘀嘀”的提示音。
我站起来，把那摞卷宗抱在怀里，走回办公室。老梁跟在后面，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我打开笔记本，翻到第一页，在上面重重写下两个字：
梅姨。
笔尖划破纸页，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
从这一天起，我的人生，和这个藏在阴影里的女人，绑在了一起。
一绑，就是十五年。
二
晚上，我没有回宿舍。
办公室的灯亮到深夜。我把白板上的照片和纸条重新整理了一遍，用新的红线连接，用不同颜色的马克笔标注。老梁给的卷宗里信息很杂，我需要把它们系统化、条理化。
我把所有已知信息分成三类：
第一类，确定的。梅姨是女性，中等身材，圆脸，短发，口音偏粤北湘南。作案手法：先接近目标，用零食或玩具建立信任，趁监护人不备带走孩子。转移方式：公共交通为主，走小路避开卡口。销赃渠道：有成熟的下线网络，跨省转手。
第二类，不确定的。真实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是否有前科、是否有家庭成员、是否有固定住所——全部未知。
第三类，推测的。她不是一个人在作案，背后有一个网络。她是网络的核心节点，但不是唯一的节点。她有上线负责物色目标，有下线负责运输和对接买家。她可能不止一个身份，可能整容过，可能已经逃往境外。
我在白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结构图。塔尖是梅姨，下面分三层：第一层是核心下线，负责中转和对接；第二层是外围人员，负责物色目标和望风；第三层是临时雇佣人员，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参与**。
这个结构是我根据卷宗里的审讯笔录推测出来的。历次行动中，各地警方抓过不少**犯罪嫌疑人，但都是小鱼小虾，最多供出下线，没有人能说清楚梅姨的真实身份。这说明梅姨的反侦察意识极强，她的网络是单线联系的，上下线之间互不知晓，即使下线被抓，也供不出她。
“她在用**的方式做**。”我自言自语。
老梁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叶在杯子里浮浮沉沉。
“还不走？”
“再看一会儿。”
他走进来，把茶杯放在我桌上，看了一眼白板上的金字塔结构图，点了点头：“画得不错。但你漏了一个关键信息。”
“什么？”
“时间窗口。”老梁指着白板上的地图，“你看，她的作案时间集中在2003到2005年，平均每两到三个月作案一次。这个频率说明什么？”
我想了想：“说明她有稳定的销赃渠道，孩子一到手就能出手。”
“对。而且她不是随机作案，是有预谋、有选择的。每次作案之前，她会先踩点，观察目标家庭的生活规律，跟孩子建立关系，然后选择最合适的时机下手。这个过程少则几天，多则几周。所以她在每个作案地点都会停留一段时间，有落脚点，有生活痕迹。”
“那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这些落脚点？”
“因为她选的落脚点都是不需要实名登记的地方——小旅馆、黑旅社、城中村的出租屋、工地工棚、甚至废弃房屋。这些地方的经营者要么不查证件，要么本身就是灰色产业链的一环。她给现金，不留痕迹，走的时候连床单都带走。”
我沉默了。这个人太谨慎了，谨慎到几乎不留下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
“但有一个东西她带不走。”老梁忽然说。
“什么？”
“记忆。”老梁的眼里闪过一丝光，“她在每个地方都会和人打交道——小卖部的老板、早餐摊的摊主、公交车的司机、同住一个旅馆的客人。这些人可能记不清她的长相，但能记起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就是我们拼图的一块。”
他走到白板前，从兜里掏出一支笔，在白板的角落写下一行字：
“耐心。细节。坚持。”
“这是对付梅姨的三件武器。”他转过身看着我，“别的案子靠运气、靠技术、靠突击审讯。但这个案子，只能靠这三个词。”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老梁，”我忽然问，“你追这个案子多久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头摁灭。“从2005年开始，五年了。”
“有没有想过放弃？”
“每天都想。”他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但每天早上醒来，还是会来办公室，还是会翻卷宗，还是会查线索。不是因为我有多伟大，是因为……”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是因为我见过那些父母的眼睛。你见过一次，就忘不掉。你忘不掉，就放不下。”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卷宗里的那些照片和文字：孩子的笑脸、母亲的泪水、父亲的绝望、破碎的家庭、无解的悬案。
我爬起来，打开台灯，翻开笔记本，在“梅姨”两个字下面，写了一行字：
“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两个字从白板上划掉。”
不是擦掉。是划掉。
用结案的方式。
窗外的城市很安静，远处有火车经过的汽笛声，悠长而孤独。我躺回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
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站在巷口，手里攥着一颗糖，仰头看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伸出手，笑容温和，说：“跟阿姨走，阿姨带你去买更多的糖。”
小男孩犹豫了一下，把手伸了出去。
然后，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那个画面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明天，才是真正的开始。
三
第二天一早，我到办公室的时候，老梁已经在抽烟了。
桌上摊着一张全国地图，上面用图钉标注了几十个地点。老梁正在用尺子量距离，嘴里念念有词。
“早。”我把包放下，凑过去看。
“来得正好。”老梁头也没抬，“我昨晚想了一夜，觉得我们之前的思路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一直在追梅姨的行踪，但忽略了一个东西——她的行为模式。”老梁用尺子点着地图上的几个地点，“你看，2003年第一起在惠州，第二起在郴州，第三起在赣州。这三个地方在地图上形成一个三角形，都在省界交界处。为什么？”
我想了想：“省界交界处管理薄弱，信息不通畅，跨省追查难度大。”
“对。而且这些地方交通便利，有国道、省道、县道交织，方便快速转移。她每次作案后，都会跨省转移，利用行政管辖的壁垒来逃避追查。2005年之前，各省之间的情报共享机制不完善，她在广东作案后跑到湖南，广东警方就追不动了。”
“那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建起来了，跨省协查机制也在完善。但她已经消失了五年，这说明她要么收手了，要么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继续作案。”
老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表格，递给我。上面是近五年全国范围内未破的**儿童案的汇总，我粗略看了一下，有三十多起。
“这些案子，有些作案手法和梅姨相似，但地点跨度太大，时间间隔也不规律，一直没被归到梅姨头上。”老梁说，“我怀疑她还在作案，只是换了手法。”
“什么手法？”
“更隐蔽，更快速，更少的目击者。”老梁点了一根新烟，“以前的作案模式是踩点—接近—诱骗—带走，这个过程需要几天到几周，暴露的风险大。现在如果她还在作案，可能用的是‘快进快出’的模式——随机选择目标，快速带走，不等目击者反应过来就消失了。这种模式更难追踪。”
我翻看着那三十多起案件的材料，试图找出规律。大多数案件的描述都很简略，有的甚至只有一张报案表。但在翻到第七起的时候，我的手指停住了。
“老梁，你看这个。”
那是一起2008年发生在福建三明的案件。一个四岁男孩在集市上失踪，目击者说看到一个短发女人牵着孩子匆匆离开。女人的体貌特征——中等身材，微胖，圆脸——和梅姨的画像有六七分相似。但这起案件的卷宗里标注的是“已并案侦查，未发现明确线索”，没有被正式归入梅姨系列。
“三明，2008年。”老梁眯起眼睛，“距离上次作案已经三年了。”
“如果这起是梅姨做的，说明她2008年还在活动。那2005年到2008年之间的空白期，她在干什么？”
“要么是蛰伏，要么是换了身份和手法，要么……”老梁的脸色沉了下来，“要么是去了别的地方。”
他把地图上的图钉重新布置了一下，把近五年未破的案件也标注上去。新的图钉分布更广，从广东、湖南、江西扩展到了福建、**、贵州，甚至有一起来自云南。
“范围扩大了。”我喃喃道。
“如果这些案子都是梅姨做的，那她的活动范围已经从6个省扩大到了8个省，涉案数量可能不止11起。”老梁的声音很沉，“但我们没有证据，不能贸然并案。冒然并案会让侦查方向走偏。”
“那我们怎么办？”
“两条腿走路。”老梁在纸上画了两条线，“第一条，继续追查梅姨的下落，从她的下线入手，一个接一个地挖。第二条，对近五年未破的案件进行重新梳理，找出可能和梅姨有关的线索，逐步缩小范围。”
他看着我：“第一条腿，我来走。第二条腿，你来走。”
“我？”
“对。你刚毕业，脑子清楚，没被这个案子磨掉锐气。你把那三十多起案件的卷宗全部调出来，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分析，找出和梅姨案可能存在的关联。这个工作量很大，可能要花几个月。”
“没问题。”
“还有一件事。”老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瘦高个，戴眼镜，面容斯文，穿着格子衬衫，看起来像个中学老师。照片背面写着一个名字：黄志强。
“这个人叫黄志强，是梅姨早期的一个下线，2004年在江西被抓，判了十二年。他见过梅姨多次，是唯一一个和梅姨有过长期接触的落网人员。今年年底他要出狱了。”
“您想等他出狱后找他？”
“我已经找过他了。”老梁的表情有些微妙，“在监狱里。他什么都不肯说，只说了一句——‘你们抓不到她的，她早就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人了。’”
“什么意思？”
“不知道。但他这句话我琢磨了五年，一直没琢磨透。”老梁把照片收回去，“等他出狱后，我会再找他。但在那之前，你先做你的功课。”
那天上午，我去档案室调取了近五年全国范围内所有未破的**儿童案的卷宗。档案室***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姓孙，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登记簿上慢吞吞地写着我的名字和借阅记录。
“小年轻，看这么多卷宗，眼睛要瞎的。”他头也不抬地说。
“没事，我视力好。”
“视力好也没用。”孙老头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的上沿看着我，“这些案子，看多了，心里会出问题的。”
我没说话，抱着那摞卷宗回了办公室。
接下来的日子，我把自己埋在卷宗堆里。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宿舍。老梁说我像一台复印机，把卷宗里的信息一页一页地复制到脑子里。
我在笔记本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分类系统，把每起案件按照时间、地点、目标特征、作案手法、嫌疑人描述等维度进行分类，试图找出和梅姨案的共同点。
这个过程枯燥而漫长。三十多起案件，每起案件的卷宗少则几十页，多则上百页，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地比对。有些案件的卷宗字迹潦草，像是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写的；有些案件的现场照片模糊不清，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有些案件的证人笔录前后矛盾，明显是被记忆扭曲过的。
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藏着线索。
一周后，我在三起案件中发现了和梅姨案高度吻合的细节。
第一起，2007年，**贺州。一个五岁男孩在村口失踪。目击者描述嫌疑人“中年女性，短发，圆脸，左手食指有疤”——这个细节在之前的梅姨案卷宗里出现过，阿七提到过梅姨左手食指有旧伤疤。
第二起，2008年，福建三明。就是老梁给我看的那起。除了体貌特征吻合外，还有一个细节：嫌疑人给孩子吃了“一种奶糖，白色包装，上面画着个小兔子”。而在2004年江西赣州的那起案件中，受害孩子的父亲也提到过，孩子被带走之前，有人给过他“一种白色包装的兔子奶糖”。
第三起，2009年，贵州黔东南。一个三岁男孩在自家院子里被抱走。作案手法和2005年广东韶关那起几乎一模一样——**入院，趁孩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的时候抱走，没有目击者。唯一的区别是，2009年这起案件发生在白天，而2005年那起发生在傍晚。
我把这三个发现拿给老梁看。他看了很久，脸上的表情从凝重变成了某种我形容不出的东西——像是愤怒，又像是悲哀。
“三年，三起。”他声音沙哑，“她没停过。”
“要不要并案？”
“现在并案为时过早，证据链不完整。”老梁把那三份材料单独放好，“但可以作为重点串并案侦查对象。我去跟上级汇报，争取把这几起案件的侦查资源整合起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远处有鸽群飞过，鸽哨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陆峥，”他没有回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摞卷宗给你吗？”
“您说过了，让我了解案情。”
“那是原因之一。”他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很认真，“还有一个原因——我需要一个没有被这个案子磨掉心气的人。我追了五年，说实话，有时候我已经分不清自己是还在追查，还是只是在惯性里打转。这个案子太大了，太久了，太沉了。它会一点一点地消磨你，让你变得麻木，让你觉得反正也抓不到，何必那么拼命。”
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刚来，还有一股子劲。这股劲，别让它灭了。”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
“三年，三起。她还活着，还在作案。我们没有时间了。”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渐熄灭。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孤独。
我不知道，这条追缉的路，要走十五年。
但那一刻，我确信一件事——
我一定会抓住她。
不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