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起现场:空荡的巷口------------------------------------------：第一起现场：空荡的巷口，距离我入职打拐支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梅姨案的卷宗梳理上。三十多起疑似案件的卷宗被我翻来覆去地看了不知多少遍，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分析笔记。老梁说我已经成了全支队对梅姨案最熟悉的人，连他有时候都要问我某个细节在卷宗的哪一页。，熟悉卷宗和抓到真人是两回事。卷宗里的梅姨是一个由文字和照片拼凑出来的影子，模糊、残缺、不可捉摸。我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会留下痕迹的梅姨。。，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办公室里比对两起案件的作案路线图，老梁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不到三十秒，脸色就变了。“什么时候的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能听出里面有一股绷紧的弦。，老梁“嗯”了两声，然后挂掉电话，站起来就开始穿外套。“走，出现场。什么案子？邻市郊区，一个五岁男孩在村口失踪。二十分钟前接到的报警。”他一边说一边往门外走，“目击者描述嫌疑人——中年女性，短发，花衬衫，先给孩子糖，再带走。特征，完全对上梅姨。”。，不是线索核查，是正在发生的案件。梅姨可能刚刚在几十公里外带走了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动作够快，也许能在她转移之前截住她。。
老梁的车是一辆老款桑塔纳，车龄比我的岁数都大，发动机的声音像哮喘病人。他从**里把车开出来的时候，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安全带还没系好，车就蹿了出去。
“坐稳了。”老梁面无表情地说，一脚油门踩到底。
桑塔纳发出痛苦的嘶吼，冲出了刑侦总队的大门。
车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景象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光轨。老梁开车的风格和他的性格一样——不花哨，不废话，但狠。他超车的时候从不犹豫，红灯只要确认安全就闯，方向盘在他手里像是长在身上的器官。
我抓紧了车门上方的把手，心跳得很快。不只是因为车速，更多的是因为肾上腺素。
第一次出现场。
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梅姨。
“第一次出现场，怕不怕？”老梁忽然问，眼睛依然盯着前方的路。
“不怕。”我声音有点紧。
老梁斜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嘴硬。你手心全是汗，当我没看见？”
我下意识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怕就对了。”他收回目光，继续开车，“我干了十一年，每次出现场之前都怕。不是怕危险，是怕——怕来不及。”
“来不及什么？”
“来不及救那个孩子。”他顿了顿，“还有，怕到了现场之后，什么都做不了。”
我没说话。车窗外是初冬灰蒙蒙的天，路边的杨树光秃秃的，像一排排伸向天空的手指。
从省城到邻市郊区，正常车程要一个半小时。老梁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当地***已经把巷口封锁了。
那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村口有一条水泥路，两边是自建房，高高低低，外墙贴着不同颜色的瓷砖。巷子深处是密密麻麻的老房子，有的已经没人住了，窗户黑洞洞的，像空洞的眼眶。
巷口拉起了警戒线，几个***的**在维持秩序。围观的人群不多，大多是附近的村民，脸上带着惊恐和好奇交织的表情。
老梁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后径直走向警戒线。我跟在后面，尽量让自己的步伐显得沉稳。
一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迎上来，是当地***的副所长，姓刘，三十出头，脸色发白，显然压力很大。
“梁队，辛苦了。”他和老梁握了握手，声音有些发抖，“现场我们已经保护起来了，但……您也知道，这种地方，监控几乎没有，目击者也只有一个，还是个七十多岁的老**……”
“孩子父母呢？”老梁打断了他。
“在村委会。孩子的母亲……情绪很不稳定。”
“先带我去现场。”
刘副所长带我们走进巷子。巷子很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地面是粗糙的水泥，有些地方裂开了缝，长着枯黄的野草。两边的墙壁斑驳陆离，贴着各种小广告——**的、搬家的、治性病的。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像一张黑色的网。
走了大概两百米，刘副所长停下来，指着一个岔路口。
“就是这儿。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孩子一个人在巷口玩，***在巷子口的小卖部里买东西。据目击者说，一个中年女人从巷子里走出来，蹲下来跟孩子说了几句话，给了孩子一颗糖，然后牵着孩子的手往巷子深处走了。孩子没哭没闹，像是认识那个女人。”
“目击者在哪？”
“在那边。”刘副所长指了指巷口的一个板凳，“是个老**，七十多了，耳朵不好使，眼睛也花。她说她当时在门口晒太阳，看到一个女人牵着孩子走过去，没太在意。后来听到孩子母亲在喊，才知道出事了。”
老梁蹲下来，仔细看着地面。我也蹲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地面很粗糙，脚印、车辙、垃圾混杂在一起，几乎不可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而且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围观的人、出警的人、村民，已经把现场踩得面目全非。
“监控呢？”老梁问。
“有一个。”刘副所长指了指巷口上方的一个摄像头，“是村里自己装的，画质很差，而且角度只能拍到巷口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把录像调出来了，技术人员在分析。”
“带我去看。”
我们跟着刘副所长到了村委会。村委会是一栋两层的旧楼，一楼大厅里挤满了人——**、村干部、闻讯赶来的村民。最角落里，一个女人瘫坐在地上，哭声已经沙哑了，像一只被掐住喉咙的鸟。
那是孩子的母亲。
她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红色棉袄，头发凌乱，脸上全是泪痕。她身边蹲着两个女人，应该是她的邻居或亲戚，在低声安慰她，但没有任何作用。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地面，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我就转身拿个钱的工夫……就转身拿个钱的工夫……”
一个男人站在她旁边，红着眼，双手握拳，指甲嵌进掌心的肉里。那是孩子的父亲，一个瘦高的庄稼汉，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他没有哭，但他的沉默比任何哭泣都让人心碎。
老梁走过去，在女人面前蹲下来。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靠近一只受伤的动物。
“大姐，我是市刑侦总队的，我叫梁海东。”他的声音很平和，“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找到你的孩子。”
女人抬起头，用红肿的眼睛看着老梁。那一瞬间，我在她眼睛里看到的不是感激，不是希望，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祈求——那种把所***都押在你身上、如果你失败了她就活不下去的祈求。
“**同志，求你们……”她的声音像碎玻璃，“我就这一个孩子……他还那么小……他才五岁……”
老梁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他的手很大，很粗糙，烟熏得发黄的手指紧紧地包住女人冰凉的手。那个画面持续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老梁站起来，走到男人面前。
“你是孩子的父亲？”
“是。”男人的声音低沉，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孩子叫什么？”
“李浩宇。小名叫乐乐。”
“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
“两点四十五左右。”男人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我老婆在小卖部里买东西，乐乐在门口玩。她转身拿钱包，大概就十几秒的工夫，回头人就不见了。她以为孩子跑远了，在附近找了十几分钟没找到，才给我打电话。我从工地上赶回来，又找了半个小时，然后报了警。”
“孩子在巷口玩，你们放心？”
男人沉默了一下，嘴角**了一下：“那条巷子我们住了三年了，乐乐从小就在那儿玩。街坊邻居都认识，从来没出过事。”
老梁点了点头，转身对刘副所长说：“把监控录像给我看。”
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一台老旧的电脑屏幕上播放着巷口监控的录像。画面是黑白的，像素极低，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在看世界。画面的左上角显示着时间，右下角是一棵歪脖子树，在风中微微摇晃。
技术人员把时间调到下午两点三十五分。
画面里，巷口空荡荡的，偶尔有一两个行人经过，都是模糊的影子。两点三十八分，一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女人出现在画面边缘——那是孩子的母亲，她走进了巷口的小卖部。
两点四十分，一个穿蓝色棉袄的小男孩出现在画面里。他蹲在巷口的地上，好像在捡什么东西。从画面的角度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两点四十一分，一个身影从巷子深处走出来。
那是一个成年女性，中等身材，短发，穿着一件花衬衫。她走到小男孩身边，蹲下来。从监控的角度只能看到她的背影，看不到脸。
她和小男孩说了几句话——从画面上看不出说了什么，但小男孩站了起来，仰头看着她。
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递给孩子。孩子接过来，放进了嘴里。
糖。
这个细节让我心里一紧。
她站起来，伸出手。小男孩犹豫了一下——从画面上看，他确实犹豫了一下，小小的身体微微向后倾了一下——但最终，他把手伸了出去。
那个女人牵着他的手，转身走向巷子深处。
小男孩跟着她走了。没有回头。
两点四十二分，两个身影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老梁反复看了这段录像十几遍。每一遍都停顿在不同的帧上，试图从模糊的画面中提取更多信息。但录像的画质实在太差了，除了能看出嫌疑人是个短发女人、穿着花衬衫之外，没有任何可识别的特征。
“把这段录像拷下来，带回总队做图像增强。”老梁对技术人员说，然后转头看我，“你怎么看？”
我盯着屏幕上定格的画面——那个女人牵着小男孩消失在巷子尽头的背影——沉默了几秒，说：“她很熟练。从接近到带走，不到两分钟。她没有在监控范围内停留，全程背对镜头，显然是刻意规避。”
“还有呢？”
“还有……”我想了想，“她没有使用交通工具。她是步行把孩子带走的，说明她的落脚点可能就在附近。或者，她有人在巷子另一头接应。”
老梁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告诉我，我的分析及格了。
二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们几乎没合过眼。
老梁把全队的人都调过来了。我们分成三组：一组负责走访排查，一组负责追踪监控，一组负责技术分析。我被分在走访排查组，和两个老**一起，对巷子周边方圆两公里内的所有住户、商铺、摊贩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个活听起来简单，做起来能把人逼疯。
你要敲开每一扇门，面对每一张脸，重复同样的问题：“今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短发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她穿着花衬衫，大概这么高，微胖，圆脸……”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没注意”或“没看到”。有些人会多问几句——“丢的是谁家的孩子？找到了吗？是**的吗？”——然后摇摇头，叹口气，关上门。
也有一些人会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线索。“我好像看到一个穿花衬衫的女人从我家门口走过，但没注意她有没有带孩子。我下午好像听到有小孩哭，但不确定是不是你们找的那个。”
这些线索我们都要一一核实，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走，一扇门一扇门地敲，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走累了就蹲在路边歇一会儿，渴了就找小卖部买瓶水，饿了就啃几口面包。
第二天下午，我在排查到巷子尽头的一户人家时，有了一个发现。
那是一个独居的老头，姓张，七十多岁，耳朵不好使，但眼睛还行。他说他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在自家院子里浇菜，看到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从巷子后面的小路上走过。
“那女人走得很快，小孩几乎是小跑着跟在她后面。”张老头眯着眼睛回忆，“我还在想，这孩子怎么不跟大人走大路，走这条破路。我们这条小路通到后面的公路上，平时没什么人走。”
“公路？哪条公路？”
“就后面那条，通往国道的。从那走能上大巴，也能拦过路车。”
我的心跳加速了。“大爷，您看清那个女人的长相了吗？”
“没看清，离得远。不过她那个花衬衫我记得，花花绿绿的，扎眼。”
“孩子呢？孩子有什么特征？”
“孩子……个子不高，穿蓝色棉袄，胖乎乎的。对了，他手里好像拿着个什么东西，白色的，像是糖。”
我几乎是跑着回去找老梁的。
老梁正在巷口和几个**讨论排查方案，听我说完，脸色变了。
“走，去看看那条路。”
我们沿着张老头说的那条小路往后面走。小路很窄，两边是荒草和垃圾，地面是泥土和碎石的混合物，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大概走了十分钟，我们到了公路边上。
这是一条两车道的省道，车流量不小，大货车、面包车、私家车来来往往。路边没有监控，没有收费站，没有任何卡口。从这里往东走二十公里是高速入口，往西走十五公里是火车站。
“她有太多选择了。”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心里涌起一股无力感。大巴、火车、**、甚至拦一辆过路的大货车——她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把孩子带走，转移到任何地方。
老梁蹲在路边，仔细看着地面。他找了好久，终于在一堆垃圾和落叶下面，发现了一个东西。
一颗糖。
白色包装，上面画着一个小兔子。
包装纸已经被踩扁了，沾满了泥土，但上面的图案还能辨认出来。老梁用镊子把它夹起来，放进证物袋里。
“兔子奶糖。”他的声音很平，但我能听出里面的颤抖，“和2004年江西赣州那起案件里的描述一模一样。”
我掏出笔记本，翻到记录2004年案件的那一页。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嫌疑人给孩子吃了‘一种奶糖，白色包装，上面画着个小兔子’。”
八年了，同一个品牌，同一种糖。
这个细节像一根针，把散落多年的碎片穿在了一起。
“是她。”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两个字的。
老梁没有说话，只是把证物袋小心翼翼地放好，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回吧，还有很多事要做。”
三
第三天，排查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们走访了三百多户人家，询问了五百多人，收集了一百多条线索。但经过核实，绝大多数线索要么是无效的，要么是无法查证的。
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来自公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员工说，那天下午三点左右，他看到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在路边停了一会儿，然后开走了。他注意到那辆车是因为它没有进站加油，只是停在路边，好像在上人。
“上人？上什么人？”
“没看清。车窗贴了膜，黑乎乎的。但我看到车门开了一下，好像有人上了车。”
“车牌号呢？”
“没注意。那种面包车太多了，满大街都是。”
我们调取了加油站附近的监控——如果有的话。但这条省道上根本没有监控，最近的监控在十公里外的国道上。
第三天夜里，我们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堆没有价值的线索发呆。老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刘副所长靠在椅背上，脸色灰白，眼睛布满血丝。
孩子的父亲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的妻子已经被送到镇卫生院了——哭到脱水，需要输液。
“梁队，”刘副所长的声音沙哑，“我们是不是……错过了最佳时机？”
老梁没有回答。他把烟头摁灭，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
“不是错过了时机，”他的声音很低，“是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时机。她太熟练了，每一步都算在我们前面。选点、接近、带走、转移——整个过程不超过两个小时。等我们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她已经在几百公里之外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们所有人，目光里有一种沉重的东西。
“这就是梅姨。我们追了她这么多年，但每次她作案，我们都在后面吃灰。不是我们不够努力，是她太了解我们的反应速度和时间窗口。”
“那怎么办？”刘副所长问。
“回去，重新来。”老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硬，“把这三天的所有信息带回去，一点一点分析，找出她这次作案的所有细节。她这次留下了比以往更多的线索——监控录像、兔子糖、面包车、目击者描述。这些信息拼在一起，也许能让我们离她近一步。”
他看了看手表，凌晨两点。“所有人休息，明天一早撤回。”
回到省城已经是**天的中午了。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这次案件的所有材料摊在桌上，一张一张地看。监控录像的截图、兔子的糖的证物照片、目击者的笔录、排查的记录、公路沿线可能的路线的地图……
我把小男孩失踪前最后的画面在脑子里反复播放——他蹲在巷口，小小的身影，仰头看着那个陌生女人，把手伸出去，跟着她走向巷子深处，消失在黑暗中。
那个画面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那个孩子现在的处境。他在哪里？在谁的手里？在被送往哪个方向的路上？他有没有哭？有没有找妈妈？有没有人给他吃饭？有没有人打他？
这些问题像一群蚂蚁，在我脑子里爬来爬去，让我无法安宁。
老梁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对着地图发呆。他手里端着两杯茶，一杯递给我。
“喝点水，别把自己熬干了。”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茶是苦的，像是泡了太久的隔夜茶。
“老梁，”我放下茶杯，“那个孩子，我们能找回来吗？”
老梁沉默了很久。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捧着茶杯，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堆材料上。
“说实话，”他终于开口，“可能性不大。”
我的心沉了一下。
“梅姨的作案模式决定了孩子被转移的速度非常快。从带走出手，通常在24到48小时之内。等我们开始查，孩子可能已经在外省了。而且她用的是单线联系，上下线之间互不知晓，即使我们抓到了下线，也很难顺藤摸瓜找到孩子。”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我做打拐十一年，经手的案子有两百多起。被拐的孩子，最终找回来的，不到三成。而这其中，能在黄金72小时内找回来的，更少。”
“三成……”我喃喃道。
“对。这个数字很难看，但它是真实的。”老梁看着我，“陆峥，你选择做打拐，就要面对这个数字。你会有很多案子破不了，很多孩子找不回来，很多家庭在你面前破碎。你不能被这些压垮。”
“那怎么才能不被压垮？”
老梁想了想，说：“你得学会把恨变成动力。恨梅姨、恨人贩子，这没问题，但不能让恨蒙住你的眼睛。你要记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排查、每一次走访、每一次分析——都是在为未来的某个时刻积累。也许这个孩子我们找不回来了，但我们从这次案件里收集到的信息，可能会帮我们抓住梅姨，救回下一个孩子。”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就是打拐。不是在和一个人战斗，是在和时间、和黑暗、和整个人口贩卖网络战斗。你会输很多次，但只要赢一次，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我看着桌上那堆材料，看着小男孩的照片，看着空荡荡的巷口的监控截图。那个小小的蓝色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翻开笔记本，在“梅姨”两个字下面，新写了一行字：
“第一章，输在耐心。下一次，不能输。”
窗外，初冬的阳光很淡，像隔着一层纱。远处有鸽群飞过，鸽哨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悠长而悲伤。
我不知道那个叫乐乐的小男孩最终去了哪里。但在那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发了一个誓——
我会找到他。不管多久。
就像我会找到梅姨一样。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个巷口的画面。空荡的巷口，小小的蓝色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我爬起来，打开台灯，翻开笔记本。在“梅姨”两个字旁边，我画了一个问号。
然后我在问号下面写了一句话：
“她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我用了十五年才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