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座小山。
我爹说，这是他在京城参加会试时，一个落榜的老举人送的。
那老举人后来投了护城河，核桃却留了下来。
"爹，科举没了，您……"
"科举没了，人还得活。"
我爹蹲下来，双手按在我肩膀上。
那是我记忆中，他最后一次平视我——之后他都是俯视，或者我俯视他。
"鹤年，你记住。这世上最靠不住的东西，叫铁饭碗。皇帝说给你，就能说拿走。”
“真正的铁饭碗，是你手里的本事。饿不死的手艺人，饿不死的聪明人。"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
"从明天起，你别读四书五经了。去县城东头，找周郎中，跟他学中医。"
我愣住了：
"爹，您不是最看不起郎中吗？您说那是方技之徒，不入流……"
"那是以前。"
我爹苦笑，
"现在流没了，还分什么入不入？时代抛弃你的时候，不会提前打招呼。你得自己找下家。"
三个月后，我爹悬梁自尽。
不是因为他想不开，是因为他想得太开。
他算了一笔账：
家里三亩地，养活四口人，勉强够。
但如果加上我这个学中医的学徒费、两个弟弟将来的束脩、妹妹的嫁妆，不够。
他死了，省一份口粮，我还能早点出师挣钱。
他留下一封遗书，就八个字：
"别哭，活着就是算账。"
我跪在灵堂里，没哭。
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
我脑子里全是那八个字，像算盘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响。
那年我八岁。
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脉，不是认草药，是——人要想活，得先会算。
算自己有什么，算别人要什么，算时代往哪走。
周郎中收了我。
不是看我可怜，是看我爹留下的那套文房四宝
——端砚、湖笔、徽墨、宣纸，够他三年诊金。
我跟了周郎中八年。
前三年打杂，扫地、煎药、晒草药、给病人倒夜壶。
**年开始摸脉，周郎中让我先摸自己的，再摸他的，再摸村里猪狗的。
他说：
"脉象如人，有浮有沉。浮的是面子，沉的是里子。看病看里子，看人看底子。"
第七年，我能独立开方了。
第八年，周郎中喝醉酒，把祖传的一本《青囊**》塞给我：
"小子，你比我聪明，也比我狠。”
“这书给你，但有一条——别让人知道你全懂。懂七分，露三分，留一手，才能活长久。"
我十六岁那年，1912年，清帝退位。
我背着药箱，站在清苑县城门口，看着一群剪了辫子的年轻人举着旗子跑过去，嘴里喊着"共和万岁"。
我摸了摸自己后脑勺——周郎中不让我剪，说"留条后路，万一皇帝回来了呢"。
我笑了。
皇帝回不来了。
但我得回来。
我得活着。
这是我在乱世学会的第一条生存智慧：
别**，**就得选边，选边就可能选错。
宁可做墙头草，也别做垫脚石。
第三章：三次差点死掉
1912年到1937年，我活了二十五年，死了三次。
第一次是1918年，瘟疫。
那年我二十二岁，在保定城里开了间小药铺，叫"鹤年堂"。
生意不好不坏，够糊口，够娶媳妇。
我媳妇叫沈秀芝，是城西木匠的女儿。
她不识字，但手巧，会绣花，会蒸馒头，会在我熬夜看医书的时候，默默端来一碗红糖姜水。
瘟疫来的时候，没打招呼。
先是城北的贫民窟，三天死了十几口。
然后城南的绸缎庄，掌柜的全家灭门。
保定城封了，城门紧闭，街上铺子全关，只有棺材铺连夜赶工。
我药铺里挤满了人。
发热的、咳嗽的、**的。
我按周郎中教的方法，熬"普济消毒饮"，大锅大锅地煮，一碗一碗地灌。
有效，但不够。
病人太多，药材太少，我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累倒在药柜前。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自家炕上，秀芝坐在旁边，眼睛肿得像桃。
她说我烧了两天两夜，说胡话，说什么
"爹，核桃我盘着呢"，
说什么
"周郎中，脉浮而数，是表证"。
"后来呢？"
我问。
"后来你自己坐起来，开了个方子，让我煎药。”
“煎好了，你喝了，又睡了。再醒来，烧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