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双面卷宗------------------------------------------，滨海市***档案室。，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受潮后特有的霉味。日光灯管有两根已经坏了，剩下两根发出嗡嗡的低鸣，将整间屋子照出一种病态的苍白。林远推开厚重的铁门时，看管档案的老周正趴在桌上打盹，听到动静猛地抬起头，眼镜歪在鼻梁上，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林队？”老周连忙站起来，手忙脚乱地抹了一把嘴角，“你要的那个卷宗，我昨天半夜就给你找出来了。五年前的，环海路那个。”，从纸质卷宗时代一直干到电子化时代。他有一个让所有**都佩服的本事——全滨海市近四十年的刑侦档案，只要你说得出案发年份和大致的案由，他能在五分钟内把卷宗从那一排排铁皮柜里精准地找出来，准确率百分之百。而且他从不过问案情，从来不打听哪个案子破了哪个没破，他只看编号，只看日期，只看归档人签名。“放在哪里了？”，拉开了从下往上数的第三个抽屉。抽屉里只放了一摞A4纸大小的牛皮纸档案袋，最上面那个的封面上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案件编号和案由，落款日期是2019年8月。林远把档案袋抽出来，手感比预想的要轻——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卷宗变少了，而是因为五年前的那个案子，能放进卷宗里的东西，本就不多。“谢了，老周。”，抱着卷宗上了二楼的小会议室。赵国立已经在里面了，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堆刚从滨海大学保卫处拷贝来的监控录像文件。“监控的事儿不急，”林远把卷宗放在桌上，“先看这个。”，凑过来。林远解开牛皮纸档案袋上的线绳，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取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桌面上。。**案件编号：** 20190721-038**案发时间：** 2019年7月21日 上午9时17分（接报时间）**案发地点：** 滨海市环海路189号出租屋（独栋民居，二层）**发现人：** 房主 马福来（男，62岁，收房租时发现门锁被撬，入室后见**）
**死者：** 女性，身份不明，年龄约25-35岁
**死因：** 机械性窒息（初步判断）
**特殊标记：** 死者面部被浓硫酸严重腐蚀，面目全非。西侧墙体发现不明红色印记一枚（照片及拓片见附件）。
林远把基本信息表放到一边，下面是一叠现场勘查照片。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出租屋的外观——一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外墙的白色涂料已经**剥落，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像是一张长了牛皮癣的脸。楼前长满了杂草，墙角堆着几袋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建筑垃圾。环海路靠近滨海市的东郊，那片区域的房子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随着城市向西发展，东郊逐渐衰落，很多房子都空置了，以极低的价格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无家可归者。
第二张照片是卧室内部。一张铁架床靠着西墙摆放，床上的被褥凌乱不堪，有**暗红色的浸润痕迹——那是血。死者仰面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双腿并拢，姿态规整得和林远昨天看到的那具男尸几乎如出一辙。
林远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把照片放下，继续往下翻。
**特写照片。死者的面部在照片里呈现出一片焦黑的、皱缩的、失去了所有人类特征的形态。浓硫酸在破坏皮肤的同时，也改变了软组织的颜色和质地，让整张脸看起来像是一块被烧融的塑料。但在那些照片的角落里，在那些毁灭性的破坏之外，林远注意到一个他以前没有太在意的细节——死者的耳垂上，有一个非常小的穿孔痕迹。
耳洞。
这不是什么稀奇的发现，大多数年轻女性都有耳洞。但让林远在意的是，在那个案子的卷宗里，关于这个耳洞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没有提到耳洞的大小、形状、愈合状态，也没有提到在死者身边或者房间里是否找到了对应的耳环。
他把这张照片单独抽出来放在一边。
勘查报告、法医鉴定书、指纹比对结果、DNA检测报告、走访笔录、讯问记录……一份一份文件被放在桌面上，很快就铺满了整张会议桌。林远和赵国立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把这些材料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然后用黑色记号笔在白板上画出了这个案子的核心矛盾——那个让林远五年都无法释怀的三重悖论。
白板的最左侧写着“物证类型”，中间三列分别写着“嫌疑人A嫌疑人*嫌疑人C”，最右边写着“死者”。
赵国立站起来，拿起一支红色白板笔，开始往白板上填内容。
“嫌疑人A，指纹。”他在第一行第二列写下“门框内侧、铁床立柱、床头柜表面（共9枚）”，“这个人在现场留下了最多的指纹，而且分布的位置都很关键——门框内侧意味着他开过门，铁床立柱意味着他站在床边，床头柜表面意味着他在那里放过东西。这怎么看都像是凶手留下来的痕迹。”
“但这个人的指纹，”赵国立顿了一下，往下写，“比对结果指向一个叫‘刘福来’的人，有两次入室**前科，最后一次服刑于2017年刑满释放。案发后我们找到了刘福来，他承认自己去过那个出租屋，但说是去偷东西的，进屋之后发现床上有人，以为是在睡觉，就没敢动，转身跑了。他说的这个时间点，和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大约四个小时的重叠。”
“当时你们没抓他？”林远问。
“没有直接证据。”赵国立说，“他的指纹确实遍布现场，但这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死者死亡的时间段内，他确实可能在现场偷东西，但偷东西和**不是一回事。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场提取到的DNA和他完全对不上。”
林远点了点头，示意赵国立继续。
“嫌疑人*，DNA。”赵国立在第二行第三列写下“死者体内**、床单上精斑”，“DNA比对没有在数据库里找到匹配的人员，但通过Y染色体家系排查，我们锁定了一个姓氏范围——姓顾。进一步排查发现，一个叫‘顾云飞’的人有重大嫌疑。这个人没有犯罪前科，是滨海市一家水产公司的货车司机。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承认和死者在案发前一周左右发生过性关系，但他坚称那是双方自愿的，而且那件事发生在案发前五天，地点不在出租屋，而是在他的货车上。他提供的时间和地点，经过核实，部分成立。”
“什么叫部分成立？”林远皱眉。
“他说那天晚上他的货车停在老渔港码头的停车场，行车记录仪坏了，但停车场的监控拍到了他的车在晚上九点进入、第二天早上六点离开。问题在于，他无法证明自己在车内一直待着没有出去。从停车场到环海路出租屋，步行大概需要二十分钟，时间上是可行的。”
“这是第二个。”林远说。
赵国立在**列写下“嫌疑人C，鞋印”，然后说：“六种不同尺码和花色的鞋印，其中三种被确定是在案发时段留下的，因为它们的叠压关系最上层、最新。但这三种鞋印中，有一种鞋印非常特殊——是一种手工定制的皮鞋底纹，全市只有一家手工制鞋店在做，他们记录了近三年的客户信息。我们查到了这双鞋的主人，叫‘孟庆祥’，六十三岁，退休教师。他的鞋印出现在了床边和窗户下面。”
“六十三岁的退休教师？”
“对。他的解释是，案发前一天他在那个出租屋附近散步，看到窗户没关，就好奇地往里看了一眼，脚印是在那时候留下的。但问题是，他的鞋印出现在床边，不是窗边。我们问为什么，他后来改口说自己记不清了。”
赵国立放下笔，白板上呈现出一个清晰的三叉戟结构——三组看似有力的证据，指向三个完全不同的嫌疑人，而这三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没有共同的关系网，没有共享的轨迹，甚至连彼此认识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
“这就是当年那个案子最让人头疼的地方。”赵国立说，“每一个嫌疑人的证据看起来都很有说服力，但每一个人的证据又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而且最奇怪的是——这三组证据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如果嫌疑人是刘福来，那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留在死者体内？现场没有发现***，也没有任何清洗的痕迹，如果刘福来和死者发生过性关系，不可能完全不留下DNA。反过来，如果嫌疑人是顾云飞，那他为什么不留下指纹？他是一个开货车的，手上的茧子和指纹磨损状态非常明显，和现场提取到的那组完整清晰的指纹完全不是一个特征。”
“还有鞋印。”林远接过话头，“孟庆祥的鞋印出现在床边，但如果他真的是凶手，为什么只留下了鞋印，没有留下指纹和DNA？现场没有发现手套的痕迹，也就是说凶手是裸手作案的，那指纹和DNA不可能完全缺失。”
三个人，三组证据，每一个都像是故意拼凑出来的、看似完整却处处漏风的拼图。
这不像是一个真实的犯罪现场。
这更像是——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罪案现场模型”。
林远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整个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不是凶手粗心大意留下了太多证据。
这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证据，但他留下这些证据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抓住某一个嫌疑人，而是为了让所有人——包括警方——在这三个看似都成立的可能性中，像在一个漩涡里一样，被转得晕头转向，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出口。
三重漩涡。
这个词突然从林远的脑海中跳了出来，像是一条潜伏在水底的鱼猛地跃出水面，激起的浪花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老赵。”林远的声音有些发紧，“你再看看这个案子的证据结构——三个嫌疑人，三组指向性明确的证据，三套互相矛盾的时间线和行为逻辑。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结构本身，像是在传递某种信息？”
赵国立盯着白板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说：“你是说……凶手不是这三个嫌疑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有**个人。这个人故意把现场的物证编排成了一个‘三重谜题’，让所有人都在这个谜题里打转？”
“不只是这样。”林远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拿起蓝色白板笔，在三组证据的外围画了一个大圆圈，把这个三叉戟结构框在里面。
“这个结构，是一个完美的‘不可能三角’，”林远说，“任何试图解释这个案子的理论，都会在这个三角里找到一部分支持自己的证据，但同时也会被另外两个角的证据推翻。这个结构不是为了让人找出真正的凶手而设计的，恰恰相反，这个结构是为了让人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凶手而设计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变得格外刺耳。
赵国立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昨晚那个案子——是同一个人的作品。”
“或者同一个组织的作品。”林远说。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把五年前案子的卷宗翻到血迹分析的那一页。现场的血迹分布也呈现出一种不合常理的规律——床单上死者头部周围的血液喷溅形态显示，死者是在面部被泼洒浓硫酸之后依然存活了大约十几秒钟，因为心脏还在搏动，血液从受损的面部毛细血管中喷溅出来的方向与**变化相符。如果是在死亡之后泼洒浓硫酸，血液喷溅形态会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五年前那个年轻女性，也是在还活着的时候，被浓硫酸毁掉了面容。
和昨晚那个被浇铸树脂面具的男性死者，遭受的痛苦是同一性质的。
被剥夺面孔。
被剥夺身份。
被剥夺作为一个“人”被辨认、被记住、被哀悼的**。
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任何可以被常人理解的动机。
这是一种仪式。
“老赵，滨海大学的监控查得怎么样了？”林远把思绪从五年前拉回到现在。
赵国立重新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拷贝来的监控文件：“滨海大学保卫处的监控系统一共有一百二十三个摄像头，实验楼周围两百米范围内能覆盖到的有十六个。我让技术室的小王先把这十六个摄像头的视频文件全部筛选一遍，找出案发时段内所有出现的人员和车辆。工作量很大，可能要两三天才能完成。”
“太慢了。”林远说，“先查最关键的几个——实验楼后楼梯那个门附近有没有监控？”
“有一个，但是那个摄像头朝向是往东的，拍的是停车场方向，后楼梯的门在后墙，正好是监控死角。”
“前门呢？”
“前门有两个摄像头，一个拍大门外的道路，一个拍大厅入口。如果凶手是通过前门进出实验楼的，一定被拍到了。但是——”赵国立调出一张从监控画面截图，“这张是案发当晚六点十七分的画面，就是这个闭楼通知张贴出来的时间，保安来贴的。从六点十七分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三十一分保安来开门，前门的两个摄像头一共拍到了三个人经过。”
“三个人？都是谁？”
“第一个，晚上七点零八分，一个穿灰色外套的男性，看起来四十多岁，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从实验楼里出来，往停车场方向走了。经保卫处辨认，是化学系的副教授孙建国。第二个，晚上九点四十三分，一个穿黑色卫衣的男性，身材高大，卫衣**戴得很低，看不清脸，从实验楼旁边的小路上经过，但没有进入实验楼，只是路过。第三个，晚上十一点二十四分，陈启航，从后楼梯出来，走到了前门区域，然后往停车场走了。”
“那个穿黑色卫衣的人。”林远说，“能看清楚他的体型特征吗？”
赵国立把画面放大，但像素不够，放大之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色块。黑色卫衣、深色长裤、运动鞋，帽衫的**压得很低，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路的姿态略显佝偻但步子很大。画面总时长只有四秒钟，那个人从画面左侧进入，从右侧离开，全程没有抬头，没有任何可以用于身份识别的特征。
“这个人的出现时间，”林远看着画面上的时间戳，“晚上九点四十三分，和苏晴推断的死亡时间窗口——晚上七点到九点——有重叠，但是偏末尾。”
“对，九点四十三分他出现在实验楼前门附近，不排除他之前在实验楼后面作案的可能。”
“或者说，他作案之后，从前门走出来，装作一个路过的普通人。”林远说。
赵国立把画面定格，截了图，保存到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
“还有一件事我没来得及说，”赵国立翻看着笔记本，“今天上午我让人查了最近一周滨海市及周边区县的失踪人员登记记录，总共有十一人。其中符合昨晚那个死者特征——男性，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滨海港区的，三十二岁，叫孙浩，港口装卸工，三天前下夜班后失联。另一个是滨海大学城附近的一个外卖骑手，二十六岁，两天前早上出门跑单后没有回家。”
“这两个人有没有照片？”
赵国立从手机里翻出两张照片。第一张拍的是一个皮肤黝黑、面颊凹陷的中年男人，证件照上的表情木然，眼睛里没有什么光彩。第二张拍的是一个笑得开朗的年轻人，圆脸，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一个还在校的大学生。
“外卖骑手这个叫何伟，本地人，家就在大学城附近，跑单两年多，没有不良记录。他的家属说，他跑单一直很规律，每天上午十点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那天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家里，手机一直关机，电动车也不知道停在哪里了。”
林远把两张照片看了几遍，然后说：“通知家属来认尸。尽快。”
赵国立拿起手机开始拨打电话。
林远独自坐在会议室里，面前的桌上摊着两个案件的材料——五年前的牛皮纸档案袋和昨晚那个案子的现场勘查简报。他把两案的死者照片并排放在一起，一个是焦黑模糊的面部，一个是被树脂覆盖的空白面具。两张照片都在无声地传达着同一个信息：
你认不出我是谁。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
但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看着你。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林远拿起来一看，是苏晴发来的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
“那个鱼鳞的电子显微镜结果出来了。不是食用鱼类的鳞片。”
林远立刻拨了过去，苏晴几乎秒接。
“不是食用鱼类？那是什么鱼？”他问。
电话那头传来苏晴敲击键盘的声音，然后她念出了一段鉴定报告的原文：“鳞片形态为宽大的圆形鳞，前区有密集的辐射状沟纹，后区光滑，这种结构属于辐鳍鱼纲鲤形目中的一个特定科——不是鲤科，不是鳅科，而是另一个非常小众的分类单元。”
“苏晴，你直接告诉我，什么鱼？”
苏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胭脂鱼。**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这种鱼在野外几乎见不到了，而且它的鳞片结构和普通的食用鱼类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你那边什么感觉，但对我来说，这个发现让整个案子——
“更离谱了。”林远替她把话说完了。
胭脂鱼的鳞片。
一个被勒死的、面部被浇铸树脂面具的男性死者，喉咙里嵌着**二级保护动物的鳞片。
林远挂断电话，把脸埋在手掌里，用力地按压着太阳穴。五年前的案子是一场“三重悖论”的演绎，而昨晚的案子，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展开自己的三重结构——死亡的仪式、神秘的印记、不可解的符号。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会议室的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作响。
林远知道，这个夜晚，他又将无法入睡。
但或许，不睡觉本身，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