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里来电

种年轻人特有的、对前辈的严谨既佩服又觉得有点过头的笑。“您觉得有污染那就是有污染，我帮您重新提。”
钟蓝没有笑。她很少笑。不是因为她不快乐，而是因为她长期处在一个不需要面部表情的环境里。在深海，在科考船上，在数据和仪器之间，表情是一种多余的能量消耗。她把这部分能量省下来，用在别的地方。
下午五点，冷空气比预报的来得更早。风浪开始明显加大，船体摇晃的幅度从两度增加到五度，又增加到八度。钟蓝在实验室里已经有些站不稳了，她把样本瓶一一旋紧，放进恒温箱，然后扶着墙壁走回了自己的舱室。
舱室很小，大约六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个折叠桌、一个嵌入式的衣柜。桌子上放着她父亲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照片里的钟卫国穿着白色衬衫，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海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但他笑得很开心。
钟蓝每次出海都会带这张照片。二十三年了，这张照片跟着她走过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下过马里亚纳海沟，到过南极高纬度海域。她觉得父亲一直在某个地方看着她，不是用灵魂的那种看着，而是用某种更物质的、更科学的方式——比如，她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曾经是他身体里的原子。物理学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晚上七点，风浪达到六级。船体横摇超过十五度，人在舱室里走路必须像醉汉一样左右摇摆才能保持平衡。广播里陈牧的声音依然沉稳：“全体人员注意，目前阵风达到九级，有效波高四米。所有人待在舱室内，不要到甲板上去。”
钟蓝躺在床铺上，用安全带把自己固定住，手里拿着一本旧版的《海洋沉积物地球化学》，翻到折角的那一页。她其实不是在看书，她是在等一个时间——晚上九点十七分。
每天晚上九点十七分，她会给一个人打电话。
那个人叫钟卫国。
不是活着的钟卫国，是死去的钟卫国。三十年前，钟卫国在最后一次下潜前，给他的妻子——钟蓝的妈妈——打过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持续了十一分钟，内容是钟卫国对妻子和女儿的叮嘱，语气平静得不像一个即将赴死的人。那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