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楼上那声音又响了。
咚、咚、咚。沉闷的,有节奏的,像是有人拿拳头砸地板。我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欲坠的白炽灯,灯罩里的灰扑簌扑簌往下掉,落在我刚铺开的稿纸上。稿纸第一行只写了五个字——“余店村记事”,后面的内容还是一片空白。
我在这栋楼里住了四个月。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栋楼,是国道边上一栋自建的三层砖房,外墙贴的白瓷砖已经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一楼是个摩托车修理铺,机油味从早到晚往上窜,熏得人头疼。二楼三间房,我租了其中一间,另外两间堆着房东的杂物。三楼住着人,但我从没上去过。
这个叫余店的地方,说是镇,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村。一条国道穿镇而过,两边零零散散地开着几间铺子:一家卖化肥农药的,一家卖廉价的衣服鞋袜,一家早上卖包子中午就关门的早点铺。镇上最大的建筑是国道尽头那家加油站,红黄相间的招牌远远就能看见。我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便宜——一个月八十块,包水电,这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是天方夜谭。
我是写文章的,给各种杂志写,什么都写,民俗纪实、乡土故事、旅游散记,哪家要稿子就往哪家投。稿费不多,但够我一个人活。我来余店是为了写一篇关于本地傩戏的文章,这里的傩戏据说有三百多年历史,传到现在只剩下三个会唱的老人。我打算住一年,把能记录的东西都记录下来,然后编成一本书。这件事没人催我,也没人给我钱,是我自己想做的。
但楼上的声音让我很难专心。
那声音通常在傍晚开始,有时候更晚,九十点钟。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之间隔个七八秒,像是在蓄力。然后停一阵,又继续。我上去敲过一次门,没人应。问过房东老余,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本地话说:“三楼是老周家的,一个老太婆带个孙子,能有啥子声音?你莫不是听错了。”
我没有听错。那是十一月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透了,楼上又开始响。我把钢笔往桌上一拍,趿着棉拖鞋就上了楼。三楼的走廊没有灯,我摸黑走到那扇铁皮门前,抬手敲了三下。声音停了,门里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然后是死一般的沉默。
“有人没有?开开门。”
沉默。我又敲了三下,这次加了力道,门框上的铁锈震下来,落在我肩膀上。
门开了一条缝。走廊尽头窗户透进来一点月光,刚好照在那条缝上。我看见半张脸,一只眼睛,那眼睛很大,瞳仁又黑又亮,在月光下像一颗泡在水里的玻璃珠子。是个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蓝色棉袄,袖子卷了好几层才露出手。
“你家大人呢?”我蹲下来,平视他。
他不说话,只是盯着我。他怀里抱着一只布缝的小老虎,黄布黑纹,一只眼睛是用黑线绣的,另一只眼睛的线脱了,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
“刚才咚咚咚的,是你弄的?”
他还是不说话,但门缝稍微开大了一点。我看见了屋里的情形——没什么家具,一张四方桌,两条长凳,墙角堆着几个蛇皮袋。最扎眼的是四面墙壁,上面画满了东西。黑压压的一片,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清楚是什么。
我正想推门进去,楼梯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跑上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的东西哗啦啦响。是个老**,穿一件洗得发灰的红棉袄,头发花白,扎成一个髻盘在脑后,跑得气喘吁吁。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吵到你了?”她把塑料袋往地上一放,两只手在棉袄上擦了擦,过来就要跟我握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我是周家婆,这是我孙子,叫小波。我下午去街上买东西,路远,回来晚了。他是不是又闹了?对不起啊同志,实在对不起。”
她道歉的样子太过熟练,躬着背,垂着眼,像是这辈子已经道过太多太多次歉了。我说没事,就是想问问情况。她松了一口气,推开门,把那袋东西拎进去,顺手拉开了灯——一盏三十瓦的白炽灯泡,挂在屋子正中央,光线昏黄得像
咚、咚、咚。沉闷的,有节奏的,像是有人拿拳头砸地板。我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欲坠的白炽灯,灯罩里的灰扑簌扑簌往下掉,落在我刚铺开的稿纸上。稿纸第一行只写了五个字——“余店村记事”,后面的内容还是一片空白。
我在这栋楼里住了四个月。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栋楼,是国道边上一栋自建的三层砖房,外墙贴的白瓷砖已经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一楼是个摩托车修理铺,机油味从早到晚往上窜,熏得人头疼。二楼三间房,我租了其中一间,另外两间堆着房东的杂物。三楼住着人,但我从没上去过。
这个叫余店的地方,说是镇,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村。一条国道穿镇而过,两边零零散散地开着几间铺子:一家卖化肥农药的,一家卖廉价的衣服鞋袜,一家早上卖包子中午就关门的早点铺。镇上最大的建筑是国道尽头那家加油站,红黄相间的招牌远远就能看见。我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便宜——一个月八十块,包水电,这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是天方夜谭。
我是写文章的,给各种杂志写,什么都写,民俗纪实、乡土故事、旅游散记,哪家要稿子就往哪家投。稿费不多,但够我一个人活。我来余店是为了写一篇关于本地傩戏的文章,这里的傩戏据说有三百多年历史,传到现在只剩下三个会唱的老人。我打算住一年,把能记录的东西都记录下来,然后编成一本书。这件事没人催我,也没人给我钱,是我自己想做的。
但楼上的声音让我很难专心。
那声音通常在傍晚开始,有时候更晚,九十点钟。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之间隔个七八秒,像是在蓄力。然后停一阵,又继续。我上去敲过一次门,没人应。问过房东老余,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本地话说:“三楼是老周家的,一个老太婆带个孙子,能有啥子声音?你莫不是听错了。”
我没有听错。那是十一月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透了,楼上又开始响。我把钢笔往桌上一拍,趿着棉拖鞋就上了楼。三楼的走廊没有灯,我摸黑走到那扇铁皮门前,抬手敲了三下。声音停了,门里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然后是死一般的沉默。
“有人没有?开开门。”
沉默。我又敲了三下,这次加了力道,门框上的铁锈震下来,落在我肩膀上。
门开了一条缝。走廊尽头窗户透进来一点月光,刚好照在那条缝上。我看见半张脸,一只眼睛,那眼睛很大,瞳仁又黑又亮,在月光下像一颗泡在水里的玻璃珠子。是个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蓝色棉袄,袖子卷了好几层才露出手。
“你家大人呢?”我蹲下来,平视他。
他不说话,只是盯着我。他怀里抱着一只布缝的小老虎,黄布黑纹,一只眼睛是用黑线绣的,另一只眼睛的线脱了,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
“刚才咚咚咚的,是你弄的?”
他还是不说话,但门缝稍微开大了一点。我看见了屋里的情形——没什么家具,一张四方桌,两条长凳,墙角堆着几个蛇皮袋。最扎眼的是四面墙壁,上面画满了东西。黑压压的一片,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清楚是什么。
我正想推门进去,楼梯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跑上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的东西哗啦啦响。是个老**,穿一件洗得发灰的红棉袄,头发花白,扎成一个髻盘在脑后,跑得气喘吁吁。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吵到你了?”她把塑料袋往地上一放,两只手在棉袄上擦了擦,过来就要跟我握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我是周家婆,这是我孙子,叫小波。我下午去街上买东西,路远,回来晚了。他是不是又闹了?对不起啊同志,实在对不起。”
她道歉的样子太过熟练,躬着背,垂着眼,像是这辈子已经道过太多太多次歉了。我说没事,就是想问问情况。她松了一口气,推开门,把那袋东西拎进去,顺手拉开了灯——一盏三十瓦的白炽灯泡,挂在屋子正中央,光线昏黄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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