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像在说一件办公用品报废了。
我攥着那份确认书的边角，纸被我捏出了褶子。嘴里发苦，牙关咬紧，半天才把一句话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让我考虑两天。"
陆景川往椅背上一靠，翘起腿，脚搭在椅子扶手上："两天。后天中午之前。过期我就报案，说你携款潜逃。"
我站起来，拿起包，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边的时候，方晓薇在背后加了一句："沈总监，两千万买个自由，这个价钱很公道了。你要是在外面能找到比这更高的数，我请你吃饭。"
陆景川笑了一声。那声音追着我，一直到电梯门关上才断掉。
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我伸出手看了看。手背上的褶子比三年前又深了几道，指甲剪得很短，是干了二十八年账的人的手。这双手翻过的凭证比陆景川吃过的饭还多。
他以为两千万能让这双手在认罪书上按印。
电梯到一楼，门开了。我走出大堂，在路边的公交站牌下面站了十分钟。兜里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林远舟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字：
"妈，别签。不管他怎么说，别签。"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朝公交车走过去。
2 骨灰盒里的秘密
我进鸿远集团的那年，二十四岁，扎着马尾辫，穿一件洗褪色的蓝衬衫，手里攥着一张中专毕业证。
那时候鸿远还不叫集团，叫鸿远机械厂，在南澜市嘉禾区工业园的最里头，厂房三间，办公室两间，全部员工加起来四十六个人。陆德山亲自面试我，坐在一张铁皮办公桌后面，茶杯底下垫着一摞出库单。
他问我："会记账吗？"
我说会。
他又问："会不会在账上做手脚？"
我愣了两秒。他紧接着说："我问你会不会，不是问你敢不敢。"
我摇头："不会。"
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杯底留下一圈水印，正好盖在出库单的金额那一栏上："行，明天来上班。工资不高，别嫌。"
第二天我就坐进了那间四平米的账房。桌上一台计算器、一本现金日记账、一盒碳素笔。我从记手工账开始，每天下班前把当天的每一笔进出核对三遍，分文不差才锁柜子。
陆德山偶尔过来翻账本，从不在我面前说好话。他只有一个习惯：翻完之后把账本轻轻推回来，杯子放在桌角，走的时候说一句"继续"。那个"继续"就是最好的评价。
二十八年，鸿远从机械厂变成了集团，从四十六个人变成了三千多人。我从出纳做到会计，从会计做到财务主管，从主管做到总监。公司换了三次办公楼，搬了两次厂区，计算器从手动的换成电脑里的软件，我的工位越来越大，但习惯没变：每天下班前，核对三遍，分文不差。
陆德山生病是2021年的事。那年冬天体检，查出来肾上有问题。他没跟儿子说，先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公司的账，你比我清楚。"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转着一支笔，笔帽已经被他咬得变形了，"我走了之后，景川接。他的脾气你知道。"
我知道。陆景川从小被送出去读书，回来之后进公司挂了个副总的名，一年到头出勤不到三个月。他花钱大方，脾气更大，上次跟供应商吃饭，当着二十个人的面把一杯茶泼在对方经理脸上，理由是"上的茶太烫"。
"你把这些年的账守好。"陆德山把笔放下，"有些事我会提前安排。你不用问，到时候自然知道。"
我点头。
他又加了一句，声音比之前轻了半截："你跟了我二十八年，我不会让你白干。"
那是他对我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
后来他住院的次数越来越多，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我跑医院、跑银行、跑公证处，手里永远攥着一叠回执单和盖过章的材料。每次他醒过来，都会问我一句："东西办完了？"我说办完了。他就闭上眼睛，不再多说。
三天前，他在中心医院走了。
我坐在病房走廊的塑料椅上，膝盖上放着他最后一次住院的缴费清单。护工从病房里出来，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没哭。不是不想，是二十八年下来，我已经习惯把什么都往数字里藏。哭解决不了账，也解决不了接下来的事。
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