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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回京。

留在高原，帮沈砚白做救援记录和孤儿院的日常管理。

日子过的慢。

早上给孩子们做饭，上午教他们认字，下午整理救援队的物资台账，傍晚去无人寺给阿迟的酥油灯添油。

我学会了重新吃饭、按时睡觉。

膝盖上的旧伤结了厚厚一层茧，不再渗血。手掌的冻裂长好了，只留下白色的疤。

我开始笑了。

不是那种挤出来的为了让人放心的笑。

是真的觉得孩子们好玩，觉得酥油茶好喝，觉得高原的日出值得早起看。

第一年冬天，孤儿院收到一批物资。

棉衣、煤炭、药品、米面，卡车运了整整三趟。

院长拿着签收单来找我：“知微，要不要写个感谢信？”

我看了一眼发货人，匿名。

“不用，写个收据就行。”

收据上写了四个字。物资已收。

没有感谢霍先生，没有承蒙关照。

第二年开春，通往救助站的那条山路修好了。

以前是碎石泥路，下雨就垮，冬天结冰能把轮胎卡住。新路铺了沥青，两侧加了护栏。

我每天从这条路走过，去救助站帮沈砚白整理档案。

有个孩子问我：“知微阿妈，这条路谁修的呀？”

“不知道。”

“好厉害，以前那条路我摔过三次。”

“嗯，新路好走。”

我没问是谁修的。

不是不知道。

是不想知道。

知道了就会欠，欠了就会有牵扯。

我已经不想再和任何人有牵扯了。

第三年，赵公子和几个太子爷出现在孤儿院门口。

他们穿着户外服，晒的脱皮，灰头土脸。

院长急的团团转。“知微，他们说是来做义工的，还带了好多物资。”

我走出去。

赵公子看见我，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

“那什么……霍哥让我们来的。他说当年在雪山上赌局的事，我们得来还。”

我看着他们一行七八个人，满身疲惫。

“别吓到孩子就行。”

他们在孤儿院待了一个月。

搬煤、修墙、通下水道、给孩子们做饭。赵公子烧糊了三锅粥，被四岁的圆圆嫌弃了一整天。

走的时候，赵公子站在门口搓了半天手。

“阮小姐，当年那些话，对不起。”

我点头。

“不用了，走吧。”

他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上车走了。

**年，无人寺的佛前多了一串新佛珠。

我去添酥油灯的时候看见的。

串的很整齐，珠子是新的，但绳结系的笨拙，一看就不是专业的。

我把它挂在佛像旁边的铜钩上，没有带走。

每一年，都有东西从远处寄来，被人悄悄放在我生活的边缘。

我收，但不回应。

不是为了惩罚谁。

是真的不需要了。

第五年秋天，我在救助站门口晾被子。

有人站在碎石路尽头。

我眯眼看了一下。

佚名。

他瘦了很多，脸上有紫外线晒出来的红斑。手腕上缠着那根旧绳结，绳头压在袖口下面。

他没有走过来。

就站在那里，隔了五十米。

我拧干最后一条被单，搭上绳子。

他站在那里憋了半天，终于开口。

“还是那件？”

他看着我身上那件洗的发白的旧冲锋衣。阿迟留给我的。针脚补过好几遍，衣服还是结实。

“嗯，补好了。”

他站了一会儿。

风把被单吹的呼呼响。

“我们呢？”

我看了他一眼。

不是恨，不是怨。

什么都不是。

“我们不是衣服，补不好。”

他站在碎石路上，浑身发抖。

身后，孤儿院的门开了。

圆圆跑出来，拉住我的手。

“知微阿妈，今天谁做饭呀？”

“我做，你要吃什么？”

“要吃面片汤！”

我被她拽着往回走。

经过门口的旧物箱时，我看见里面放着那根旧绳结。

我让沈砚白帮我放进去的。

上面贴着孩子们写的标签，

旧登山绳，可用于教学，不可再用于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