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回六岁，爸爸领女人回家，我把离婚协议塞给我妈

1987年腊月，我爸姜广阅从县**大院回来，带了一个女人。
女人叫陈茉莉，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二十六岁，烫着**浪，穿一件军绿色呢子大衣，进门的时候踩着半高跟皮鞋，鞋跟敲在水泥地上，清脆得整栋楼都能听见。
我爸说她是同事，来家里坐坐。
同事不会在男人家里待到晚上十一点。
更不会在男**子面前，接过他递来的削好的苹果，顺手把果皮扔进我妈刚洗好的搪瓷盆里。
我妈胡春翠站在厨房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那年我六岁，妹妹星儿四岁。
我蹲在门槛上啃红薯，看见我**手一直在抖。
那之后的十九年，我妈一个字都没吭过。
十九年里，陈茉莉从"同事"变成了"老朋友"，从"老朋友"变成了住在县招待所的"干妹妹"。我爸把家里的钱一笔一笔往外掏——给陈茉莉交招待所的房费，给她买衣服，托关系帮她在广播站转正。
我妈在县印刷厂当装订工，一个月挣四十二块。
四十二块养两个孩子、交学费、买粮食、付水电。冬天买不起蜂窝煤，她半夜去铁路边捡煤渣，手冻得裂了口子，贴上胶布继续干。
她不敢离婚。
八十年代的县城，离了婚的女人走在街上，背后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尤其是被男人甩了的那种——街坊四邻嘴上不说，眼神里全是同一个意思。
何况我爸是县**办公室的秘书，笔杆子，领导跟前的红人。他要是不同意离婚，我妈连**的门都摸不着。
她忍到我二十岁出嫁，忍到星儿十八岁进厂。
忍到2006年，五十三岁，肝癌晚期，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爸来了一趟。站在病房门口，没进来。
他跟护士说——"她这个情况，还能撑多久？家里实在周转不开。"
我妈在病床上睁着眼，眼泪顺着太阳穴流进枕头里。
她死的那天是个阴天。
我从婆家赶回来，病房已经空了。床单换了新的，窗户大敞着通风。我**东西被塞在一个塑料袋里，搁在护士站的桌角——一双布鞋，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一个装过桃酥的铁皮盒子。
铁盒里有一张纸条。
她的字歪歪扭扭的：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