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侦第一案：白宝山
：一九五八------------------------------------------～～～“本作品为基于真实案件的虚构小说。除已公开的案情事实外，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细节描写均为文学创作，不代表对真实人物的评判。如有与现实人物、事件的雷同，除已知***息外均属巧合。”～～～：每一个罪犯，都曾是母亲怀中的婴儿；但选择，决定了最后的样子。，当啷一声。“是个小子。”，血丝在水面上洇开，像一朵慢慢绽放的花。接生婆的手在哆嗦——不是头一回接生，但头一回在腊月里、没有炉子、没有热水、只有半壶温乎水的条件下接生。，递给炕上那个脸色蜡黄的女人。。，接生婆赶紧又捞回来，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炕上的女人已经没力气说话，只是偏过头，看了一眼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然后就闭上了眼睛。。“生了没有？生了，小子。”接生婆提高嗓门回了一句。，然后是一声闷闷的嗯，接着又是跺脚的声音。腊月的北京石景山，地上冻得裂了口子，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煤烟味和远处首钢高炉的嗡嗡声。。
一九五八年，***的年份，石景山这边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但大杂院里没有**，只有从各家各户飘出来的白菜豆腐味和煤球炉子的呛人烟气。
接生婆姓刘，四十七岁，住在模式口，给这片大杂院接生了不下三十个孩子。她后来跟街坊说起白宝山出生那天的情形，总是说同一句话：“那孩子落地不哭，瞪着眼珠子看我，我活了快五十年，头一回见这样的。”
婴儿不哭，接生婆照着**拍了两下，还是不哭。
她有点慌了，又拍了两下，那婴儿才发出一声短促的、像猫叫一样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了。
“怪了。”刘婆子把孩子放在女人身边，收拾了东西，拿了五毛钱，走了。
她没有多留一分钟。
那时候，北京西边的这片大杂院，冬天冷得像冰窖。院墙是碎砖垒的，门板薄得一脚能踹个窟窿。院子里住着七户人家，三间正房，四间自己搭的棚子，白家占西边那间棚子，不到十五平米。
白宝山的父亲叫白玉山，首钢的搬运工，一天挣一块两毛五。那天下班回来，看到儿子，没笑，也没抱，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句：“又多一张嘴。”
这话不恶毒，是实话。
一九五八年，多一张嘴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
白宝山出生第三天，母亲没有奶水。没有奶粉，买不起，也没有地方买。女人拿小米粥的米汤，用布条蘸了往婴儿嘴里挤。婴儿吮着布条，发出滋滋的声响。隔壁王婶子过来串门，看了一眼，说：“这孩子命硬。”
命硬。
这两个字，后来被无数人用来形容白宝山。
但那个时候，它只是一个大杂院妇女随口说出的、没有任何预兆的话。
白宝山出生第七天，终于哭出了声。
那是一个晚上，风把院门吹得哐当响，婴儿像是被什么惊着了，突然张开嘴，发出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哭声。那哭声在寒冷的夜里传得很远，隔壁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
母亲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嘴里哼着什么。
她后来跟人说起那天晚上的事，说孩子哭的时候，她闻到了一股子腥味，像是血的味道，又像是铁锈的味道。她以为是自己的恶露没干净，后来换了垫布，还是能闻到那股味。
“不是我的血。”她说完这句话，就再也不提了。
这个细节，不知道是真事，还是后来被人添油加醋传出来的。但大杂院的老街坊都这么传，传了几十年，传到后来，连说的人都觉得是真的了。
白宝山满月那天，白玉山喝了两口酒。
他很少喝酒，那天是因为厂里发了半斤肉票，他去买了二两猪头肉，就着喝了二两白干。酒喝到一半，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对女人说：“这破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女人没接话。
“我得想办法多挣点。”白玉山又说。
女人还是没接话。
白宝山在炕上睡着，被那一拍惊醒，但没有哭。他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那根被烟熏黑的房梁。
那一年，大杂院里一共出生了四个孩子。两个是男孩，两个是女孩。白宝山是男孩里的一个，另一个男孩姓赵，住在院子东头的棚子里，后来三岁时得脑膜炎死了。
赵家那孩子死的时候，白宝山的母亲去帮忙，白宝山被放在炕上，一个人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那时候已经能翻身了，翻到炕沿边，差点掉下去，被回来的母亲一把拽住。
“你要是掉下去，摔不死也得摔傻。”母亲说完这句，抱着他哭了。
那是白宝山第一次见母亲哭。
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只是觉得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滴在自己脸上。
白宝山一岁多的时候，白玉山在首钢出了工伤。
一块铁坯从吊车上滑落，砸在他右脚上，粉碎性骨折。厂里给了三十块钱的补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白玉山在家躺了三个月，右脚跛了，再也没能回去上班。
从那时起，白家的日子就彻底不一样了。
白玉山开始喝酒，从一天二两到一天半斤，从半斤到一斤。喝完了就**。打女人，也打孩子。白宝山那时候还不到两岁，被打得从炕上滚下去，额头磕在炕沿上，留下一道疤。
那道疤，他带了一辈子。
一九六零年，白宝山两岁。
那年冬天，大杂院里**了人。
不是白家的人，是院子最里面那户，姓孙。孙家老头头天晚上还蹲在门口抽旱烟，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的，皮包骨头，眼睛闭不上。
白宝山的母亲抱着他去看了孙老头的遗体，街坊们都去了。白宝山被抱到遗体跟前，他没害怕，也没哭，就那么直直地盯着看。
旁边有人小声说：“这孩子眼神不对。”
没人追问哪里不对。
那个年月，人和人之间的事太多，没人在意一个两岁孩子看死人的眼神。
白宝山三岁那年，白玉山死了。
不是**的，是喝死的。头天晚上喝了整整一瓶白干，第二天早上女人叫他吃饭，发现他已经硬了。
大杂院里帮忙办了丧事，一副薄棺，埋在石景山后面的野地里。没有墓碑，没有仪式，几个工友抬过去，挖了个坑，埋了。
白宝山站在母亲身边，看着那口薄棺材被黄土一点一点盖住。
他后来对任何人提起父亲，只有一句话：“我不记得他了。”
不记得，是真的。
三岁的孩子，能记住的东西太少。但有些东西不是靠记忆留下的，是烙在骨头里的——比如贫穷的味道，比如饥饿的感觉，比如一个跛脚男人喝醉酒后挥拳的阴影。
白玉山死后，母亲改嫁了。
白宝山被送到姥姥家。
姥姥家在石景山另一片大杂院里，比白家的那个还破。姥姥是个瘦小的女人，六十多岁，背驼得厉害，走路的时候整个人像一把弯弓。
白宝山到姥姥家的第一天，姥姥给他煮了一碗面。
面里放了一个鸡蛋。
那是白宝山记忆里第一个清晰画面——一碗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还是溏心的，他用筷子一戳，黄澄澄的蛋液流出来，浸进面条里。
他后来在审讯中回忆过这个画面。
办案的**后来跟同事说起这件事，说白宝山描述那碗面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
那是整本卷宗里，白宝山唯一一次笑。
那年，他三岁。
那碗面，是他记得的、为数不多的、温热的东西。
一九五八年，***的年份，石景山这边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但大杂院里没有**，只有从各家各户飘出来的白菜豆腐味和煤球炉子的呛人烟气。
接生婆姓刘，四十七岁，住在模式口，给这片大杂院接生了不下三十个孩子。她后来跟街坊说起白宝山出生那天的情形，总是说同一句话：“那孩子落地不哭，瞪着眼珠子看我，我活了快五十年，头一回见这样的。”
婴儿不哭，接生婆照着**拍了两下，还是不哭。
她有点慌了，又拍了两下，那婴儿才发出一声短促的、像猫叫一样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了。
“怪了。”刘婆子把孩子放在女人身边，收拾了东西，拿了五毛钱，走了。
她没有多留一分钟。
那时候，北京西边的这片大杂院，冬天冷得像冰窖。院墙是碎砖垒的，门板薄得一脚能踹个窟窿。院子里住着七户人家，三间正房，四间自己搭的棚子，白家占西边那间棚子，不到十五平米。
白宝山的父亲叫白玉山，首钢的搬运工，一天挣一块两毛五。那天下班回来，看到儿子，没笑，也没抱，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句：“又多一张嘴。”
这话不恶毒，是实话。
一九五八年，多一张嘴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
白宝山出生第三天，母亲没有奶水。没有奶粉，买不起，也没有地方买。女人拿小米粥的米汤，用布条蘸了往婴儿嘴里挤。婴儿吮着布条，发出滋滋的声响。隔壁王婶子过来串门，看了一眼，说：“这孩子命硬。”
命硬。
这两个字，后来被无数人用来形容白宝山。
但那个时候，它只是一个大杂院妇女随口说出的、没有任何预兆的话。
白宝山出生第七天，终于哭出了声。
那是一个晚上，风把院门吹得哐当响，婴儿像是被什么惊着了，突然张开嘴，发出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哭声。那哭声在寒冷的夜里传得很远，隔壁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
母亲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嘴里哼着什么。
她后来跟人说起那天晚上的事，说孩子哭的时候，她闻到了一股子腥味，像是血的味道，又像是铁锈的味道。她以为是自己的恶露没干净，后来换了垫布，还是能闻到那股味。
“不是我的血。”她说完这句话，就再也不提了。
这个细节，不知道是真事，还是后来被人添油加醋传出来的。但大杂院的老街坊都这么传，传了几十年，传到后来，连说的人都觉得是真的了。
白宝山满月那天，白玉山喝了两口酒。
他很少喝酒，那天是因为厂里发了半斤肉票，他去买了二两猪头肉，就着喝了二两白干。酒喝到一半，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对女人说：“这破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女人没接话。
“我得想办法多挣点。”白玉山又说。
女人还是没接话。
白宝山在炕上睡着，被那一拍惊醒，但没有哭。他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那根被烟熏黑的房梁。
那一年，大杂院里一共出生了四个孩子。两个是男孩，两个是女孩。白宝山是男孩里的一个，另一个男孩姓赵，住在院子东头的棚子里，后来三岁时得脑膜炎死了。
赵家那孩子死的时候，白宝山的母亲去帮忙，白宝山被放在炕上，一个人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那时候已经能翻身了，翻到炕沿边，差点掉下去，被回来的母亲一把拽住。
“你要是掉下去，摔不死也得摔傻。”母亲说完这句，抱着他哭了。
那是白宝山第一次见母亲哭。
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只是觉得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滴在自己脸上。
白宝山一岁多的时候，白玉山在首钢出了工伤。
一块铁坯从吊车上滑落，砸在他右脚上，粉碎性骨折。厂里给了三十块钱的补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白玉山在家躺了三个月，右脚跛了，再也没能回去上班。
从那时起，白家的日子就彻底不一样了。
白玉山开始喝酒，从一天二两到一天半斤，从半斤到一斤。喝完了就**。打女人，也打孩子。白宝山那时候还不到两岁，被打得从炕上滚下去，额头磕在炕沿上，留下一道疤。
那道疤，他带了一辈子。
一九六零年，白宝山两岁。
那年冬天，大杂院里**了人。
不是白家的人，是院子最里面那户，姓孙。孙家老头头天晚上还蹲在门口抽旱烟，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的，皮包骨头，眼睛闭不上。
白宝山的母亲抱着他去看了孙老头的遗体，街坊们都去了。白宝山被抱到遗体跟前，他没害怕，也没哭，就那么直直地盯着看。
旁边有人小声说：“这孩子眼神不对。”
没人追问哪里不对。
那个年月，人和人之间的事太多，没人在意一个两岁孩子看死人的眼神。
白宝山三岁那年，白玉山死了。
不是**的，是喝死的。头天晚上喝了整整一瓶白干，第二天早上女人叫他吃饭，发现他已经硬了。
大杂院里帮忙办了丧事，一副薄棺，埋在石景山后面的野地里。没有墓碑，没有仪式，几个工友抬过去，挖了个坑，埋了。
白宝山站在母亲身边，看着那口薄棺材被黄土一点一点盖住。
他后来对任何人提起父亲，只有一句话：“我不记得他了。”
不记得，是真的。
三岁的孩子，能记住的东西太少。但有些东西不是靠记忆留下的，是烙在骨头里的——比如贫穷的味道，比如饥饿的感觉，比如一个跛脚男人喝醉酒后挥拳的阴影。
白玉山死后，母亲改嫁了。
白宝山被送到姥姥家。
姥姥家在石景山另一片大杂院里，比白家的那个还破。姥姥是个瘦小的女人，六十多岁，背驼得厉害，走路的时候整个人像一把弯弓。
白宝山到姥姥家的第一天，姥姥给他煮了一碗面。
面里放了一个鸡蛋。
那是白宝山记忆里第一个清晰画面——一碗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还是溏心的，他用筷子一戳，黄澄澄的蛋液流出来，浸进面条里。
他后来在审讯中回忆过这个画面。
办案的**后来跟同事说起这件事，说白宝山描述那碗面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
那是整本卷宗里，白宝山唯一一次笑。
那年，他三岁。
那碗面，是他记得的、为数不多的、温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