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起来的孩子
。我看着稿纸上那五个字——“余店村记事”，忽然觉得这个名字没意思。我把它划掉，重新写了一行：
《跳起来的孩子》。
然后我又划掉了。太直白，不好。我又写了一行：
《九百七十六》。
看着这三个字，我觉得差不多了。一个孩子给父母标价的数字，又怎么可能被写在纸上呢。但这就是我要写的东西。我来余店是为了写傩戏，但我发现最古老的戏剧不在舞台上，在这栋破砖楼的三楼，在一个孩子的四面墙上。
那天晚上，楼上没有再响。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四面墙。正字、月亮、路费。一个孩子把所有的等待都刻在了墙壁上，而我在楼下抱怨噪音太大。
第二天一早，周家婆端着一碗热干面来敲我的门。她说早上做多了，顺便给我端一碗。面是挂面，放了酱油和自己腌的萝卜丁，还有一个荷包蛋。荷包蛋煎得很漂亮，边缘焦黄，蛋黄还是溏心的。在这个每顿饭都算计着过的家里，一个荷包蛋是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
我说周家婆你不用这么客气。她说没啥子，就是顺便。说完就上楼了，背影瘦瘦小小的，那件红棉袄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
我端着那碗面，站在门口，看见楼梯拐角处探出半个小脑袋。小波蹲在楼梯上，抱着他的布老虎，从扶手的缝隙里偷偷看我。我冲他招招手，他缩回去了。我把面放在桌上，从抽屉里翻出半包大白兔奶糖——那是我从县城带回来的，自己都舍不得吃——抽出两颗，走上楼梯放在他面前。他看了看糖，又看了看我，没有拿。
“给你的。”我说。
他没动。
我转身下楼，走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那两颗糖已经不见了。他剥糖纸的动作很轻，但在空荡荡的楼道里还是被我听见了——塑料纸摩擦的沙沙声，像一只小老鼠在啃东西。
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往三楼跑。有时候带几颗糖，有时候带两个橘子，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上去坐坐。周家婆在的时候我会跟她聊聊天，她不在的时候小波会给我看他画的墙。他不爱说话，但会用手指给我看——这个是爸爸走的那天画的，这个是妈妈打电话来的那天画的，这个是下大雨那天画的，那天他不能出去跳，就在屋里哭了很久。
他说话的方式很特别，断断续续的，每句话之间隔很久，像是在脑子里反复排练才敢说出来。他告诉我，**爸叫周建国，妈妈叫李秀梅，去广东两年了。爸爸说过年就回来，可是过了两个年都没回来。妈妈打电话说厂里忙，请不到假。他问奶奶，广东有多远，奶奶说坐车要一天一夜。他就开始攒钱，把奶奶给他的硬币塞在一个铁盒子里，埋在院子里的老槐树底下。他说等攒够了九百七十六，就去县城汽车站买票，自己去广东找爸妈。
“你知道广东在哪吗？”我问他。
他想了想，指了指窗户外面：“那边。”
那是西边。广东在东边。但我没有纠正他，因为方向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广东是一个概念，一个父母所在的地方，就像天堂一样，你知道它存在，但你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去。
十二月初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在屋里赶稿，楼上又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我已经习惯了，甚至能在那个节奏里找到一种奇怪的安心感——声音还在响，说明那个孩子还在跳，还没有放弃。但那天不一样，声音响了十几下之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重，然后是周家婆尖锐的叫声。
我扔下笔冲上三楼，门没锁，推门进去就看见小波趴在地上，额头上磕了一道口子，血顺着眉毛往下淌。他跳的时候撞到了墙角的缝纫机，铁质的机头正好磕在额角上。周家婆慌得手直抖，用一条毛巾捂着他的伤口，毛巾很快就洇红了。
“小陈同志，你帮我看一下，我去叫医生——”她的声音在发抖，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说别急，一把抱起小波就往楼下跑。他比我想象的轻得多，七八岁的男孩，抱在怀里像一捆干柴，肋骨一根一根硌着我的手。镇上的卫生所在国道另一头，我抱着他跑了大概十分钟，他的血
《跳起来的孩子》。
然后我又划掉了。太直白，不好。我又写了一行：
《九百七十六》。
看着这三个字，我觉得差不多了。一个孩子给父母标价的数字，又怎么可能被写在纸上呢。但这就是我要写的东西。我来余店是为了写傩戏，但我发现最古老的戏剧不在舞台上，在这栋破砖楼的三楼，在一个孩子的四面墙上。
那天晚上，楼上没有再响。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四面墙。正字、月亮、路费。一个孩子把所有的等待都刻在了墙壁上，而我在楼下抱怨噪音太大。
第二天一早，周家婆端着一碗热干面来敲我的门。她说早上做多了，顺便给我端一碗。面是挂面，放了酱油和自己腌的萝卜丁，还有一个荷包蛋。荷包蛋煎得很漂亮，边缘焦黄，蛋黄还是溏心的。在这个每顿饭都算计着过的家里，一个荷包蛋是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
我说周家婆你不用这么客气。她说没啥子，就是顺便。说完就上楼了，背影瘦瘦小小的，那件红棉袄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
我端着那碗面，站在门口，看见楼梯拐角处探出半个小脑袋。小波蹲在楼梯上，抱着他的布老虎，从扶手的缝隙里偷偷看我。我冲他招招手，他缩回去了。我把面放在桌上，从抽屉里翻出半包大白兔奶糖——那是我从县城带回来的，自己都舍不得吃——抽出两颗，走上楼梯放在他面前。他看了看糖，又看了看我，没有拿。
“给你的。”我说。
他没动。
我转身下楼，走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那两颗糖已经不见了。他剥糖纸的动作很轻，但在空荡荡的楼道里还是被我听见了——塑料纸摩擦的沙沙声，像一只小老鼠在啃东西。
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往三楼跑。有时候带几颗糖，有时候带两个橘子，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上去坐坐。周家婆在的时候我会跟她聊聊天，她不在的时候小波会给我看他画的墙。他不爱说话，但会用手指给我看——这个是爸爸走的那天画的，这个是妈妈打电话来的那天画的，这个是下大雨那天画的，那天他不能出去跳，就在屋里哭了很久。
他说话的方式很特别，断断续续的，每句话之间隔很久，像是在脑子里反复排练才敢说出来。他告诉我，**爸叫周建国，妈妈叫李秀梅，去广东两年了。爸爸说过年就回来，可是过了两个年都没回来。妈妈打电话说厂里忙，请不到假。他问奶奶，广东有多远，奶奶说坐车要一天一夜。他就开始攒钱，把奶奶给他的硬币塞在一个铁盒子里，埋在院子里的老槐树底下。他说等攒够了九百七十六，就去县城汽车站买票，自己去广东找爸妈。
“你知道广东在哪吗？”我问他。
他想了想，指了指窗户外面：“那边。”
那是西边。广东在东边。但我没有纠正他，因为方向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广东是一个概念，一个父母所在的地方，就像天堂一样，你知道它存在，但你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去。
十二月初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在屋里赶稿，楼上又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我已经习惯了，甚至能在那个节奏里找到一种奇怪的安心感——声音还在响，说明那个孩子还在跳，还没有放弃。但那天不一样，声音响了十几下之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重，然后是周家婆尖锐的叫声。
我扔下笔冲上三楼，门没锁，推门进去就看见小波趴在地上，额头上磕了一道口子，血顺着眉毛往下淌。他跳的时候撞到了墙角的缝纫机，铁质的机头正好磕在额角上。周家婆慌得手直抖，用一条毛巾捂着他的伤口，毛巾很快就洇红了。
“小陈同志，你帮我看一下，我去叫医生——”她的声音在发抖，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说别急，一把抱起小波就往楼下跑。他比我想象的轻得多，七八岁的男孩，抱在怀里像一捆干柴，肋骨一根一根硌着我的手。镇上的卫生所在国道另一头，我抱着他跑了大概十分钟，他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