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已经比较清晰了。”
电话开了免提。李律师的话像冰水一样浇灌在死寂的客厅里。父亲瘫坐在那片碎瓷曾经存在的地板上，背靠着沙发，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他嘴唇翕动，像离水的鱼，反复念叨着：“艳兰骗我……她骗我……彤彤她……怎么会……那些照片，那些笑……”
母亲挂断了电话。她将那些打印出来的流水、报表、李律师的初步分析记录，一张张整理好，放进一个崭新的文件袋里。然后，她走到父亲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她的脸上没有泪，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彻底心死后的冰冷与决绝。
“朱国平，”她叫他的名字，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两条路。一，你去自首，主动交代，配合追回赃款。二，我拿着这些，去****离婚，同时向经侦举报你挪用**。你选。”
父亲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试图去抓母亲的裤脚，手伸到一半又无力地垂下。他仰着脸，看着母亲，眼神里是巨大的恐慌和哀求，但母亲的眼神像结了冰的湖面，映不出任何倒影。他瘫软下去，额头抵着冰冷的地砖，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绝望的呜咽：“艳兰骗我……彤彤她……她毁了……我也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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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抖着手，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那个存为“艳兰”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永远***移动**机械而甜美的声音：“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他试微信，发现已被拉黑。试邮件，石沉大海。那个在视频里温婉、在照片里精致、在他描述中楚楚可怜需要帮助的女人，连同她那个“乖巧内向”的女儿，像阳光下的露水一样，蒸发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吸干了血的钱包和一堆足以致命的麻烦。
公司董事会是在第二天上午九点整发来通知的。父亲被要求立即暂停一切职务，配合内部审计小组的调查。通知邮件抄送给了所有高管和主要股东，措辞冰冷公事公办。家里的座机开始响个不停，有公司元老语气焦急的询问，有合作伙伴试探的“关心”，也有陌生号码打进来，接通后只有沉默，或者一声意义不明的冷笑。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敢接电话，也不敢看手机。门缝底下，能看见他缩在椅子上的影子，一动不动，像一尊迅速风干的泥塑。
我需要做点什么，来抵抗那种席卷全身的冰冷和无力。我开始疯狂地收拾家里，仿佛把一切擦得锃亮就能擦掉这场荒唐。在清理我大学时期旧物箱时，一个印着“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文件夹掉了出来。我下意识翻开，里面是些活动照片和结对帮扶记录。翻到某一页时，我的手指僵住了。
那是一份“边远地区艺术特长学生助学计划”的结对卡。我的名字旁边，贴着一张受助学生的资料照片。照片为了保护隐私，眼睛部分打了马赛克。可那下巴的弧度，那披肩的长发，那微微侧头的姿势——即使模糊了眉眼，我也能认出来，那是朱彤。是加密相册里那个穿着羊绒衫、**奢华的少女。
结对卡下方，需要填写受助学生家庭情况、所需帮助内容。那一栏，用娟秀的字体写着：“父亡，母病，家境贫寒，但极具绘画天赋，渴望继续学业。” 所需帮助：每年学费及材料费约两万元。紧急***电话，是一个国内的手机号码。
我的呼吸骤然停止。时间线在我脑子里疯狂倒带。大二那年，父亲“偶然”提起，说他一个朋友在做公益，有个项目很好，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就当社会实践。他还“热心”地提供了****和项目资料。我当时还觉得父亲有爱心，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用自己的压岁钱和零花钱，加上父亲“补贴”的一部分，“资助”了这个“贫困艺术生”两年，直到对方“家境好转，不再需要帮助”。
原来是这样。
原来从我这里流出去的钱，带着我的善意和青春的热忱，也成了喂养那个谎言的一部分。他用我的手，给他的私生女，镀上了一层“慈善”、“帮扶”的金边，让那笔肮脏的抚养费，看起来干净了些，体面了些。我像个可笑的提线木偶，在不知情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