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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峰出事那天，我在公司开会。

电话是**打来的，说在城东立交桥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肇事车辆的车主是陈绍峰，伤亡情况需要家属前往确认。

我当时坐在会议室最里面的位置，听完电话，跟同事说了一声“失陪”，拿上包就走了。

没哭，也没慌。

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平静，后来想了很久，大概是因为，那八个月里，我已经把最坏的结果在心里演练过太多遍了。

到了医院，大夫说人没救过来，颅内出血，送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我签了字，办了手续，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脑子里一片空白。

直到护士把他的遗物交给我，一个黑色的手提包，一串车钥匙，一部手机，还有一个牛皮信封。

牛皮信封上什么都没写，封口用胶水封得很严实。

我把信封揣进包里，没有当场打开。

晚上回到家，晓夏还在学校，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信封拆开。

里面是一叠单据。

储物间的租赁合同，还有一张手写的纸条，字迹是陈绍峰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我不在了。念念，对不起，有些事我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钥匙在第二十四个盲盒里，等你准备好了，自己去看。

我把那张纸条看了很久，折起来，放回信封，压在抽屉最底下。

然后去学校把晓夏接了回来。

晓夏听到这里，整个人愣住了：“妈，你是说……爸爸知道自己会出事？”

“不是，”我摇头，“他不知道自己会出事。”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早晚要说清楚，”我说，“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用这种方式拖着。”

晓夏沉默了很久，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那他订那二十四个盲盒……”

“是补偿，”我说，“也是拖延。”

“他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所有亏欠的都还回来，”我看着她，“但他没想好，怎么把那把钥匙的事，跟其他的事放在一起交代。”

“所以他把钥匙放在第二十四个盲盒里，”晓夏慢慢说，“给你留了足够长的时间缓冲？”

“也给他自己留了足够长的时间逃避，”我说。

晓夏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知道她在消化。

这个年纪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心目中的父亲不是原来的样子，需要时间。

我也需要时间，只不过我的时间，已经在那八个月里，悄悄用完了。

“妈，”晓夏抬起头，声音很稳，稳得让我有点意外，“咱们什么时候去开那扇门？”

我看了她一眼。

“你想去？”

“我想知道真相，”她说，“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知道。”

我点了点头：“那就明天。”

晓夏应了一声，站起身去厨房倒水，背对着我，肩膀却轻轻抖了一下。

我没有去安慰她。

有些事，哭出来比憋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