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筒拆除倒计时，我给28年前的奶奶寄了12封信
天后，4月7日，老街拆迁工程正式动工，这只立了二十八年的邮筒，就要被拆毁拉走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怀里的遗物箱里，放着我早就准备好的信纸和钢笔。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借着巷口路灯昏黄的光，蹲在邮筒旁，一笔一划地在信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想回到1998年4月5日，看看奶奶退休的那天。
不算标点，整整22个字。
我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在收信人一栏写下“陈桂兰”，地址是1998年的老街邮政所，然后站起身，掀开了邮筒那扇锈迹斑斑的投递口。
午夜12点的钟声，刚好从巷口的老钟表店传了过来。
信件顺着投递口滑进去，发出一声轻微的“啪嗒”响。就在那一瞬间，一阵裹挟着浓郁槐花香的风猛地从邮筒里卷了出来，裹着我整个人天旋地转，耳边的雨声、钟声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声，还有街边大喇叭里放着的《相约一九九八》。
强烈的眩晕感褪去，我踉跄着站稳，猛地睁开眼。
眼前不是雨夜的老街，不是斑驳的拆迁标语，而是亮堂堂的春日午后，满街的梧桐树抽着新芽，槐花的香气漫了整条巷子，穿着的确良衬衫的路人骑着凤凰自行车擦肩而过，街边的供销社门口，摆着大大的健力宝广告牌。
我的目光死死地钉在不远处。
那只崭新的、墨绿色的邮筒旁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笔挺的邮政制服，胸前别着工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鬓角有几缕碎发，正抬手轻轻摩挲着邮筒的外壁，眼里满是不舍，又带着点退休的释然。
那张脸，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认错。
是我的奶奶，陈桂兰。
不是照片里满脸皱纹的老人，是50岁的、正值盛年的、活生生的奶奶。
我的呼吸瞬间停了，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张嘴想喊一声“奶奶”，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就在我往前迈了一步，想要朝她跑过去的时候，手腕上的电子表突然发出了一阵急促的震动。
22分钟到了。
和信纸上的字数，分毫不差。
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再次袭来，槐花香、自行车铃铛声、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怀里的遗物箱里，放着我早就准备好的信纸和钢笔。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借着巷口路灯昏黄的光，蹲在邮筒旁，一笔一划地在信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想回到1998年4月5日，看看奶奶退休的那天。
不算标点，整整22个字。
我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在收信人一栏写下“陈桂兰”，地址是1998年的老街邮政所，然后站起身，掀开了邮筒那扇锈迹斑斑的投递口。
午夜12点的钟声，刚好从巷口的老钟表店传了过来。
信件顺着投递口滑进去，发出一声轻微的“啪嗒”响。就在那一瞬间，一阵裹挟着浓郁槐花香的风猛地从邮筒里卷了出来，裹着我整个人天旋地转，耳边的雨声、钟声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声，还有街边大喇叭里放着的《相约一九九八》。
强烈的眩晕感褪去，我踉跄着站稳，猛地睁开眼。
眼前不是雨夜的老街，不是斑驳的拆迁标语，而是亮堂堂的春日午后，满街的梧桐树抽着新芽，槐花的香气漫了整条巷子，穿着的确良衬衫的路人骑着凤凰自行车擦肩而过，街边的供销社门口，摆着大大的健力宝广告牌。
我的目光死死地钉在不远处。
那只崭新的、墨绿色的邮筒旁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笔挺的邮政制服，胸前别着工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鬓角有几缕碎发，正抬手轻轻摩挲着邮筒的外壁，眼里满是不舍，又带着点退休的释然。
那张脸，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认错。
是我的奶奶，陈桂兰。
不是照片里满脸皱纹的老人，是50岁的、正值盛年的、活生生的奶奶。
我的呼吸瞬间停了，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张嘴想喊一声“奶奶”，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就在我往前迈了一步，想要朝她跑过去的时候，手腕上的电子表突然发出了一阵急促的震动。
22分钟到了。
和信纸上的字数，分毫不差。
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再次袭来，槐花香、自行车铃铛声、